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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志勇:监察委员会与八二宪法体制的重塑

更新时间:2018-03-21 23:26:29
作者: 翟志勇  
那么党对人民的领导与人民的自我治理就直接同一了。”到了那个时候“辩证统一”才会得到真正的“统一”,回溯历史,监察体制改革和监察委员会的设立,在社会主义宪法演进史上,或许标志着一个新的时期的开始。

   [1] 重要的论述可以参见秦前红:《困境、改革与出路:从“三驾马车”到国家监察》,《中国法律评论》2017年第1期,第176-182页;马怀德:《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重要意义和主要任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6年第6期,第15-21页;童之伟:《将监察体制改革全程纳入法治轨道之方略》,《法学》2016年第12期,第3-13页;童之伟:《对监察委员会自身的监督制约何以强化》,《法学评论》2017年第1期,第1-8页;王旭:《国家监察机构设置的宪法学思考》,《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7年第1期。

   [2] 为什么设立“监察委员会”而非“监察院”,目前未见权威的解释。或许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曾经设立过监察委员会,其职能类似今天的纪律检查委员会,或许是因为1949年《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中曾设立人民监察委员会,也或许是因为合署办公,两个委员会更容易匹配。叫“监察委员会”,也使其更类似于同样是合署办公的中央军事委员会。关于党的历史上的监察委员会、纪律检查委员会与国家历史上的人民监察委员会、监察部的分分合合,参见参见徐理响:《现代国家治理中的合署办公体制探析——以纪检监察合署办公为例》,《求索》2015年第8期,第10-11页;马怀德:《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重要意义和主要任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6年第6期,第18页。

   [3] 关于纪委与监察部门合署办公的一个初步探讨,参见徐理响:《现代国家治理中的合署办公体制探析——以纪检监察合署办公为例》,《求索》2015年第8期,第9-13页。

   [4] 资料来源:网易2014全国两会专题“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的中央机构”,http://news.163.com/special/ytbz/,   最后访问时间2017年2月5日。

   [5] 法学界尚未对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做主的辩证统一进行充分的理论化处理,这一辩证统一目前主要停留在政治层面上,法学界如何对此进行理论化处理并作出具体法权安排,依然是有待完成的艰巨任务。一个初步的讨论,可参见周林刚:《党的领导与人民主权的结构》,《环球法律评论》2013年第5期,第27-30页。

   [6] 胡锦涛:《在纪念宪法施行二十周年上的讲话》,2002年12月4日。

   [7] 八二宪法体制的历史生成及其辩证统一的内在结构,详尽的讨论可以参见翟志勇:《八二宪法的生成与结构》,《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第76-88页。本文更倾向于使用“辩证统一”而非“有机统一”,因为“辩证”一词更能展现三者之间的内在张力,这种张力是八二宪法体制的生命力所在。

   [8] 一个初步的讨论,可参加翟志勇:《宪法中的“中国”:对民族国家与人民共和国意象的解读》,《文化纵横》2010年第6期,第75-81页。

   [9] 陈端洪著:《制宪权与根本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第284页。

   [10] 或许陈端洪教授使用“人民民主”这个概念时有特殊所指,但就这个概念的历史来看,无疑要纳入到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中来理解,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不完美复制。参见乔瓦尼·萨拖利:《民主新论》,冯克利、阎克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509-512页。关于共和主义的传统及意义结构,参见刘训练:《共和主义:从古典到当代》,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菲利普·佩迪特:《共和主义:一种关于自由与政府的理论》,刘训练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11] 关于中国宪法中的专政概念的内涵及意义变迁,参见周林刚:《我国宪法上的专政概念与平等原则》,《中国法律评论》2016年第4期,第107-121页。

   [12] 陈端洪著著:《制宪权与根本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第285-286页。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陈端洪教授虽然借用了施米特的概念,但用法与施米特却不尽相同。施米特认为现代宪法包含政治要素和法治国要素,前者指的是政治形式即政体,君主制、贵族制还是民主制,后者包含两个原则,即分配原则(也称为基本权原则,个人自由被预设为先于国家存在并且原则上不受限制)和组织原则(也称为权力分立原则,国家权力由几个机构共同分享并被纳入一个受限定的权限系统中)。因此陈端洪教授这里的“权力分配”原则同时涉及到施米特论述中的政治要素和法治国要素中的组织原则,但无涉分配原则。施米特的论述参见卡尔·施米特:《宪法学说》,刘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39、213-218页。

   [13] 现在也有一种新的提法“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参见“王岐山北京代表团审议:只有党政分工、没有党政分开”,

   http://www.guancha.cn/politics/2017_03_06_397295.shtml,最后访问:2017年3月8日。

   [14] 一个集中的讨论,参加参见强世功:《从行政法治国到政党法治国——党法和国法关系的法理学思考》,《中国法律评论》2016年第3期,第35-41页;支振锋:《党内法规的政治逻辑》,《中国法律评论》2016年第3期,第42-46页;屠凯:《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共处中的两个问题》,《中国法律评论》2016年第3期,第47-51页。

   [15] 高全喜:《政治宪法学纲要》,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版;陈端洪:《宪制与主权》,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强世功:《中国宪法中的不成文宪法——理解中国宪法的新视角》,《开放时代》2009年第12期,第10-39页;强世功:《党章与宪法:多元一体法治共和国的建构》,《文化纵横》2015年8月号,第18-29页;柯华庆:《中国共产党领导权的法理基础》,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kehuaqing.html,最后访问:2017年3月8日。

   [16] 国家主席的权力(元首权)和军事权是否属于行政权值得探讨,但无论其权力属性如何,国家主席和中央军事委员会都不属于我们通常所谓的“行政机关”。

   [17] 五四宪法制定时,关于是否设立国家主席、国家主席是否国家元首以及国家主席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关系问题,曾发生激烈争论。刘少奇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中指明:“适应我国的实际情况,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建设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经验,我们的国家元首职权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选出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结合起来行使。我们的国家元首是集体的国家元首。”这一论断成为中国国家元首制的正统说法。具体讨论参见翟志勇:《国家主席、元首制与宪法危机》,《中外法学》2015年第2期,第349-366页。

   [18]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21、339页。

   [19] 王兆国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中指出:“作这样的规定,主要的考虑是:当今世界,元首外交是国际交往中的一种重要形式,需要在宪法中对此留有空间。”更详细的分析参见江登琴:《规范与现实之间:自1982年宪法以来国家主席制度的发展》,载《中国宪法年刊》(2011),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

   [20] 参见翟志勇:《小组政治与“三位一体”的最高领导人体制》,载许章润、屠凯、李一达主编:《国家建构与法律文明》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470-487页。

   [21] 宪法中只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未规定报告工作。《人民法院组织法》中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第十七条),《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中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第十条),两部组织法都是1979年制定的,两部组织法中均规定“报告工作”,但八二宪法中却没有规定,不知原因所在。

   [22] 许章润:《过渡政体下的临时宪法》,《战略与管理》(内部版)2012年第3/4期,第6、7页。

   [23] 周林刚:《中国宪法序言正当化修辞的时间意识》,《中外法学》2016年第3期,第589页。

   [24] 周林刚:《中国宪法序言正当化修辞的时间意识》,《中外法学》2016年第3期,第589页。

   本文原刊《环球法律评论》201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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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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