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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庆刚:十年来“大跃进”研究若干问题综述

更新时间:2006-08-31 22:46:13
作者: 李庆刚  

  

  [关键词]“大跃进”;研究综述;1995年以来

  

  作为一个时期和社会运动的“大跃进”,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中的一个热点。1995年,谢春涛发表的《“大跃进”运动研究述评》一文,就学术界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对“大跃进”运动的研究情况,作了综述。[1]本文拟就1995年以来学术界有关“大跃进”研究的新的学术观点作一综述。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文章篇幅及本人视野所限,本文涉及和参考的主要是研究“大跃进”的有关学术论文(包括一些概括性的资料综述和回忆,以国内学者发表的文章为主)的观点,不包括有关著作中涉及“大跃进”的相关内容。有的学者在1999年发表的文章中,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跃进”研究的若干问题进行了述评,主要讨论了五个方面的问题:“大跃进”的提出:“大跃进”发动的原因:“大跃进”运动失败的原因:“大跃进”运动的后果:“大跃进”运动中的教训与启示。[2]1995年以来对“大跃进”研究的范围实际上已经远远超出这几个方面,而且对这些经常探讨的问题在认识上有了很大的深化。

  

  (一)关于“跃进”或“大跃进”口号的提出及演变

  

  张志辉指出,一般认为,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是以“跃进”代替“冒进”的开始。他根据薄一波的回忆指出,1957年6月26日周恩来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就已出现“跃进”一词,比11月13日早近5个月。[3]李丹慧对张志辉的考证进行了补充,主要说明了当时由于“反冒进”而反复检讨的周恩来,在给毛泽东信中表达了不敢居大禹之功,表明自己报告中的“跃进”一词,与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所倡导的精神相比,存在着巨大差距。[4]齐霁在研究综述中,对两人以上的观点进行了总结。[2]李庆刚对各种“跃进”词汇进行了考证,认为“大跃进”口号是1957年10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伟大纲领》这一社论中提出的。[5]鲁振祥考察了“跃进”一词从普通词语到赋予特定含义的过程,认为有三篇文章与此密切相关:一是周恩来1957年6月26日在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二是1957年10月27日毛泽东主持制订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三是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的社论。他考察了从“农业大跃进”到“全面大跃进”的嬗变以及“继续大跃进”和“大跃进”一词的关系,考察了“调整”代替“大跃进”的过程以及直至1979年才发生的对“大跃进”从正面赞颂到批判否定的变化。[6]

  

  (二)关于“大跃进”发动的原因

  

  对“大跃进”运动发生原因的探讨,是“大跃进”研究中的一个热点,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广泛研究。

  李向前探讨了促使“大跃进”运动发生的因素:第一,中国当时的经济模式是欠发达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越是经济欠发达的国家,其内外部压力越大。“大跃进”的发生与此有关。第二,为了走自己的路。“大跃进”发起的年代,人们以前所未有的“冲动”,来进行一场属于中国人自己的超越前人的工业化实验。第三,理论约束与现实矛盾。一方面,我们必须遵循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生产的一般原理,尊重苏联某些经验;另一方面,又必须创造一整套符合自己情况的方法、政策。一方面,我们要争取高于资本主义甚至社会主义苏联的发展速度;再一方面,又面临着基础薄弱、技术落后、人口众多的现状。这些矛盾给发展战略带来潜移默化的影响。第四,造“因利制权”之势。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世界局势相对平稳,毛泽东有“因利制权”的战略考虑。“大跃进”运动的发生,同这个时期内外环境特点以及我们试图加以利用它们的战略考虑有关。[7]曾红路[8]、黄爱军[9]、杭国芳[10]、王令金[11]、李成贵[12]、虞文清等人[13]与李向前的观点基本相同。王玉贵指出,对于1956年周恩来等领导的“反冒进”,毛泽东进行了批评,如此直接导致了“大跃进”的发生。[14]王军正指出,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和平竞赛及中国“赶超”战略,毛泽东“左”的错误的发展,对马克思主义“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和“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飞跃”的思想观点的错误理解及宣传,群众对领袖的盲目崇拜,是导致“大跃进”运动发生的社会历史原因。[15]李知明指出,发动“大跃进”运动的原因是没有处理好几个关系:一是战争与和平的关系,二是苏联模式与中国特色的关系,三是民主与集中的关系,四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关系,五是物质与意识的关系。[16]王萌硕指出,这一时期整个社会所存在的急于求成、狂热个人崇拜的特殊社会心态为“大跃进”运动的顺利发动提供了基本的社会心理因素。而当时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赶超浪潮使发动这场运动获得了巨大的外部压力。[17]何云峰指出,“大跃进”运动的发生,与对革命经验的采借有关:以群众运动作为经济建设的主要运作方式;在分配方面倡导恢复供给制;在激励机制方面突出政治挂帅;在领导体制方面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18]朱地也指出,“大跃进”的发动既有现实的原因,也有历史的渊源。一方面,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运动是基于“走自己的路”的要求;另一方面,“大跃进”运动又是党的历史上大生产运动的再现。[19]尹书博从政治体制层面探讨了“大跃进”运动发动与持续的原因:毛泽东对中共中央集体决定的“反冒进”的错误指责,导致了“大跃进”运动的发动;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是“大跃进”的错误得以持续的重要原因;法制很不完备,以政代法,是“大跃进”运动得以延续的重要原因之一。[20]李若建从多个角度研究了“大跃进”发动的原因。他认为,不应该把个人或某个阶层对“大跃进”的影响因素夸大。广泛存在于社会各阶层的乌托邦思想、浓厚的不诚实氛围、传统的生育观带来的人口压力等三个方面,对“大跃进”的形成有重大影响。[21]杨乃良通过分析,也认为个人和基层单位在“大跃进”发生过程中都担当了不同的地位、作用和责任。[22]李若建还指出,粮食统购统销制度、农业合作化与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城乡分割体制等经济体制都对“大跃进”发生有影响。[23]此外,李若建还从社会流动的角度分析“大跃进”中的狂热行为,认为下放产生的大量社会地位不一致者对“大跃进”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24]吴海红认为,赶超思想与“大跃进”运动存在互为因果的关系。[25]齐卫平、王军不同意这种说法,认为赶超思想与“大跃进”运动都是当时“左”倾指导思想的产物,是一对并列的错误,两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但并不是互为因果的关系。即使没有赶超思想,在“左”倾指导思想的影响下,“大跃进”运动的发起也是不可避免的。[26]

  对于导致“大跃进”发生的外部因素,特别是国际因素,学者们讨论的很多。

  宋银桂指出,在东西方冷战背景下,中共有一种抢速度的紧迫感,在破除了斯大林模式的迷信后,中苏之间的龃龉使加速发展的意识被强化,激起了“大跃进”的浪潮。[27]程重阳指出,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与抓时间搞建设,“东风压倒西风”的形势与改变落后面貌、增强国力、维护世界和平的愿望,中苏两国在国家利益上的矛盾与独立自主搞建设,这三方面是导致“大跃进”发生的国际因素。[28]刘际钢、林桂平指出,如果没有从50年代开始的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试图打破斯大林模式的改革浪潮,也就不会使中共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高速发展经济的新路;如果没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根深蒂固的“左”倾思潮,也不会使中国党内“左”倾思想加速发展,导致“大跃进”的发生。[29]李安增、赵付科[30]、李晓勇[31]等人和以上的综合观点基本相同。刘建国指出,社会主义阵营的赶超浪潮是影响和推动“大跃进”运动发生的最直接、最重要的国际因素。[32]陈冬生研究了中苏关系的演变对“大跃进”运动的影响,包括对“大跃进”发动的影响。[33]

  对以上学者们关于“大跃进”运动成因的研究成果,高其荣进行了综述,将“大跃进”发动的原因归结为以下几种观点,即:“国际环境压力”论、“摆脱苏联模式”说、“社会主义建设准备不足”论、“政治体制弊端和毛泽东个人专断作风”论、“国际赶超热潮影响”论,“国民心态推动”说、“存在社会基础”说等。[34]

  

  (三)关于“大跃进”运动的总体评价

  

  李锐指出,毛泽东所导演的“大跃进”,大大超过了中国经济政治所提供的现实舞台,这就决定了它不能不归于失败的命运。[35]李付安指出,“大跃进”运动因其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的巨大反差而成为一场深刻的历史悲剧。造成这场悲剧根源的因素在于: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受到了“政治统帅经济”的干扰,“以苏为鉴”误入回归革命方面经验的歧途,解放思想、破除迷信为唯意志论所扭曲,赶超战略在积极平衡论的支配下走向极端。[36]针对有人片面肯定“大跃进”中取得的一些成就;郭德宏指出,对于“大跃进”期间取得的成就,当然不能否定。但“大跃进”造成的破坏远比成就大得多。“大跃进”除了对国民经济造成严重的破坏以外,还造成三个严重的后果:直接导致了三年严重困难时期;对自然环境造成巨大破坏;对人文环境造成严重破坏。[37]虞文清指出,“大跃进”运动不同于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实质上仍是一场生产建设运动;它虽是领导者轻率发动的,但还不是错误发动的,更没有被反革命集团所利用,而是党在前进中犯的错误,是探索中的问题;再次,“大跃进”运动看起来也不应全盘否定,应该看到有失有得,只不过失大大超过了得,得不偿失罢了。[13]

  对于“大跃进”的总体评价,涉及怎样认识“大跃进”运动本身和“大跃进”时期的问题。董志凯指出,“大跃进”运动与“大跃进”时期不能等同,应该将两者加以区别,“大跃进”时期取得的成绩不是“大跃进”运动直接或必然的产物。[38]陈卫华指出,两者是不同的,当把“大跃进”运动本身与作为时间概念的“大跃进”时期分开时,就会发现虽然这场运动是错误的,但在这期间,由于全国人民的努力,取得了一些成就。[39]

  关于“大跃进”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关系也是学者们关心的一个问题。董志凯指出,“大跃进”运动对我国工业建设作用基本上是负效应。它阻碍了工业建设的持续快速发展和工业化的持续进程。与“文化大革命”相比,“大跃进”运动虽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成绩与付出的代价不成比例。[38]陈卫华指出,“大跃进”对生产力造成了破坏,延误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但同时,“大跃进”对中国现代化建设也起了一些积极作用: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在“大跃进”前后的探索,开辟了一条与苏联模式不同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这个认识的获得与“大跃进”中对现代化的探索分不开;在“大跃进”期间,由于全国人民的努力,由于当时动员了空前规模的人力、资金、设备、投资,也由于党进行了几次纠“左”努力,仍取得了一些成绩,为以后现代化建设奠定了较为坚实的物质基础;同时,也为今天现代化建设提供了丰富的反面经验。[39]杨大利指出,“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把人们从农业激进主义的幻想中唤醒,并为人民公社体制的解体奠下思想和政制的基础。[40]

  有的学者还总结了“大跃进”的经验教训。鲍素萍指出,“大跃进”的教训是:经济工作要按经济规律办事,要培养一批按经济规律办事的人;经济建设必须搞好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经济建设必须坚持经济效益的原则。[41]刘际钢、林桂平指出,“大跃进”的经验教训有:发展国民经济要有计划、按比例,做到综合平衡;要力戒急躁情绪,虚心学习和研究国内外经济建设中一切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不能把革命战争年代的经验当作教条,照搬套用到经济建设中去;必须从自身客观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必须尊重客观规律,坚持调查研究和一切经过试点的原则;要大力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29]虞文清指出,“大跃进”运动的失败教训是:必须坚持而不能违背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必须坚持而不能违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必须尊重而不能违背客观规律;必须继承而不能丢弃党的优良传统与作风;必须正视错误而不能回避矛盾。[13]李付安总结的主要经验有:必须按照经济规律指导经济建设;不能拘泥于旧有的经验、做法和模式搞建设;解放思想是必要的,但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42]

  

  (四)关于“大跃进”时期的人口及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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