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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林:最后的天子门生

——晚清末代进士的命运沉浮

更新时间:2018-03-11 20:54:24
作者: 李林 (进入专栏)  
在社会角色方面,癸甲进士既部分延续传统精英统合与服务乡邦的职能,又在新的公共空间及公共事务中发挥影响。

   在此时代巨变中,癸甲进士无论选择如何出处,都既需要努力应对难称完满的现实世界,同时又要尽力维系日渐失落的“意义世界”。从政治立场及政治行动来看,辛亥后他们中只有少部分坚持做清朝的“政治遗民”;但从文化认同和文化心理来看,他们中绝大部分都是传统文化的“文化遗民”。毕竟,他们历经数十年的研习和浸淫,精通传统经史之学既成为他们的晋身资本,也形塑了其文化心理和文化品位。

   在“中体”与“西用”二分的巨变时代,中学更是他们安住身心、寄托情感的重要支撑。在转型时代,他们不断尝试融通各种传统思想资源,赋予其新义,以便能在用世、养身与治心之间有所依归,并维系其已受挑战的“意义世界”不致彻底坍圮。在此过程中,传统同乡、同年、同僚、同志、同族等关系不断叠加重组,形成一张张复杂宏阔的人际关系网络,以塑造新的身份,维系群体认同,并伴随他们在时代巨变中升降浮沉。

   传统中国的近代转向,需要面对的不仅是现实世界内物质层面与制度层面的建设问题,还有更加深层的“意义世界”重建问题。清季民初中国社会的剧烈激荡与变革,外层物质文化、中层制度文化与底层思想文化的变迁,其实并不同步。改试西学策论后,考官阅卷仍然坚持“圣贤矩矱”;留日进士剪辫易服,也还要仰赖旧有功名与政体;癸甲进士入民国后,主要还在维系传统的“意义世界”。凡此种种,都可看出社会各个层面文化的变迁并不均质,步调也难于一致。

   晚清新政主要致力的,更多还是针对中层制度层面进行改革。透过进士馆的个案也能看出,清廷其实对此不遗余力、用心良苦,但未收其效,已失其政。科举革废,帝制终结,使“制度化儒学”失其依托。但是,“‘制度化儒学’的寿终正寝,并不表示中国文化的消亡,甚至也不表示儒学的消亡”。传统儒家在制度层面的瓦解,并不意味着其在文化层面和社会层面的影响完全消失。制度的儒家已然终结,但文化的儒家尚在延续;经学化的儒家已经退场,而子学化的儒家尚有新境。透过考察进士馆的设立运作及癸甲进士的升降浮沉,亦可得见中国近代转向中制度建构的努力与曲折,以及文化传统的断裂与延续。

   今天,北京孔庙和国子监——帝制后期儒家的最高“神圣空间”,已辟为面向公众开放的博物馆,游人如织。大成门外的廊檐下,静静伫立着198通元、明、清进士题名碑,讲述着这些传统文化精英曾经的毅进与恩荣。其中,即有光绪癸卯科及甲辰恩科进士题名碑。甲辰题名碑旁,特以铜牌镌字,曰“末科进士题名碑”,并以中英对照的文字略述始末,其中特别举称“新中国第一、二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沈钧儒——来自浙江秀水的二甲进士,清末民国时期的宪政志士,新时期的政法领袖。题名碑上有关沈钧儒的信息,或因后人特意琢磨,去除尘障,显得格外清晰。

   其前后左右的“同年”们,姓名与籍贯大多已斑驳难辨。除了少数人物之外,癸甲进士群体的经历与事迹大多已渐行湮没;而那些冰冷的碑石上所镌刻的名字,其实无不曾为鲜活之生命体。

   依据甲辰进士题名碑旁铜牌的标识,此碑应属自助导览机讲解范围。当不同语言、文化及知识背景的过客云集,各自细听导览机讲述“末科进士题名碑”的来龙去脉,时空悬隔,背景参差,游客各自体味想必亦大异其趣。

   前人笔记尝云:“甲辰为清代末科会试。自隋唐以来之科举制度,至此而历数告终。此榜多知名之士,以之结科举之局,颇不落莫。”诚然如是。

   癸卯、甲辰进士中颇多引领风会的人物,他们的双眼见过清朝的銮辇,辛亥的硝烟;见过民国的扰攘,敌寇的入侵;见过政权的更替,斯文的远离。他们在时代洪流中的所学所思、所做所言、所喜所忧、所惧所惑,伴随了一个王朝、一个国家、一个族群,走过跌宕起伏、一波数折的未竟转向。

  

   本文节选自华东师范大学李林著《最后的天子门生:晚清进士馆及其进士群体研究》(商务印书馆2017年12月),转载自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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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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