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孟凡壮:中国宪法学言论自由观的再阐释

——与徐会平先生商榷

更新时间:2018-02-26 14:05:05
作者: 孟凡壮  
若从制宪历史上分析,宪法第35条保护的言论属于政治性言论,因此非政治性言论并不包含在这一条款的保障范围内,但若从字义解释的角度分析,非政治性言论在“言论”的字义射程范围之内,将非政治性言论纳入宪法第35条的保障范围具有一定的解释空间。[39]只是,即使将非政治性言论纳入宪法第35条保护范围,其在受保护的强度上显然要弱于处于规范核心领域的政治性言论。

  

   注释:

   [1]参见徐会平:《中国宪法学言论自由观反思》,《学术月刊》2016年第4期。

   [2]参见[美]索蒂里奥斯·巴伯、詹姆斯·弗莱明:《宪法解释的基本问题》,徐爽、宦盛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3页。

   [3]徐文认为,个体自由是以个体利益的满足和实现为指向的自由,政治自由是一种以政治生活参与为指向的自由。参见前注[1],徐会平文。

   [4]参见[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01页。

   [5]参见张志铭:《欧洲人权法院判例法中的表达自由》,《环球法律评论》2000年第4期。

   [6]参见许崇德:《许崇德全集》(第七卷),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第2319页。

   [7]许崇德:《许崇德全集》(第七卷),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第2421页。

   [8]许崇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下卷),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71页。

   [9]参见张志铭:《法律解释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70页。

   [10]参见前注[4],卡尔·拉伦茨书,第207-220页。

   [11]参见[德]伯恩·魏德士:《法理学》,丁晓春、吴越译,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329-331页。

   [12]徐文在探讨宪法第35条性质的过程中区分了条款本身的性质与条款内容的性质,指出“宪法第35条的性质和它所保护言论自由的性质是两个不同的问题”,认为“条款的性质是由其赖以存在的理论基础决定的。”这一论断显然与人们使用“条款”这一语词的日常习惯相违背。因为当我们谈及某条款时,往往所指的就是该条款规定的内容,而不是其他。

   [13]韩大元:《1954年宪法制定过程》,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250页、第251页、第252页。

   [14]“五四宪法”中言论自由条款的设置借鉴了苏联1936年宪法的经验。苏联1936年宪法第125条规定:“为了适合劳动人民的利益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法律保障苏联公民享有下列各种自由:(一)言论自由;(二)出版自由;(三)集会自由;(四)游行和示威的自由。公民的这些权利的保证是:印刷厂、纸厂、公共场所、街道、邮电和其他一切为实现这些权利所必要的物质条件,都供劳动者和劳动的组织和团体享用。”韩大元:《外国宪法对1954年宪法制定过程的影响》,《比较法研究》2014年第4期。

   [15]许崇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上卷),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42页。

   [16]同前注[13],韩大元书,第412页。

   [17]同前注[8],许崇德书,第493页。

   [18]1980年9月10,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根据中共中央的建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委员会名单;9月15日宪法修改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决定设立宪法修改委员会秘书处,胡乔木为秘书长;9月17日,秘书处吸收王叔文、肖蔚云、孙立、许崇德为秘书处成员。参见前注[7],许崇德书,第2271-2272页。

   [19]有学者将“言论”区分为“公共言论”与“私人言论”两种类型,认为宪法意义上的言论是指以政治表达为核心的“公共言论”。同时,该学者认为我国当前批评公共事务或官员的言论容易受到严格管制,而贬损他人名誉、隐私等民事法益的言论却被宽容以待,其根本的原因是对言论在不同法律关系中的性质、功能及其规范性含义存在某种根本性误解。参见姜峰:《言论的两种类型及其边界》,《清华法学》2016年第1期。

   [20]我国《宪法》第41条第1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

   [21]参见前注[1],徐会平文。

   [22]“五四宪法”第9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违法失职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有向各级国家机关提出书面控告或者口头控告的权利。由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

   [23]参见前注[7],许崇德书,第268页。

   [24]肖蔚云:《论新宪法的新发展》,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31页。

   [25]林来梵:《宪法学讲义》(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373页。

   [26]马岭:《宪法权利但书与宪法义务》,《当代法学》2009年第3期。

   [27]我国《宪法》第36条第3款规定:“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

   [28]许崇德:《彭真与1982年宪法的修改工作》,http://www.zgdsw.org.cn/n/2015/0716/c244516-27316121-3.html,2017年6月10日访问。

   [29]参见侯健:《诽谤罪、批评权与宪法的民主之约》,《法制与社会发展》2011年第4期。

   [30]根据徐文的论述,在言论自由的个体自由观念之下,言论自由被视为一项以个体为指向和依归的自由,对言论自由正当性的辩护以及理论和制度保护的探讨都以个体为中心而展开;言论自由的政治自由观是一种从人民主权角度来看待言论自由的观念。在政治自由的观念中,言论自由是一种以人民主权为指向和依归的自由,其正当性辩护及其理论和制度保护的探讨以人民主权为中心而展开。参见前注[1],徐会平文。

   [31]根据徐文的论述,人民主权与“言论自由是政治自由”之间存在本质联系,而人权意义上的言论自由与民主政治之间仅仅具有经验或者说或然意义上的关联,但我们往往从经验立场出发认可言论自由与民主的关系,从而认为言论自由是政治自由。前者为本质论政治自由,后者为关系论政治自由。参见前注[1],徐会平文。

   [32]参见前注[1],徐会平文。

   [33]持这种观点的较有代表性的学者及其见解主要:胡锦光、韩大元:《中国宪法》,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199-206页;林来梵:《宪法学讲义》(第二版),第371-372页;蔡定剑:《宪法精解》,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237页;张千帆主编:《宪法》(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47-250页;周叶中主编:《宪法》(第四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年版,第234页;童之伟、殷啸虎主编:《宪法学》(第二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91页;周伟:《宪法基本权利 原理·规范·应用》,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99页;吴家麟:《宪法学》,群众出版社1985年版,第368页。

   [34]肖蔚云:《论宪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68页。

   [35]杜强强:《基本权利的规范领域和保护程度——对我国宪法第35条和第41条的规范比较》,《法学研究》2011年第1期。

   [36]参见前注[1],徐会平文。

   [37]张翔:《宪法释义学 原理·技术·实践》,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147-148页。

   [38]石毕凡:《诽谤、舆论监督权与宪法第41条的规范意旨》,《浙江社会科学》2013年第4期。

   [39]陈明辉:《言论自由条款仅保障政治言论自由吗》,《政治与法律》2016年第7期。

  

   孟凡壮,华东师范大学师范大学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

   来源:《政治与法律》2018年第2期。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08555.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