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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汎森: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清代文字狱之下的“自我审查”现象

更新时间:2018-03-19 01:55:41
作者: 王汎森 (进入专栏)  
而且我认为清政府也相当清楚有一个隐语系统存在,所以把“一把心肠论浊清”也罗织入狱。因为当时政治压力之下确实有一批流行的字眼。譬如明、清两字,必须极小心使用。清诗中常以“汉”、“宋”或“日”、“月”之类拟明代,汉朝也常是明朝的代称。至于“秦”、“金”、“胡”、“虏”等指清。

   在各种隐语系统中,当以韵目代字最难索解。

   譬如顾亭林诗,历来作注作解者如此之多,即如清季的徐嘉,研求顾诗数十年,其笺注中不能解或误解者不少,而且每每为求合于字面上的意思而方柄圆凿,多方曲解。

   清季大儒孙诒让在作顾诗注时也无法完全破解,孙诒让的好友戴望则开始怀疑可能是韵目代字(即以本韵或邻韵中的字,取代原来使用的敏感字眼)。他的怀疑给后来的读者一串开启秘密的锁匙。

   试想在顾亭林诗中谈到“正朔虽未同,变支有一人”的诗句究竟应如何解释?

   一定要知道“变支”即是“变夷”,才能了解顾炎武仍以变夷自任的豪气。又如读到该集卷五《哭归高士》诗的自注:

   “君二十五年前,尝作诗,以鲁连一矢寓意,君没十旬,而文覃举庚。”

   历来校注家皆不能了解最后四字,其实是韵目代字的“云南举兵”。

   又如读该集卷四《杭州》诗“那肱召周军,匈奴王卫律”的自注“真东豏”,历来也不能解。潘重规发现这三字是广韵的韵目,乃陈洪范之代语──陈、真韵字;洪、东韵字;范,在范韵,与豏韵相邻。此外,如以愿州为建州、以东支代东夷、以冬虞代东胡、以阳庚代王城、以霁阳代桂王、以梗锡代永历等等,简直不胜枚举。

   潘重规为此画了一张非常有用的亭林诗中所常见的韵目代字表,有此一表,则亭林诗中一些莫名其妙的文句才能清楚。近人则已用校勘学方法,取原抄本为据,将亭林诗中以韵目代字者校出,例证之多,简直不胜枚举。

   如果韵目代字是出于顾炎武,则他为了怕有心人不能了解,在《日知录》中留下一条线索提醒后人。在该书卷二十一《古文未正之隐》条,顾氏说文天祥《指南录》的《序》中凡“北”字皆“虏”字也,后人不知其意,故无法替他改正。顾氏又说谢翺《西台恸哭记》中:

   “本当云文信公,而谬云颜鲁公,本当云季宋,而云季汉,凡此皆有待后人之改正也”。

   关于韵目代字的问题,我的推测是顾炎武本人在写作这些诗篇时,并未加以密码化或隐语化,处理这些工作最可能是他的编刊者所进行的,但是我们并无法指出是谁。

   在清代的日常语言使用中,也有一些字在特别场合中须小心使用的,如“发”字便是。一些带有“发”字的成语,有时候就格外难用。如“一发千钧”是平常的,可是在薙发令后,这个成语便有敏感意味,如明临川王若之(明末天启崇祯年间人士)的《王湘客尺牍》一首诗上有读者批了八个字:

   “狂澜砥柱,一□千钧”

   空掉的字一定是“发”,可能是批者自己或他人涂抹。因为它令人产生一种联想──以千钧之重来形容一发,似乎是对“薙发”政策的不满。这个假设在《明史》这一部修撰期前后达八十多年的书上得到印证,该书从头到尾未曾用过“一发千钧”或“千钧一发”。

   在官方行动之前,作者们通常在心中放置一把尺反覆审量多时。而这一把尺的形成,常是透过各种耳语传播加上猜测形成的。

   广陈恭尹的《独漉堂诗集十五卷、文集十五卷、续编一卷》,其中独缺奏疏、启事、笺的部分,但注明“仅存此目录”。陈恭尹自谓这一部分的稿子毁于火,依邓之诚推测,“实惩于(屈)大均《军中草》,为大汕劫持,因畏祸不敢刻耳”。如果是毁于火,何以火只选择奏疏、启事、笺的部分烧?可见这是作者自编理由以避刊。但是,他又要人知道他有这些西,所以存下目录。

   揣度到自己的某些文字可能触犯禁忌,而自行检点、自行删削的现象非常普遍,但是每个人的敏感度不同,如阎尔梅,他虽说“贾祸诗文尽数删”,可是显然删得不够,或是揣度得不恰当,他后来仍“以诗祸亡命”。

   不过也有的人在删窜之后,还要留一通消息给有心人。如陈梓是生长在康、雍、乾盛世的人,却对满清得天下施以严词抨击,其内容与感情的强度,都很像是明遗民的风格。而且他在诗集的《删后诗存》的《自叙》中还指出:

   “己酉秋,悉取箧中惬意者付之火,其他应酬诸作不足焚者,稍稍编次之,题之曰《删后诗存》,以示门下群从辈,精华去而渣滓仅存,余之诗良可哀也。”

   自己删窜而又以隐晦方式加以指引,好像留一通密码给后人。近代学者王重民在美国国会图书馆中见到陈梓的《井心集》,对比之下才赫然知道何以陈氏所指的“菁华”必须删去,但因为不知道所删的菁华是什么,所以我们完全不知道陈梓太平歌诗之外的另一面。

   又如李邺嗣有《题〈甬上耆旧诗〉未刻十卷后》:

   “马火兵燐照眼时,谁从野墟拾遗词?鲁公故客争传句,翟氏门人亦有诗。斗过庚申文益妙,人存甲乙事俱奇。埋山沉井须臾出,岂待他年定是非!”

   这十卷未刻诗显然是明末抗清志士之作品。照理说他连有十卷未刻书都不应形之吟咏的,但是他又想让人们知道遗民的这一段心曲,所以仍留下一首诗点出其中隐曲。全祖望(1705-1755)在遍寻这十卷诗而不可得之后,乃辑《续甬上耆旧诗》。该书在清代也始终未刻,一直以抄本方式流传,直到辛亥革命后才排印。

  

   (四)紧张压力下的出版与编辑工作

   接着我想从书稿的编排、印刷、发行、铲板等等一系列过程来探讨出版者自我禁抑的现象。

   传统中国文献流传及印刷方式与现代颇不相同:

   第一、在书未雕版开前及开之后,抄本流传的情形非常普遍。传统中国并无现代意义的所谓学报,所以书信抄传是流通知识的重要形式;

   第二、并不一定一次印整部书,常常是以篇为单位印行,古代如此,在清代也常是如此;

   第三、即使在活字印刷发明很久之后,雕版印书仍最普遍。许多书往往不一定是由书坊,而是由家族或私人所开雕。需要书的人,往往亲自到雕板所存的地方印刷。由于印刷的灵活性很高,剜改也相当容易,故而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很容易抽换、剜改或补板。近人卢前也这样说:

   “木刻自写样到刻成至少经过四、五校,错字当然少。就是成书发现一个错字,或者改动几个字,随时可以挖补。起首过二、三十本红标本,认为满意再印它五、六十本,最多也可以印一百本,随时校订随时加印,在机器上是办不到的。”

   第四、抄本与本并行,而且在印本流行之后,抄本仍然相当流行,许多藏书家都僱工抄写。旧抄本往往是相当名贵的,清代版本大家黄丕烈便很重视旧抄本。许多三家村学究,无力买书,即使很平常的书,也用抄写。而且因为过去印书,一刷往往只有几十部或上百部(最多两三百部),买书又不似现代方便,所以雇工抄写反而近便。以上这些特色皆使得不断地自我删窜变得相当容易。

   在这里我要先从出版商及刻工的自我检点,到文稿付前的编辑工作开始讨论。出版商是承受不少压力的一群。

   首先,回避哪些书不出版就是一大考量。

   我们如果细考清代出版史,可以发现有些书中断相当长一段时间不“再制造”(reproduce),如文天祥的集子从雍正到道光,一百二十多年没有刊本。出版商在出版他们认为或有可能出问题的书时,也是尽量以各种方式乱人耳目。

   譬如:刻书时不注明刻书年代与刻书者,刻工也不留下名字,或是作者不署真名,署一些奇怪的别称别号。还有一些书坊主人在刊刻小说时标榜“京本”,以示这是来自京师,有的则标明“本衙藏板”,让人误以为是在某官府刻的本子──有的是借以提高身份,但有些可能是为了躲避麻烦。

   编者与作者一样要在紧张压力下暗暗检点自己,从取舍内容到安排先后,到记叙的丰俭,都可以看出复杂的心理活动。

   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以顾炎武、黄宗羲置于书末“补编”中,这个章节上的安排便与二人早年的抗清背景甚有关系。顾、黄在清初学术的地位以及他们与清学发展的关系不能在一本讲清朝学术发展的书上被遗漏,可是编书的人既要收入他们,又为了表示自己已留意到他们不仕于清的背景而有所处置,所以将他们置于卷末。

   屈大均是明末清初岭南地区极为活跃的文人,当时有所谓“岭南三大家”:屈大均、陈恭尹、梁佩兰,与“江左三家”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遥相抗衡,而大均是不折不扣的首领。

   论诗文的成就,梁佩兰不能与屈大均、陈恭尹相比。可是他们的朋友王隼编《岭南三大家诗选》时,竟置屈大均于末而以梁佩兰居首。屈、梁二人在清初的行动成强烈对比,一抗清、一仕清,则此一倒置意味深长矣。嘉庆年间,顺德罗学鹏辑《广文献》,列了王邦畿、程可则、梁佩兰、陈恭尹、方殿元及方氏的两个儿子方朝、方还为清初岭南七子,并故意漏掉了屈大均。

   这一个遗漏是很有用心的,王隼编书的时间在清初,当时屈大均因参与抗清,故被殿后。罗学鹏编书时已到了嘉庆,这时屈大均早已因雍正、乾隆朝的文字案的牵连,成为众矢之的,他与钱谦益的名字被人们从各种诗文集中抹除消失了,所以在罗氏书中,屈大均就连殿后的资格都失去了。

   可是到了咸丰年间李元度(1821-1887)在编《国朝先正事略》时,则是将岭南三大家放在一篇中,以陈恭尹居首、梁佩兰殿后,屈大均居中。但写到屈大均时仍然只有十六个字

   “翁山,屈姓,名大均,番禺人,著有《翁山诗集》”。

   同一部《事略》中,并没有钱谦益的诗。这时候文网渐宽,故李元度敢提屈大均的名字,但是文网并非全然不存在,所以他只敢用十六个字写屈氏。

   清代黄澄量(乾隆年间人士)模仿黄宗羲《明文海》的体例,选录有明一代文集纂辑成《今文类体》,该书的目录即先将王守仁、方孝孺、张居正等人的文章列于前,而把有触清代忌讳的文章隐藏于后。即使到了道光年间阮元编《皇清经解》时,在所收书中仍大动手脚。

   何佑森先生举《日知录》为例说,凡其中以史解经或以经论史,而涉及华夷之辨、春秋大义的,如该书卷二锡土姓、王朝步自周、丰熙伪尚书,卷三楚吴诸国无诗、小人所腓等,都不收入。

   细察清人文集者,常会发现有些该有的文字不见了,尤其是文集中的志、传部分。因为志、传所载是各种事迹,而事实最易贾祸,所以编者动了手脚。

   有些书在目录上载有某些文章,但实际上删去了,有些则是有文无目。这里要举几个例子。

   我在《从曾静案看十八世纪前期的社会心态》中曾举江苏太仓王时翔的《小山诗初稿》这一部书为例。

   该书应该是随编随刻,所以整个出版完成的过程拖了许多年,前面的已发行,而后面的还在陆续刊刻。这部书开雕时,《大义觉迷录》已颁行天下士子诵读,作者有一首《宣读大义觉迷》诗,可是当它尚未全部刻完时,乾隆即位并且下令查禁《觉迷录》,所以原是要吹捧雍正的诗,现在变成禁忌了,乃急忙删去正文,可是目录早已刻成,不能剜改,因此形成有目无文的现象。

因为发现政治气候的日趋紧张而在印刷前挖板、铲板的情形非常之多,以致常有铲挖之后面目全非、文义不通的例子。在曾静案中,吕留良被开棺戮尸,这使得全天下人的文字中凡有“吕留良”三字者都特别感到紧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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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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