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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勋初:朱东润先生治学的特色

更新时间:2018-02-23 23:07:34
作者: 周勋初  

   在我国近代学术史上,出现过一批杰出的学者,他们并非出生儒学世家,本人在学界起步时也并非专注于古代文学,但随着时代潮流的激荡,转而由其他领域闯入古代文学研究领域,随后由一个课题转入另一个课题,纵横驰骋,不断开拓新领域,并取得巨大成就。这一令人瞩目的现象,发人深思,他们的成功经验,值得探索。

   王国维本喜新学,寝馈于叔本华哲学,随后以此解释《红楼梦》中的悲剧,又因性之所好,而发为词论。生值甲骨大量出土之时,转而从事殷周史的研究,随后又研究西北地理,凡文史方面的许多问题,都有创辟。又如闻一多,本学西洋美术,后写新诗,入大学任教后,有计划、分阶段地对《诗经》、《楚辞》、唐诗一一进行研究,无不取得成绩。从这二人来看,他们原先感兴趣的东西,属于新潮方面,由新入旧,引入了新的视角、方法和观念,也就在旧学中结出了新的果实。

   朱东润先生也是属于这一类型的杰出人物。他早年留学英国,学习的主要内容当然属于西洋学术,回国后很长一段时间也是教的英文。后入武汉大学,由教中国文学批评史始,转而进行《诗经》研究,其后结合教学与自己的关注之点,在史书、《楚辞》、传记文学等方面不断开拓,取得大量成果,既博且专,为后人树立了学习的榜样。

   朱先生的第一部正式出版的著作是《读诗四论》,据云在他的一系列著作中此书付出的精力最大。

   此书首篇《国风出于民间论质疑》,可以说是集中地反映了作者的研究特色。

   先秦时期已有《诗》有六义之说。“六义”的内涵是什么,众说纷纭,难下定论。但“风、雅、颂”这一组,指的是诗体,则按之现存《毛诗》中的分类与标题,应该是大家都能接受的。其中风出民间之说,也是源远流长,古已有之。按古采诗之说,周天子命太师秉木铎而往民间采诗,藉以了解下层动态。这主要指的是“国风”中的诗篇。传说孔子曾经对此进行过整理,因此很多解释《诗经》的人以为其中寓有深意,汉儒对此曾有种种解说,宋儒虽对《诗序》中的若干说法表示不能接受,也只是嫌其微言大意过于牵强,因而较为注意文字的原义就是。清儒进而依文解经,对若干表达男女恋情的诗篇重作解释,其努力的方向,却仍在向证实“国风”为民间文学的方向发展。

   时至近代,一些向西洋取经的学者吸引了新的理论,确认文学起源民间,胡适解释“国风”中的篇章时,还作了大胆的发挥,甚至以为“《葛覃》诗是描写女工人放假急忙要归的情景”,《嘒彼小星》一诗“是写妓女生活的最早记载”,可见当时的新进人物都以为“国风”中反映了下层社会中的众生相。

   由上可见,“国风出于民间”之说源远流长,不论旧派新派,从无异义,朱先生大胆提出“质疑”,有违时尚,于此可见其独立特行之风概。

   要想推翻一种已成定说的理论,非有深厚的文献学功力与敏锐的文艺学眼光不可。这里光是发表一些感想,或是东抄西袭一些材料,就想重作结论,显然是无济于事的。若想推翻一种世代相传于今为烈的一种说法,必须进行严肃考辨,采用科学的方法,进行周密的论证。

   朱先生在对“国风”中的诗篇进行分析时,不拘于传统的所谓师法、家法,但也重视汉人的材料;不为近代一些先验性的理论所支配,但也曾参照西洋的一些理论而立说。他的研究态度是实事求是。

   朱先生曾系统地学习过逻辑学,因而他的这篇文章,显得逻辑特别谨严。他首先对汉人的诗说进行考辨,得出的结论是:“考之鲁、齐、韩、毛之说,凡《国风》百六十篇之中,其作家可考而得其主名者,其人莫不属于统治阶级,其诗则非民间之诗也。”其后又从(甲)由其自称之地位境遇而可知者,(乙)由其自称之服御仆从而可知者,(丙)由其关系人之地位而可知者,(丁)由其关系人之服御而可知者,(戊)由其所歌咏之人之地位境遇而可知者,(己)由其所歌咏之人之服御仆从而可知者,末复总起来说:“凡仆所论绝去一切依傍,自名物章句之微,就《诗》言《诗》而疑其不出于民间者,于《国风》百六十篇中得八十篇,已得其半矣,放之人情,证之以类推之法,又得二十篇,合之共得百篇,已得八分之五矣。”

   他人论证至此,已可说是题无剩义,但朱先生还不满足,又设七难以明之。他站在反对者的立场,对上述论点从各种角度进行挑剔和责难,随后对此一一进行解释。这样的文章,真如墨翟之论攻守,使巧者亦无以施其伎,遑论那些只能跟在人后嚷嚷的人了。

   朱先生的这一研究成果,或许太有违时尚,因而时至今日,大家对它的重视还很不够。这类复杂的学术问题,当然还可不断探讨,作出种种新的解说,但朱先生的学术勇气,以及精密考辨的能力,科学论证的方法,都值得后人学习。朱先生在写作第一部学术著作时就表现出了如此高的识见和思辨能力,既不为传统的说法所拘,也不为新的潮流所动,独辟蹊径,一往无前,预示着日后他的研究工作将无往而不利。

   朱先生任教大学而在中文系开课时,担任的第一门课程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令人奇怪的是,当时武汉大学中名师宿儒甚多,为什么文学院院长闻一多偏要让朱先生出来开这门新课?

   大家知道,中国古来只有政治史一类著作,而无分门别类的学术史出现。近代兴起的中国文学史与文学专题通史是在西洋学术的影响下产生的。其中中国文学批评史这一门类发展较后,二十年代始有第一部著作出现,其取材大都出自诗文评类著作与历代文苑传序,还未能汲取西洋学术的新观念而多方取材,构建起新的学术体系。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有的高校中已有一些教师在进行学科的基本建设。因为这是一种新的课题,在过去的学术传统中少有依傍,若有深谙西洋学术而又了解中国文化的人出来创辟,无疑会取得更好的成绩。闻一多先生从当时正任英语教师的人中商请朱先生出来任职,当是着眼于此的吧。

   果然,朱先生不负众望,筚路蓝缕,写成了《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一书。虽然作者一再谦称这是一部讲义,有待于增补修订,但还是可以从中发现不少优胜之处,下述三点似更值得注意:

   一是朱先生参照西洋学术而对我国古代文论进行阐述,观点更见明确。例如他在研究司空图的诗论时,引H.G.Giles所著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中的论点分析其思想,并进行考辨;又例如他在论述唐人诗论之作时,将殷璠、高仲武、司空图等归为“为艺术而艺术”类,元结、白居易、元稹等归为“为人生而艺术”类,这真如朱自清所指出的,“教我们能以靠了文学批评这把明镜,照清楚诗文评的面目。诗文评里有一部分与文学批评无干,得清算出去;这是将文学批评还给文学批评,是第一步。还得将中国还给中国,一时代还给一时代。按这方向走,才能将我们的材料跟那外来意念打成一片,才能处处抓住要领;抓住要领之后,才值得详细探索下去。”

   二是提出了近详远略的原则。中国是个早熟的国家,古代文化极为发达,儒家信而好古,后人言学术者也无不喜谈春秋、战国时诸子百家的学说。但学术是发展的,溯源固然重要,而各种学说如何迂回曲折而泽及后世,浸润后人,却是更为重要的课题。作为一部史书,就得源源本本,寻求学术发展的规律,以便从中汲取教训,获得启示。如果一偏于古,鄙薄近代学术不论,那就真如王充所讥弹的“知古而不知今,谓之陆沉”。

   从《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中的章节安排来看,宋代以后的人物大增,占了全部篇幅的大部分,内如纪昀、章学诚、阮元、曾国藩等,在学术史上曾有重大影响,作为学术领域中的一角,他们的见解和著述在古代文论领域中也曾发生过影响,在《大纲》中占一定篇幅,看来还是可取的。作者遴选这些人物入史,体现了重视近代的新趋势。在近代历史上,是厚古薄今呢?还是厚今薄古?两种不同看法后面,往往夹杂着复杂的政治意图。实际上那些崇古的人未必懂得“古”,不像朱先生那样在《诗经》、《楚辞》、《左传》等方面都有著述;重今之人常是只着眼于为眼前的政治目的服务,不像朱先生那样,心无旁鹜,努力运用新观点,为建设新的中国文学批评发展史而奋斗,让我国的传统文化也跻身于世界之林。经过几位前辈学者的努力,这一学科终于取得了飞速的发展,朱先生的奠基之功,他所作出的特殊贡献,都将受到后人的称颂。

   三是对写入著作的文论名家一一作了专题研究,故能保证全书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准。这一点将在后文中作讨论。

   朱先生在史学方面也作出了巨大贡献。四十五岁之后,致力于传记文学的建树,可以更明显地看出他治学的特色,融贯中西,沟通文史,这与他留学英国,而在中文系任教,又担任《史记》等专书的讲授有关。

   近代中国,内优外患不断,国家濒临灭亡,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无不优国优民,对祖国的历史付于特殊的关注他们从历代节烈之士的事迹中汲取鼓舞的力量,而从若干时期的腐败政治所引发的外敌入侵等事件中寻找历史鉴戒。衰乱之时的历史,也就成了学术界的热点。

   朱先生学习极为勤奋,他每开一门新课,总要在备课的基础上写成一部著作。由于讲授《史记》,也就产生《史记考索》一书。这书的写法还比较传统,重点放在辨析重要著作的义例,以及考证、辑佚等方面。作者继此而作《汉书考索》、《后汉书考索》,在研读过程中,也就更为注意政局对文坛的影响了。例如他对刘宋时期政治与文学的分析,就很精辟,且有感慨存焉。

   因为他在史学上下过很大功夫,而他在英国留学时,又深受彼邦风行的传记文学的影响,这就激发了他在本国建立传记文学这一新学科的热忱。为此他从理论上加以阐发,写了好几篇有关传记文学的论文,留下了一系列传记文学的著作,并在他的努力下,首先为传记文学建立博士点,并培养出了全国第一位传记文学的博士生。他在传记文学这一新的学科门类的建设中作出了巨大贡献。

   全面评述朱先生在传记文学方面的成就,对我来说,无疑是力不从心的,在此我只想指出如下三点:

   一是他所挑选的一些传主,在中国历史上都有其代表意义。这些传主集中在宋、明两代。他们身处积弱之世,在思想上有很多苦闷,于是以文学为武器,抒写爱国热忱。《元好问传》的情况与之相近,《杜甫叙论》则以杜诗的发展为例,阐述作家应该如何顺应时代的演变而作出史诗般的记录。

   二是在难点上下功夫。每一位传主,生平中总有一些事件曾经引起过不同评价,例如陆游,创作上的成就和爱国精神一直照耀史册,从无人非议,但他为韩侂胄作《南园记》、《古阅泉记》之事,不但见讥当代,而且史书上也有微词。朱先生对当时几种有代表性的记录作了精密的考证,指出其不合事实处,并从当时的政治背景方面进行分析,说明陆游以将近八十的高龄,为什么还会应韩侂胄之请而撰文,陆文内容到底反映了什么情绪,这些都在《在一致对外的基础上和韩侂胄接近了》一章中有充分的阐述。朱先生对每一位传主所经历的历史事件,既不加意维护,也不深文罗织,平实公允,令人信服。

   三是倾向性方面的问题。西洋史学强调客观记录,以为搜集好资料之后,应该原原本本地叙述好事情的原委与人物的活动,从中寻找事物演变的规律。对于这些,朱先生都做到了。但他毕竟是一个中国的知识分子,受传统史学的陶冶甚深,以史为鉴的观念,和史家褒贬的笔法,仍然强烈地表现出来。例如他的第一部传记文学著作《张居正大传》,就着眼于明代政局的混乱,一位革新者如何利用复杂的形势建功立业,但也正由于本身的问题,留下了很多后患。他在写作《陈子龙及其时代》和《元好问传》时,无不有感于身处衰亡之世的文士的自处之道,如何用笔反映其时代,投身挽救故国的运动中去。显然,这些都与朱先生的心境密切相关。

中国一些卓越的史学家,如陈寅格、陈垣等人,前期受西洋史学的影响,也偏于客观地研究历史,不重视经世致用,经过抗日战争之后,感时伤事,也就加强了古为今用的意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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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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