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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慎明:关于“依法治国”十个理论问题的思考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和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的体会

更新时间:2018-03-21 20:44:43
作者: 李慎明 (进入专栏)  
(2)宪法的性质根本不同。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宪法,而西方宪法是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性质的宪法。(3)经济基础不同。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为基本经济制度,而西方宪政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经济基础。(4)运行机制不同。我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而西方是三权分立。(5)根本目的不同。我们的依宪治国的根本目的是人民当家作主,是为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服务,而西方宪政则是资本当家作主,是为极少数人服务的。

   西方宪政是一个伴随西方资本主义产生而发展起来的政治范畴,发源形成于欧美等国,后演变成为西方资产阶级的主流政治和自由主义的制度安排,这不仅涉及国家宪法、政体、政权组织方式等内容,而且也根本体现包括国体即国家性质等一系列基本的政治问题,是为着资本当家作主服务的其中包括“一、二、三、多、‘两杆子’、一独立”即“一个总统”、“两院制”、“三权分立”、“多党制”、“新闻自由”即笔杆子、“军队国家化”即枪杆子、“司法独立”等一整套资产阶级的国家理念、政治模式和制度设计。当然,无可否认,这样逐渐形成的一整套资产阶级的国家理念、政治模式和制度设计,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取代封建等级特权制的过程中,当然是一种大的历史的进步,也曾为人类文明作出过重要贡献。但现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这样的制度安排,既有维护整个资产阶级统治有用的一面,也有欺骗广大人民群众的一面。正如列宁所指出的:“资产阶级民主同中世纪比较起来,在历史上是一大进步,但它始终是而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能不是狭隘的、残缺不全的、虚伪的、骗人的民主,对富人是天堂,对被剥削者、对穷人是陷阱和骗局。”“无产阶级民主比任何资产阶级民主要民主百万倍,苏维埃政权比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要民主百万倍。只有自觉的资产阶级奴仆,或是政治上已经死亡、钻在资产阶级的故纸堆里而看不见实际生活、浸透资产阶级民主偏见、因而在客观上变成资产阶级奴才的人,才会看不到这一点。” 我国现在已经是社会主义国家,实现的是对绝大多数人的民主和对极少数人的专政,是在为最终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准备条件,这是人类文明的重大进步。如果在当今的我国推行西方宪政,其实质是想让人民民主专政即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倒退为资产阶级专政即资本当家作主的国家,则必然带来如苏联亡党亡国般的灾难。

   2013年中办9号文件发出后,在我国公开提倡“西方宪政”的人不多了。但讨论“社会主义宪政”的人还有不少。有的好心人认为,“宪政就是落实宪法、依宪治国,这不挺好吗?”其实,制定并落实宪法的国家,既可能是资产阶级专政国家,也可能是无产阶级专政国家,还可能是个人独裁国家,是某教派专政的国家。因此,不能笼统说,这个国家有宪法并依宪治国就是一个宪政国家。从一定意义上讲,宪政,已经是资产阶级建立和治理国家的特定的专用和专有名词。

   其实,一些人在讲宪法时,只讲宪法中的个人权利与自由而不顾其他。例如,(1)不讲公民义务。(2)更是不讲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一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即我国的国体。(3)不讲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4)不讲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5)不讲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6)不讲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即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等。

   多年以来,我们一直沿用并为广大干部群众所熟知的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的科学用语即“人民民主专政”或“人民民主政治”或“社会主义民主”,其本质内涵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这与“社会主义宪政”的表述一样,都很简洁,都是六个字,但“社会主义宪政”却囊括不了“人民民主专政”或“人民民主政治”或“社会主义民主”的全部,特别是本质。一些人所理解的“社会主义宪政”则仅仅是“依宪治国”,而且其中还不包括除宪法之外的其他各项法律,这一提法的本身甚至连“依法治国”的全部内涵都没有包括,为什么要用“社会主义宪政”这一提法来代替内涵十分丰富厚重的“人民民主专政”或“人民民主政治”或“社会主义民主”提法呢?

   更为重要的是,现在有人所讲的“宪政”并不是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治国,它的本质是不要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当家作主,实质上是要抛弃我国社会主义宪法中的最为根本和本质的东西,是要照搬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宪政”已是有着特定的约定俗成的内涵,不是在其前面添加一个“社会主义”的名词就能轻易改变其性质和特定的内容的。例如,有“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这样的提法吗?

   西方要用“软实力”解决中国问题,在理论上是费了不少心思的。从一定意义上讲,“新自由主义”即私有化是其经济纲领,“社会民主主义”亦即“民主社会主义”是其社会纲领,“普世价值”是其理论纲领,而“宪政”其实已经成为西方颠覆我国国体政体的政治纲领,而“历史虚无主义”则是推行其经济、政治、社会和理论纲领的总的开路先锋。“宪政”的鼓吹者是让你先行接受“社会主义宪政”这一提法,之后再引导你说,宪政本身没有阶级性,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取掉“社会主义”这四个字得了,他们是要把有着特定内涵的“宪政”变为似乎是不分国家和阶级都可以共用的“普世价值”,从而来诱导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进而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改变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实行资本主义。这正如同一些人所说的“改革”一样,先不说到达的目的地为“天津”,而先说是到“廊坊”;到了“廊坊”,再说到“天津”的事,其最终目的是要搞资本主义。

   习近平同志在四中全会上明确指出:现在,社会上对我国法治建设应该走什么样道路不是没有争议,而是噪音还不小。一个时期以来,围绕“宪政”等问题,不是国内外都有些人吵得不可开交吗?有些人把法治作为招牌,大肆渲染西方法治理念和法治模式,目的就是企图从法治问题上打开缺口,进而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总书记这一论述具有强烈地现实针对性。

   马克思在1848年就指出:“资产阶级从自己的物质利益出发,必然要提出参与政权的要求。只有它自己才能利用各项法律来满足它的商业和工业的要求。它必然要从既不学无术而又妄自尊大的腐朽的官僚手中把照管它的这些‘最神圣的利益’的权力夺取过来。它必然要要求监督国家财政的权利,因为它认为自己是财富的创造者。资产阶级在剥夺了官僚对所谓教育的垄断权以后,在意识到它在真正理解资产阶级社会要求方面优越于官僚以后,它也想获得同它的社会地位相称的政治地位。” 从一定意义上讲,说到底,国内外资本提出“宪政”的根本目的,就是想要在社会主义的中国,要求获得监督国家财政的权力,获得自认为同它的社会地位相称的政治地位。重温马克思167年前这段论述,有助于帮助我们深刻理解习近平同志的上述话语,有助于帮助我们深刻理解当今国内外敌对分子为什么要竭力在我国推行所谓“宪政”的本质了,也会知晓我们的不少好心人的思维在何处走了弯路。

  

四、人治和法治的关系

  

   要透彻理解人治与法治的关系,决不能沉迷于当今的西方话语体系。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与西方话语体系中的“人治”与“法治”的内涵和本质有着根本的不同。

   首先应厘清法与法治的内涵。马克思主义认为,法不是从来就有的,是在私有制产生以后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阶级和有阶级社会的特有现象。法与法治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工具。一定的法律与法治由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并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所服务,即一定的法律与法治对一定的经济基础起着反作用,甚至在一定条件下起着决定性的反作用。任何国家都有自己的法并以法治之,只是法与法治的根本性质不同而已,还有法的完善程度与治理力度和治理方式有所区别而已。法与法治并不是超阶级、超国家、超社会的永恒现象,它既随着私有制、剥削、阶级和国家等现象的产生而产生,也必将最终随着私有制、剥削、阶级和国家的消亡而消亡。因此,法与法治和自由、平等、博爱、民主、人权等概念一样,在阶级和有阶级社会里,总是有着特定的阶级性和具体内容的,抽象的超阶级、超国家的所谓有着“普世价值”的法与法治并不存在。

   其次应厘清人与人治的内涵。马克思主义认为,在阶级和有阶级的社会里,每个人总是在特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人既能动地认识客观世界,同时又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野中,根本的问题是,人为什么而活着和怎样做人的问题。因此,“良人”、“良法”、“良治”应该是一个辩证的统一体,三者缺一不可。如果只有“良法”而没有“良人”,“良法”就不可能贯彻执行,“良治”也就无从谈起。1959年4月,毛泽东在谈到浮夸现象和高指标时说:“现在人们胆子太大了,不谋于群众,不谋于基层干部,不考虑反面意见,也不听上级的,就是他一人能断,实际上是少谋武断。” 习近平在十八届四中全会的讲话中尖锐地指出:“一些党员、干部仍然存在人治思想和长官意识,认为依法办事条条框框多、束缚手脚,凡事都要自己说了算,根本不知道有法律存在,大搞以言代法、以权压法。这种现象不改变,依法治国就难以真正落实。” 2015年2月2日,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上又明确指出:“每个党政组织、每个领导干部必须服从和遵守宪法法律,不能把党的领导作为个人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的挡箭牌。” 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的语境下,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我们党所要坚决反对的“人治”已经是有着特定的含义,这就是置党和国家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群众路线与党纪党规、社会主义法律法规于不顾,以言代法、以权压法,甚至搞团团伙伙、结党营私、拉帮结派,从而干出违背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之事的个人专断或极少数人专制。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坚持法治、反对人治与西方国家坚持法治、反对人治的本质内涵是根本不同的。说到底,我们在自己的国家坚持法治、反对“人治”是要反对任何个人或极少数人忽视甚至企图剥夺绝大多数人即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和主宰人民群众的命运;西方在自己的国家坚持法治、反对“人治”则是要反对人民的逐步觉醒,并企图更好地维护资本永久统治的法律秩序和社会秩序,而它们在社会主义国家则既反对我们的法治又反对我们的“人治”,其本质上则是反对和破坏共产党领导人民为着人民自己根本利益的发展相适应的社会秩序的建立和生产关系的不断完善,反对和破坏共产党领导人民对绝大多数人民主的完善和对极少数人专政的加强。

   从一定意义上讲,相同的客观条件,不同的历史主体和主观能动性,就可能有着完全不同的历史进程和结果。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曾竭力主张“贤人政治”,他认为人治优于法治。而亚里士多德在批评柏拉图的“人治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法治论”,认为“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其实,亚里士多德所主张的法治,只不过是指绝大多数的奴隶被极少数奴隶主所治的“法治”,而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为着人民当家作主的“法治”。

   综上所述,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野里,从更广阔的历史角度看,从另一种比较广阔的意义上讲:

一是人治强调的是群众、阶级、政党和领袖等社会治理主体的自觉性、能动性和权变性;法治强调的则是社会治理规则(主要是法律形式的规则)的稳定性、权威性和连续性。因此,无论人治还是法治都是相对的;广义的人治要达到其所要达到的最佳效果,必然要立法、用法;法治的各个环节,如立法、执法、司法、守法,也都离不开人这一核心要素,没有人这一核心要素在各个环节起决定性作用,法治则无从谈起。即使在法治健全的资本主义国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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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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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15年第5期、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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