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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缙英 曾军:海登·怀特论当代中国道路

更新时间:2018-03-11 01:13:18
作者: 李缙英   曾军  
但是,怀特在指出启蒙现代性与资本主义权力关系的合谋时,却并未明确指出更为具体的合作方式,到底是启蒙运动、启蒙话语带来的现代性滋生了资本主义而逐渐导致美国社会的现状,还是启蒙运动、启蒙话语的现代性后果刚好暗合了资本主义的需要?难道仅仅是二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并不存在不和睦或互相解构、互相掣肘的情况吗?这些含混之处还有待我们进一步探究。

   总之,怀特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规训”政治和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经济剥削等方面说明了启蒙现代性和资本主义造成的诸种后果,而孙麾又将这一问题置于当代中国的语境中,询问怀特对于中国现代化的看法和意见。怀特说:“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如果引入中国,你就不得不照单全收。在意识形态上,你可以说我们将排除亚当·斯密,但在现实中,现代化却无法与启蒙的意识形态共处一室。”他还坚信,启蒙会引导一种“特殊的、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的产生,即商业资本主义”,因此启蒙的现代性后果就会不可避免地与资本主义挂钩,更糟糕的是,资本主义和新兴阶级会反对共产主义乌托邦的建构。也就是说,启蒙现代性、新自由主义和中国之间存在着内在的悖反性,会阻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发展。

   因此他建议,中国应该“找到一条不同于美国资本主义的替代道路”,避开启蒙和商业资本主义,寻找实现共产主义的道路。对怀特来说“美国资本主义是自杀性的”,对环境是“毁灭性的”,对社会团结也是灾难性的——这些观点又补充了他对于启蒙和资本主义的否定。从反思论述方法的层面来看,怀特的阐释仍是形而上学的二元对立方式,通过否定他者来肯定自我,这也是另一位新历史主义者格林布拉特的“发现/伪造异己以塑造自我”过程——自我塑型发生在权威与异己相遇的时刻,而遭遇过程产生的力量对于双方都意味着攻击,因此在这一过程中获得的自我也会包含着自我颠覆或剥夺的迹象。

   并且,怀特像绝大多数新历史主义者一样,在批评和解构对立面时往往容易陷入解构对象的思维漩涡中,他的理论假设可能会成为他消解的对象,解构方法也可能会陷入自我解构之中。这种新历史主义者的通病,也就是文化诗学所谓的“含纳”理论或“陷入圈套模式”。

  

   “共产主义乌托邦”或“后资本主义”

  

   在反思了启蒙现代性与政治经济制度的关系之后,怀特说:“我认为毛泽东是很伟大的,他想象了一个中国式的后资本主义世界,一种新的社会主义。”他热情地推崇毛泽东的共产主义设想,将其命名为“中国式的后资本主义”和“新的社会主义”,并概括出它的两大优势,一是拥有马克思主义的乌托邦精神,二是具有机体式的儒家社会团结观念。

   这两大优势确实是中国特有的社会文化特点。首先,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乌托邦精神不仅是对现存社会制度的批判,还提供了的新的社会秩序,因而不仅能使人们意识到现状的不完美,也促使人们按照乌托邦理想改造世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乌托邦精神已被视为无政府主义,并被实用主义所取代,因而对怀特来说,毛泽东的共产主义设想就成了最具有乌托邦意味的未来社会的理想形态;其次,怀特认为,儒家团结观念、集体主义精神和西方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相比,更适于构建共产主义的文化基础和群众基础。

   当然我们也应意识到,这两大“优势”存在着复杂性:首先,构成中国人精神结构的乌托邦不仅包括西方的“乌托邦”想象和马克思主义的乌托邦论述,还有传统小农经济式的“桃花源”以及“大同社会”传统。而马克思主义的乌托邦精神主要存在于左派知识分子和社会改革家等少数社会群体中,因此,想要把乌托邦精神转化为社会改革的动力,还需要知识分子们充分调动普通群众的能动性;其次,儒家的团结观念以封建等级制度和乡土社会的差序等级秩序为基础,在经历了近现代以来的反封建反传统革命,以及当代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团结观念和集体主义早已遭受重创。除了这两个并未被准确把握的优势之外,不知是否还有其他因素令怀特对共产主义设想满怀期待。

   如果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就要质疑,为什么怀特把毛泽东的共产主义设想命名为“中国式的后资本主义”,而不直呼“中国的共产主义”呢?在这篇文章中怀特的表述存在诸多模糊之处,但仍可以推测“中国式的后资本主义”并非纯粹的共产主义,也并非完全意义上的资本主义,而是一种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对资本主义进行“后”的矫正的社会制度。虽然怀特推崇毛泽东的共产主义设想,但他并不是以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论述为权威,而是以资本主义为比较、批评和设想的基础,以未来中国来寄托他的乌托邦情怀;而“后资本主义”,即便是对资本主义的修正和改良,也仍然无法完全改变它的本质。在这里新历史主义的政治立场无定向性显露无疑。

   在明确了怀特的观点和经典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不同之后,我们要继续质疑,“中国式的后资本主义”与美国汉学界的“毛泽东主义的共产主义乌托邦”有何异同?这两种观点与其本体——毛泽东的共产主义设想是否一致呢?

   美国有关毛泽东的汉学研究主要包括以费正清、史华慈、施拉姆为代表的哈佛学派,以魏特夫为代表的保守派,以及以佩弗、沃尔德为代表的新左派等。其中,马克思主义学者莫里斯·迈斯纳教授是“乌托邦主义”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怀特对毛泽东共产主义设想的阐释,就比较接近迈斯纳的观点。迈斯纳在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发表多部论著,对“毛泽东的乌托邦主义”做了系统的阐述,其中的代表性著作有《毛泽东的中国和后毛泽东的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和《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等。在后者中他提出,“毛泽东主义”是“继承并在某些方面改造了马克思主义对未来共产主义乌托邦的积极的幻想,同时又是带有马克思和恩格斯轻蔑地称之为‘乌托邦’的许多特征的一种学说”。

   也就是说,毛泽东思想既具有乌托邦的积极因素,又带有空想和虚无的特质,并且在他看来,毛泽东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是符合马列主义的,但实现方式却是民粹主义的。迈斯纳也肯定了毛泽东思想的乌托邦性质,但和怀特的论述相比更具有辩证的特点。他发现中国建国后的前几十年经济贫困,共产主义乌托邦还焕发着强大的生命力;而当经济相对富裕时,社会主义的客观情景逐渐被现实化,共产主义乌托邦却几乎被人们遗忘,社会的主观意志也有所懈怠。对此,迈斯纳一方面肯定了“后毛泽东”时代的领导人邓小平是实践派,另一方面又为共产主义的前途担忧。与之相反,怀特在反思启蒙现代性和新自由主义的同时,仍然保持着对共产主义的积极幻想。

   通过比较可以发现,怀特和迈斯纳确实在“毛泽东的共产主义乌托邦”方面观点相似。但中国人却普遍不承认西方世界所谓的“毛泽东主义”,而是使用官方经典命名——“毛泽东思想”,这种命名不承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思想是一种主义,并且对“主义”背后的意识形态意味非常敏感;而“乌托邦”因为无法消除自身的消极因素,就更无法得到社会的全面认可。

   既然国内普遍质疑“毛泽东主义”的“共产主义乌托邦”的合法性,那么“中国式的后资本主义”呢?英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与王宁合著了一本著作:How China Became Capitalist。这本书在国内被翻译为《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并发行出版,可以说这种翻译非常“中国化”,非常符合“中国特色”,但我们知道Capitalist原义为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科斯与王宁的本意很可能就是将中国经济理解为具有资本主义意味的经济形式,国内甚至有人将此书翻译为《中国是怎样变成资本主义的》。可以说,科斯是西方提出“中国式的资本主义”或“中式资本主义”观点的代表,而且他的中国追随者如张五常等人也大多推崇新自由主义。因此可以认定,怀特的“中国式的后资本主义”与科斯的“中式资本主义”都以资本主义为参照,都具有或多或少的资本主义意味,但与科斯不同的是,怀特是强烈反对新自由主义、批判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

   通过以上对比可以发现,纯粹的马克思主义者会批判资本主义因素,新自由主义者乐于鼓吹资本主义的优越性,海外汉学无论何种立场总是难以避免他者化的局限性,至于国内左派知识分子也会因立场问题导致研究和判断过于片面化、绝对化,而忽略了毛泽东思想及共产主义设想在产生、发展和演化过程中滋生的复杂性。况且,毛泽东本人的思想和“毛泽东思想”也并不相同,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在毛泽东个人思想的基础之上进行的系统化、理论化的建构;而毛泽东个人思想的来源与构成也很复杂。因此只能说,这些不同的命名和判断背后都附加或隐涵了太多的政治意味或其他意图,其能指明显不同,其所指也并不完全一致。

   此时再重返“中国式的后资本主义”可以发现,其中确实存在创新和合理之处,但也存在内在的悖反性。怀特并不像绝大多数西方学者一样简单粗暴地将中国冠以资本主义的头衔,或者激烈地抨击中国的资本主义因素,而是从反思启蒙和现代性出发揭示它们与资本主义的合谋关系,以此阐释这些因素和社会主义之间的悖论、矛盾。并且,他把中国看作实现共产主义乌托邦的最好土壤,而不是幻想资本主义发展到高潮并衰退之后,通过改革或革命来实现共产主义,他坚信托洛斯基和毛泽东的“可以超越资本主义而实现社会主义”的观点,也相信可以超越资本主义而实现共产主义,这正是怀特观点的独特之处。

   怀特在新世纪提出推行毛泽东的“中国式的后资本主义”,那么我们需要质疑的是,他是否忽略了改革开放为中国带来的巨大改变,或者认为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与毛泽东时期的中国并不存在实质性的断裂呢?并且,当代中国的市场经济和新自由主义已对社会主义产生影响,如何才能实现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实现“中国式的后资本主义”呢?怀特认为,中国应该超越资本主义,远离启蒙和现代性,他把中国社会的道路选择诉诸知识分子的职责和使命,而且具体到历史和哲学领域,也就是说,怀特并未把实现理想社会形态的设想诉诸经济或政治变革的方式,而是寻求社会文化和少数群体的作用。

   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也分为很多种,根据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观念的不同,可以分为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等。怀特认为,资产阶级的价值观是以“一切都是自然的”为核心,因此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认为资本主义在中国的扩张和后果是自然而然的;而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则对商品拜物教、金钱和权力持批判态度。因此,怀特认为,“我们需要激进的历史书写方式”,而“问题在于如何促进批判性的智识以反对官僚制”,他还提醒到,历史是人为塑造的过去,而乌托邦式的未来还需要知识分子在解构历史之后开启新的创造。也就是说,他认为坚持新历史主义的理论原则和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才能保证知识分子为共产主义发挥积极作用。

   可以发现,怀特的观点存在诸多自相矛盾和值得质疑的地方。

   首先,“中国式的后资本主义”体现出政治立场的不定向性、折衷主义和经验主义倾向。“后资本主义”明显带有资本主义的意味,这与怀特自觉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互相矛盾,所以说,这种“中国式的后资本主义”命名并不妥当;如果这恰恰是怀特追求的政治立场不定向性效果,那么“共产主义”的纯粹性就会成为问题,“后资本主义”和“超越资本主义而实现社会主义”的主张也就互相矛盾了。

   其次,怀特的乌托邦设想也有其意识形态意图。他曾说:“真正的问题是如何保留心理学和哲学层面上的乌托邦精神和希望。”从反思西方视角中的中国层面来看,我们要警惕把“中国”作为表达特定批判立场的乌托邦的倾向。西方在不同时期有目的地推崇中国,在文学和政治领域塑造“中国乌托邦”的形象,形成特定的“中国乌托邦”话语体系,为西方现代激进思想提供了批判的立场。但我们应该意识到,无论是关于毛泽东的共产主义设想,还是对中国社会现状的阐释和评价,西方学界描述的“中国”都和中国的现实并不完全相同,我们更应该把这些观点看作特定政治立场、理论观念或个人观点的投射。反思西方对中国形象的乌托邦化,不仅可以解构西方建构“中国形象”的话语阐释机制和深层内涵,对于中国知识分子也具有一定的警示作用。

   总之,怀特对于启蒙概念的隐喻化阐释解构了启蒙理性的神圣,揭示了启蒙现代性与资本主义的合谋关系,为中国的现代化之路、新自由主义思潮以及共产主义的道路等方面提供了新的反思方式,这对于中国的社会发展来说意义重大。怀特充分意识到了中国问题的普遍性和独特性,他的乌托邦精神也值得知识分子借鉴,但新历史主义流派的研究方法中存在着诸多问题,比如“语言决定论”、政治立场无定向性、发现/伪造异己以塑造自我的心理以及“中国乌托邦”话语阐释机制等,这些都需要我们进一步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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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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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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