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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晓慧 郭巍青:人口政策议题转换:从养育看生育

——“全面二孩”下中产家庭的隔代抚养与儿童照顾

更新时间:2018-03-11 01:17:06
作者: 钟晓慧   郭巍青  
一方老人带孩子,另一方老人出资补贴一些费用。

   同时,祖辈提供大量的服务支持,体现在空间安排和时间分配两个维度上的代际合作。在空间安排上,一种方式是分居型,即两代人分开居住,但住得非常近。白天祖辈来子女家带孩子,晚饭后回自己家,有4个家庭选择了这种方式。另一种更普遍的方式是共居型,即三代同堂共同生活。有6个家庭在母亲休产假复工后、孩子上幼儿园前,都选择祖辈(或者仅是外/祖母)与父母一起居住生活。在时间分配上,一种方式是12小时全日制。父母上班前双方交接,下班后由父母接手。另一种是半天或周末的兼职制。在孩子上幼儿园以后,下午3点放学后由祖辈接手,晚上再换成父母带;也有少量家庭,平日由父母带孩子,周末换祖辈带孩子。

   整体上,在孩子上幼儿园以前,祖辈(尤其是外祖母和祖母)服务时间长、强度大,而在孩子上幼儿园以后,服务时间和强度有所减少。相较于分居型,共居型条件下祖辈支持的力度更大。这些家庭在购房时已经把育儿方案纳入考虑,包括地点和房型的选择。因此,家庭的育儿方案决定了空间安排,而空间安排又反过来促进了祖辈的育儿服务。

   此外,祖辈的育儿服务具有不可替代性。一方面,10个家庭中只有4个家庭曾经雇佣保姆,包括短暂过渡、配合祖辈等方式。这说明即便是中产家庭,长期雇佣保姆的经济支出也要仔细掂量。社区内服务较好的民办托婴托幼机构同样收费昂贵,中产家庭难以负担。另一方面,与市场手段相比,这些父母们普遍认为“交给老人带更安全、更放心”。这说明中产家庭的儿童风险防范意识很高,而婴幼服务市场的监管机制又相当有限。祖辈参与育儿,节省经济成本,也减少了安全风险。

   劳动力市场缺乏灵活工作岗位、国家的家庭政策缺位、儿童照顾的市场化程度较低、传统家庭文化的影响等,这些结构性因素也促使祖辈进入儿童照顾领域,创造出“一孩政策”阶段所需的照顾资源,是一项极具价值的“红利”。微观层面上,基于特定经济状况、对风险的理解,扩展家庭作出的居住安排与分工合作,则使得这项“红利”有了丰富的呈现方式。

   (二)祖辈的育儿压力

   在访谈的家庭中,祖辈反映压力很大。祖辈们将带孩子称为“上岗”或“上班”,把休息时段称为“下岗”或“下班”。很明显,他们将照顾孩子直接看做是承担了一份工作,具有劳动与责任的含义;相反,与孩子在一起的快乐与满足感,在他们的叙述中相对缺乏。

   祖辈(主要是外/祖母)的压力,体现为服务与时间压力。几乎所有访谈对象反复强调服务强度高,时间投入太大。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好像车轱辘不能停”、“坐下来喘口气的时间都没有”、“连生病的时间都没有”。带孩子期间,祖辈要准备三餐、看护孩子睡觉、遛娃、洗碗/洗衣、接送幼儿园等事务。长时间困于儿童照顾,也意味着在相当一段时期内,祖辈没有可能自由自主地安排自己的退休生活。一位祖母说,“我也想像别人去学唱歌、学画画,但是我没时间,要带孙子”(1号家庭,62岁,退休国企职工)。也有祖父表示,因为平时要带孩子,不能跟朋友去旅游(10号家庭,66岁,退休干部)。

   与此同时,两代人在育儿观念、生活习惯方面也存在较大差异,时常发生矛盾,甚至会变成激烈冲突,这在共居型的育儿家庭中非常突出。一位妈妈表示,请父母过来帮忙带孩子后,家里变得人多嘈杂,母亲情绪明显变差,她还得回头照顾母亲的情绪(9号家庭,37岁,大学教师,女儿3岁)。有些祖辈很相信类似“一岁之前不能吃盐”,“两岁以前不能用尿不湿”的育儿“知识”,有些年轻父母则对孩子怎么养、怎么带提出过分精细的“科学要求”,导致两代人在生活细节上频繁争吵。一位爸爸说:“我们这么多年基本都跟父母一起住,怎么带孩子,真的是婆媳之间一大战场。”(7号家庭,36岁,私企职员,女儿6岁)这些情况一旦出现,不容易缓解,给两代人都造成精神压力。

   此外,年轻父母都明白,照顾孩子不是祖辈的义务,也认可他们的付出对家庭的价值。但是,在传统父权文化下,“照顾家庭”仍然是社会整体对祖辈(尤其外祖母和祖母)的期待。一方面,有些父母们表示,在还没有孩子时,已经计划以后交由祖辈带孩子。另一方面,一些祖母表示,家人不理解她们花太多时间参与社会活动或者社交,埋怨她们忽视家庭。祖母们只能妥协,优先顾及配偶、子女和孙辈。换句话,社会整体仍然高度期待女性以照顾家庭为优先考虑,如果想自由追求个人理想的晚年生活,对女性来说需要向家庭争取。

   (三)祖辈的育儿撤出:“你可以再生,我不会再带”

   在访谈家庭中,祖辈们当初主动帮助照顾一孩,但是这段育儿经历后,祖辈往往不愿意再带二孩。在10个家庭里,除去2个已有两个孩子的家庭以外,余下7个家庭的祖辈以直接或者暗示的方式,向子女表示不愿意再带二孩;只有1个家庭的祖辈希望子女生二孩。“你可以再生,我不会再带”,是祖辈们在二孩养育问题上的普遍立场。而且,这种育儿立场具有明显的差异性。相比较而言,承担育儿工作更多的祖母,比祖父的反对更强烈;曾经带过一孩的祖辈,比从没有带过孩子的祖辈反对更强烈。一位父亲说:“我妈帮我姐带孩子带到9岁,现在我姐打算再生一个,我妈很担心姐姐要她再带孩子(6号家庭,33岁,编辑,孩子刚出生)。这表明,一孩的照顾经历,很大程度上导致祖辈在二孩照顾问题上的集体撤退。

   祖辈们从原来以子女和家庭利益为重,转变为优先考虑个人,不愿再作牺牲。首先是健康顾虑。不少祖母带一孩患上疾病,而且自身年纪偏大,表示已经没有精力再照顾第二个孩子。其次是对自由生活的追求。祖辈觉得余下时间所剩无几,趁着自己还能走动,希望赶紧享受自由快活的晚年生活,不想继续被孩子绑住。再次是害怕家庭再起矛盾。许多家庭养育一孩时家庭矛盾严重,祖母们担心养二孩会再次引发婆媳矛盾,破坏和谐的家庭关系。在这些中产家庭里,祖辈鲜少从经济和物质角度不愿为子女带二孩,更多是担心服务和时间投入损害身体,挤压晚年生活,以及引发家庭矛盾。

   尽管年轻父母都强调,生不生二孩是自己的决定,与祖辈意见无关。但是,从生育决策过程和育儿方案选择看,两代人能否在二孩照顾问题上再次合作,仍然是二孩生育的重要影响因素。在8个只有一孩的家庭里,1对夫妻正在怀二孩,2对夫妻计划生二孩,4对夫妻决定不生,1对夫妻还没作打算。50%的一孩家庭决定不生二孩,这与全国调查数据(53.3%)基本吻合。一方面,决定不生的夫妻表示,不愿意放弃个人职业发展、不想降低一孩生活质量、不想继续拖累老人等。这意味着,在现有结构性条件不变,育儿压力在家庭内部又难以向上转移的情况下,育龄夫妇决定不生。另一方面,决定生二孩的3对夫妻,都与祖辈协商过未来的育儿照顾方案。1家打算请保姆,让祖辈辅助照看;1家准备换另一方祖辈照顾;余下1家则在重新协商。年轻母亲说:“两边父母都不表态,只好等怀上孩子再告诉他们,等有了再倒逼。”(5号家庭,33岁,国企职员,儿子2岁)从实际选择的育儿方案来看,两边祖辈轮换、与市场手段搭配,均是维持照顾“红利”的方式。可见,维持隔代抚养模式,是保障育龄夫妇生育二孩的重要原因。

   当祖辈撤退、代际合作抚养方式中止、照顾“红利”消失时,家庭要么需要从市场上寻找补充资源,要么需要母亲从职场退出;即便内部重新协商形成轮换,也需要重新规划居所和家庭生活。这些育儿方案都增加了个人、家庭的成本与风险,削弱了年轻父母生育二孩的实际意愿。


儿童照顾政策:去家庭化,还是再家庭化

  

   应当承认,在扩展家庭与代际合作的框架下,祖辈提供了儿童照顾的红利。但也要看到,隔代抚养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许多问题。首先,“红利”的存在让我们忽略了国家在儿童照顾问题上长期责任缺位。其严重后果没有在一孩政策阶段实施时暴露,而是延迟在二孩政策实施时才出现。其次,它带来一种片面的理解,以为生育率低主要来自于政策限制。政策限制造成低生育率,这一点不容否认,但是政策放宽之后,并没有即时出现人口反弹性增长。从家庭决策的层面上看,儿童照顾资源不足,显然是制约生育意愿的最重要因素。

   祖辈在家庭中承接育儿压力,是普遍现象。因此,祖辈撤出与儿童照顾供给不足,就是一个公共问题。随着老龄社会的到来,需要有足量的新增人口补充,这已被普遍认为是一种公共利益。相应地,儿童照顾问题应当进入公共政策议程。我们认为,原来“以人口数量管控”为目标的政策思路,应当转换为“以儿童照顾为重心”的政策思路。现在是重要的时间窗口,国家应当启动这种转换。为此,不妨适当借鉴发达国家在儿童照顾问题上的政策构思与实践,建立一个讨论问题的基本框架。

   谁来照顾孩子?对这个问题的解决,西方国家一般有“家庭化”、“去家庭化”和“再家庭化”三种基本思路。相应地则有三种制度实践,分别是依赖于性别分工的家庭承担、依赖于社会政策介入的国家承担,以及依赖于混合资源支持的重归家庭承担。

   在工业化早期阶段,儿童照顾依赖于家庭内部的性别分工,由家庭(即女性)承担。男性家长外出工作而获得收入,妻子料理家务和照顾孩子。妻子/母亲的照顾工作不计薪酬,但是把孩子养大成人的过程,就是劳动力的再生产过程,对于生产秩序的持续至关紧要。因此,工作场所设计的劳动报酬要考虑养家成本,社会的文化、制度、习俗和伦理道德都应支持家庭内部的性别分工,以及这种分工基础上的秩序。于是,儿童照顾领域形成了具有社会意义的“男性养家模式”。

   随着女性教育程度提高和广泛就业,原来稳定的性别分工和家庭结构变得很难维持。与此同时,人口老龄化使得越来越多人需要获得照顾,家庭的照顾能力受到质疑。家庭内部的、私人化的儿童照顾,在不同程度上由国家承接,即照顾的“公共化”或“去家庭化”。在这个阶段,福利国家发展出时间(如产假)、津贴(如儿童津贴)和服务(如托婴托幼系统)三大内容的儿童照顾政策,以及针对虐待、家暴、欺凌等儿童保护政策。尽管这些政策的“去家庭化”程度有差异,其共同点是运用公共资源和机构,介入原来属于家庭内部的育儿事务。国家将母亲从儿童照顾中解放出来,既是女性解放的标志性成果之一,也含有保障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意图。

   进入后工业化时期,儿童照顾政策出现“再家庭化”趋势。由于全球化和技术革命带来的复杂后果,也由于福利国家普遍面对经济衰退、公共财政紧缩的困境,儿童照顾问题成为牵动面甚广的“生活政治”议题。儿童照顾政策不再是将母亲从照顾责任抽离出来而全心全意工作,而是帮助两性协调工作与照顾的冲突。与前述的“家庭化”、“去家庭化”不同,“再家庭化”的思路,是发展出多种资源的支持型体系,强化家长的照顾能力,应对照顾与职业之间的冲突。一方面,在劳动力市场增加更为灵活的工作岗位,津贴、产假和婴幼服务更便捷的相互转换;另一方面,鼓励男性参与儿童照顾,支持父亲承担照顾职能。必须指出,这样的“再家庭化”方案,包含两种重要的价值观,或者叫做后工业化时代对于家庭的想象。一是将家庭照顾的价值与职业工作的价值摆在平等的位置上,不强调工作价值优先。二是在儿童照顾问题上,父母之间(或两性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合作伙伴关系,不是分工关系。因此,不能退回到男性分工养家、女性分工持家的旧模式。

   在不同的文化历史脉络下,西方国家的家庭政策或照顾政策发展出完全家庭主义、去家庭主义,以及支持型家庭主义三种模式。相比较而言,中国一直缺乏家庭政策或照顾政策,只是在私人层面上发展出隔代抚养的家庭应对策略。尽管与完全家庭主义的国家(例如南欧国家)十分相似,中国同样高度依赖家庭成员提供儿童及老年人照顾,但是在制度层面并没有系统的家庭政策或照顾政策设计。而且,南欧国家的实践教训表明,以公共照顾设施稀缺、带薪假期短、(资格审查)补缺型津贴为特征的照顾政策,最终导致社会生育率低、(产后)女性就业率低、祖辈育儿参与度高的个人与国家“双输”局面。所以,中国的家庭政策或儿童照顾政策设计,如果延续完全家庭主义路径,不仅在私人层面难以维持且抑制再生育,还可能导致不良的社会后果。此外,中国与发达国家趋同,都进入低生育率阶段。生育率处于1.5的拐点上,时间窗口非常紧迫,必须尽快实施有一定强度的家庭政策,才能有效刺激生育率回升。

   中国正在尝试发展家庭政策或照顾政策,一些相关的配套措施已经进入规划、试点或实施阶段。但是,应该选择“去家庭主义”,还是“再家庭主义”模式,还有大量争议。这取决于我们是把家庭看作“问题”,需要给予帮助,还是看作是“资源”,应该发掘其能力?政府对家庭的角色定位也不明朗:一方面,社会保障和相关福利供给不足,短期内改变不易,鼓励以家庭为主承担儿童照顾责任,即“家庭主义”的思路,对于政府有功利上的好处。另一方面,老龄化问题和低生育率问题相互叠加、相互影响,迫切要求国家在儿童照顾问题上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同时鼓励发展市场化服务。因此,“去家庭化”的诉求将是长期的社会压力。而如何找到合适的平衡点,构建可持续的“再家庭化”策略,真正发展完善支持性的家庭政策,有待于更多的实践创新和理论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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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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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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