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翟国强:中国语境下的“宪法实施”:一项概念史的考察

更新时间:2018-03-23 01:53:16
作者: 翟国强  
湖南、浙江等地纷纷起草、制定省宪,许多省的宪法文本都规定了宪法实施的内容。在民国时期,浙江省宪法会议决议在制定省宪的同时通过了《浙江省宪法施行法》。[25]根据当时学者的解释,之所以要制定宪法实施程序法,是因为宪法并非中国旧制固有,因此需要除旧立新,不仅仅制定宪法,而且要将宪法在旧制度基础上贯彻落实。在省宪运动过程中,之所以有宪法实施的配套规定,其背后的宪法原理是:“吾国创制省宪,系图国家根本改造,并非承袭旧法而来,故省宪草案与现时政制,有许多抵触之处。欲免除此种抵触,自当废除旧政制,建设新政制。至旧制如何废除,新制如何建设,其间自不能无先后缓急之别,此即所谓省宪施行问题也。依立法通例,当新旧过渡时,必有一种施行法为枢纽,方能收逐渐蜕化之效。故省宪施行法,与宪法有锁钥的关系,浙江省宪草案于本法之外另订省宪施行法,湘宪于本法附则中附带规定之,虽形式不同,而效用则一也。”[26]

   在变法思维主导的宪法观念下,与上述文件类似的宪法性规定还有1946年“国民大会”通过的《宪法实施之准备程序》。这是自近代以来第一部专门以“宪法实施”为题的宪法性文件。民国时期经历了数次的宪法制定活动,也曾出现了许多宪法性文件,伴随着这些政治事件同时发生的就是社会各界对所谓实施宪法的热烈讨论。特别是国民党之外的其他政治团体积极充当了“非主流”角色,参与宪法问题的讨论,使得“宪法实施”概念的含义逐渐被注入了立宪主义的价值原理。张知本的看法代表了当时的一种通行宪法观念:“宪法如何才能实施呢?一是政府守法,二是人民守法。政府守法是在义务方面,承认并且尊重人民的权利,不随便滥用政府的权力去干涉人民的权利。”[27]

   无论是省宪运动还是全国范围内的宪政运动中,一个基本的思路是:先设计宪法制度,然后再加以实施,以期改变制度的事实。这种变法思维主导下的宪法实施概念也是民国时期社会各界的一种普遍看法。[28]在上述变法思维下,宪法实施的理念又可以分为两种:目的论的宪法实施和过程论的宪法实施。目的论的宪法实施代表有梁启超、孙中山,他们认为宪法是西方舶来品,当时中国社会尚不具备实施宪政的条件,需等到条件成熟后才能实施宪政。因此主张首先要实行“开明专制”[29]或者“训政”[30],这是实施宪政的必经阶段。[31]而过程论的宪法实施论则认为,实施宪法是“一个生活的过程,绝不是一个死的概念”。[32]代表人物有胡适、张佛泉。胡适提出了著名的“幼稚园”宪政论。基于实验主义的立场,他认为宪政不过是幼稚园的政治,只不过是一种过程,能做一分是一分,“不妨从幼稚园做起,逐渐升学上去”。[33]虽然在是否按照不同阶段推进宪法实施的立场上有所不同,但是上述两种观点都将人民的宪法观念作为宪法实施的一个重要条件,更加重视宪法实施的外部社会背景。[34]

   在制宪活动频频发生的语境下,所谓“宪法实施”与“制定宪法”、“实施宪政”同义。在这种语境下,没有所谓的“宪法政治”与“日常政治”的区分,宪法制定和宪法实施共同存在于一个长期延续的“宪法时刻”中。其中,各种思想家和知识分子也都认识到,现代宪法是舶来品,如果没有社会观念作为支撑就无法实施宪政。因此,许多知识分子意识到,宪法实施不能仅仅依靠制定宪法文本,就可以万事大吉了,而是需要人民宪法观念的发展孕育加以配合,才能实现宪法秩序。[35]与此相应,上述这种变法思维主导的宪法实施理念就是:强调宪法制度变革的政治动力。在变法思维的引导下,民国时期宪法学认为,宪法实施需要考虑其背后的政治事实关系,“不得不采用政治手段”。[36]当时的一种典型观点认为,“宪法之善否,是法律问题;宪法能否实施,是政治问题。讨论宪法,固以法律论为基本;讨论宪法施行法,则完全以政治论事实论为基本矣。若不辨别上述种种关系,手抱一部形式美观之宪法,亦不过等于把玩美术画品,仅资悦目而已。”[37]

   那么,宪法实施的动力究竟在哪里?张君劢的观念代表了当时宪法学者的一种普遍看法,“要知宪法的实施,并不是法律的问题,而是政治的问题,所以更须全国贤达,运用政治家的手腕,以期渡过难关,共负此重大责任,而早达康庄,共谋福利。”[38]具体而言,就是动员社会各界力量,调动人民大众的积极性,提高人民的宪法观念。[39]宪法实施需要依赖政治力量为后盾,特别是依靠一般人民大众作为后盾,通过提高权利意识和宪法观念,进而实施宪法。无论从社会观念还是制度实践来看,成文宪法对当时的中国而言,都是一种外来之物。在知识文化水平普遍落后,一般民众不知宪法为何物的时代,宪法学者普遍认为要实施宪法,必须得到一般民众的认同。当时的代表性学说认为:“如何方能使宪政的实施有一个永久的保障呢?首先就是要有民众来做后盾,就是要使民众明了宪政的意义与价值,因为人民明了了宪法是他们自由权利的保障之后,然后才能引起他们对宪政的需要,起而爱护宪法,进而保障宪法,然后宪政的基础方能稳固而久远。”[40]上述宪法实施要依靠人民大众的观念对此后中国的宪法观念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近代以来的中国主流宪法学说一直非常重视提高民众的宪法观念在宪法实施中的重要作用。

  

四、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宪法实施”

  

   1949年以后,中国共产党宣布全面废除“六法全书”,包括废除“伪宪法”和“伪法统”,并试图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建立新的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为了构建新的法学理论体系,国家专门成立了“新法学研究会”和“新法学研究院”。[41]但是,民国时期的宪法学说被新中国宪法学进行了部分的继受、改造和发展。在这种背景下,民国时期的宪法学概念体系仍然具有延续的生命力,对新中国宪法学基本范畴的确立提供了有益的理论支持。[42]

   此外,作为社会主义宪法的一个支流,马克思主义宪法学说也是影响中国宪法观念的一个重要理论来源。但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法学理论中并没有宪法实施方面的内容,甚至也没有系统的宪法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宪法的论著更多的是对资产阶级宪法的批判,至于社会主义阶段如何制定宪法、实施宪法,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详细论及。根据苏联版本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宪法实施这个概念体现的也是一种变法思维。因为,“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像任何阶级一样,要通过改变所有制和实行新宪法来掌握和保持政权,巩固政权。”[43]在打破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的政治目标指引下,“宪法实施”概念所潜含的自然也是一种变法思维。这种变法思维暗合了中国自近代以来的“宪法实施”概念。中国共产党在参与民国时期宪法活动和构建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继受了民国时期的宪法理论,同时结合了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国家法学说,逐步发展形成了主流的宪法概念体系。这种法学体系中,民国宪法学说和苏联式的国家法学说是其中最重要的两个理论脉络。

   (一)政治化的“宪法实施”

   在与国民党进行非武装的政治斗争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开始逐渐重视宪法问题的研究和思考。中国共产党开始关注宪法理论问题是从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革命根据地开始的。1939年11月,在全国人民要求民主自由以利团结抗战的形势下,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宣布,将于1940年11月召开国民大会,实行宪政。在此背景下,国民党主动开启社会各界参与宪法问题讨论。为了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促使新民主主义宪政的实现,全国各地纷纷成立宪政促进会。在上述背景下,中共中央在1940年10月2日发出指示,“要求立刻实行民主政治,召集真正民选的全权的国民大会,实施宪政”,中共党员应“积极参加国民参政会宪政期成会的各种宪政运动”。国民党六中全会决议公布后,中共中央在12月1日关于推进宪政运动的第二次指示中提出,应“积极的主动的参加与领导这一宪政运动,使之成为发动广大民众,实现民主政治的有力的群众运动”。此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认真地思考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宪法理论。1945年11月,中国共产党在边区政府成立了宪法研究会,主要任务是批判国民党的宪法草案和国民党的“伪宪政”。[44]宪法研究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开始重视理论联系实践,试图通过理论研究为合法政治斗争提供理论支持。

   当时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掌握一定武装力量的反对党,对宪法问题的思考主要是批判性的。其中,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魅力型领导人,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宪法的发展影响深远。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代表大会以后,毛泽东成为中国共产党内的理论权威。延安时期,斯大林的宪法观念曾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接受的权威观念。[45]1〕940年2月20日,在中国共产党主导下,召开了由1000多人参加的“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成立大会,毛泽东发表了重要演讲《新民主主义宪政》。在这篇著名的演讲中,毛泽东提出了那个至今仍具有深远影响力的宪法概念。即,“世界上历来的宪政,不论是英国、法国、美国,或者是苏联,都是在革命成功有了民主事实之后,颁布一个根本大法,去承认它,这就是宪法。中国则不然。中国是革命尚未成功,国内除我们边区等地而外,尚无民主政治的事实。中国现在的事实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治,即使颁布一种好宪法,也必然被封建势力所阻挠,被顽固分子所障碍,要想顺畅实行,是不可能的。”[46]由于早期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特殊关系,苏联宪法观念特别是斯大林有关苏联宪法草案的讲话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较大。1936年,斯大林对当时的苏联宪法草案曾指出,宪法只能承认事实,不能搞纲领。[47]而毛泽东在《新民民主主义宪政》一文中对宪法的认识,显然与斯大林的观点相一致。斯大林认为,宪法是“对民主事实的确认”[48],其中并未包括对未来的规划,何谈“宪法实施”?在这种理念下,政治决断高于宪法,宪法只是对政治的确认。这种确认型的宪法概念曾经被中国共产党接受。

   后来,伴随着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实力对比关系的变化,如何建立新的宪法体制成为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后的首要任务。但是,上述确认式的宪法概念与建立社会主义新的宪法秩序和改变旧法统之间存在张力。因此,中国共产党批判性地发展了斯大林的宪法概念,认为宪法不仅是对事实的确认,同时也是纲领,是对未来的规划。在主导新中国宪法起草过程中,毛泽东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宪法的理解发生了关键性的转变。在1954年宪法起草时,毛泽东认为宪法不仅仅是对事实的确认,同时也具有“纲领性”[49]。他说:“1918年,苏维埃俄罗斯宪法就有纲领性的。胡乔木称赞斯大林,我就赞成列宁。我们这个宪法有两部分,就是纲领性的,国家机构那些部分是事实,有些东西是将来的(纲领性内容),比如三大改造。”[50]此外,刘少奇在宪法草案报告中也指出:“宪法不去描画将来在社会主义社会完全建成以后的状况,但是为了反映现在的真实状况,就必须反映正在现实生活中发生着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所趋向的目标。如果不指明这个目标,现实生活中的许多事情就不可理解。我们的宪法所以有一部分条文带有纲领性,就是因为这个原故。”[51]在上述对苏联斯大林版本宪法概念的反思的基础上,宪法实施的概念在逻辑上具有其存在的理论空间。宪法实施具有了面向未来的政治变革与法秩序构建的功能,在这种理论延长线上,才有了毛泽东有关“实行宪法”的论述。

由于受到政治确认型宪法概念的影响,主流观念中仍将“宪法实施”理解为一种政治过程。在这种思路下,宪法规范只是更宏大的政治系统运作的一个环节,实施宪法是实现政治目标的一种手段。在此过程中,需要贯彻实施的不仅仅是宪法规范,也包括政治的价值理念和规范,如政治目标、党章党纪等。这种政治化实施的思路是将宪法实施置于一个更长的历史维度和更宏观的社会背景下来统筹安排。换言之,宪法是以一种附带在政治目标的实现中来贯彻落实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09000.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