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孙阳:论公共领域的功能实现

更新时间:2018-02-22 23:48:14
作者: 孙阳  

   【摘要】 知识产权制度作为赋予权利人的垄断性权利,在权利人专有控制前提下必然增加智力资源的获取成本。过度的权利主张导致资源获取的交易成本上升,阻碍后续的创造行为。从社会整体角度看,知识产权权利主体的数量越多则智力资源在宏观层面的获取成本越高且难度越大。为了解决这个潜在问题,公共领域的维持和发展就有其必要的意义。

   【中文关键词】 公共领域;知识产权;利益平衡

  

   知识产权理论持续向社会灌输这样一个核心的观点:智力成果的创造者,无论是作者、发明人或设计人,都在进行“从无到有”的智力活动。同时,鉴于知识产权制度以鼓励创新和推动社会科学文化的进步为主要目标,充分保护智力成果创造者的权利自然成为知识产权强化保护和权利边界扩张的理论基础。事实上,权利主体的创造投入和热情往往被过分夸大为智力创造过程中的首要因素,而忽视了智力活动的另一项本质——在现有积累的基础上而实现的智力成果的创造。换言之,智力活动的一个重要步骤就在于充分地获得智力资源来实现智力成果的整理、转化和创新。而要确保智力活动的有效运行,关键在于智力资源的有效获取和资源总量的维持。无论是智力资源的有效获取,还是资源总量的维持,知识产权制度都具有本质上的缺陷。知识产权制度作为赋予权利人的垄断性权利,在权利人专有控制前提下必然增加智力资源的获取成本。过度的权利主张导致资源获取的交易成本上升,阻碍后续的创造行为。从社会整体角度看,知识产权权利主体的数量越多,则智力资源在宏观层面的获取成本越高且难度越大。为了解决这个潜在问题,公共领域的维持和发展就有其必要的意义。

   公共领域作为知识产权制度中一个独立存在的概念,学界主流观点一般界定为:“可由社会公众自由使用,并且不受知识产权法保护的部分要素的集合。”[1]概念的描述实际上指出了公共领域的核心功能:即为智力活动提供创作、改良、设计等各项行为的智力资源,同时确保获取这些资源不受知识产权以及其他制度规范的限制。因此,公共领域的存在为所有潜在权利人提供了经济最优的渠道获取资源,也大大降低了智力活动的投入成本,便利了智力成果的产出。从这个角度分析,一个稳定且充满活力的公共领域对于培育知识产权权利主体,推动知识产权发展具有合理的激励作用。

   尽管公共领域具有重要功能和现实意义,知识产权的发展趋向于扩张知识产权而忽视公共领域的维持。知识产权法定期限的延长、客体种类的增加、确权形式的简化以及各种权利限制的弱化,在新技术和商业模式的支持下大大强化了知识产权的权利边界。这样的发展趋势一方面将绝大部分智力资源转化为知识产权范围内的专有财产,增加了资源获取的成本和难度,干扰了公共领域核心功能的实现。另一方面也违背了知识产权制度所强调的利益平衡制度的整体发展需要在权利主体的权利实现与社会公众对成果有效使用之间获得一个合理的平衡。有鉴于此,厘清公共领域的功能内涵,合理应对知识产权的扩张以及实现二者之间动态利益平衡,是重塑公共领域与知识产权的相互关系,完善二者之间动态平衡的必然选择和合理策略。


一、功能实现的历史沿革

  

   在人类历史早期,知识的传播和技艺的交流是一种客观的智力行为模式。口述、书籍、乐曲等一系列可以被人接触、模仿和复制的智力成果不受任何形式的制约和规范。虽然这个阶段不存在知识产权制度中的公共领域概念,但知识技艺的自由流动和分享有效推动和促进了社会整体智力科学水平提高,并极大丰富了文化思想和智力资源。15世纪德国古登堡印刷机的发明和问世加快了上述进程。然而,中世纪欧洲教会和王庭为了控制思想的传播和知识技艺的交流,通过各类法令限制书籍的印刷行为。明确要求一切书面形式的作品必须接受教会或王庭的审查和控制,只有口头传授的知识技艺作为不受控制的例外。[2]口述知识技艺与书面作品在中世纪法律规范中的区别对待,为日后知识产权和公共领域在智力资源使用和开发中的不同发展路径埋下了伏笔。

   公共领域概念的实质出现伴随着现代知识产权制度的起源。引领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的英国在17~18世纪通过成文法建立了世界范围内最早的知识产权制度,也由此构建了公共领域在知识产权制度中的基本内涵和功能属性。在标志性案件Darcy v. Allin中,王座法院认为由英国女王特许经营的部分产业所享有的垄断经营权不合法。原因在于垄断性权利只能授予新的发明或设计以有限的权利期间。[3]该判决很快成为1623年《英国垄断法案》的立法基础,并明确规定英国境内新发明的法定期限为14年,而现有专利保护期为21年。[4]《垄断法案》虽然没有直接在法条中规定“公共领域”的表述,但法定期限的明确实际上意味着专利到期后,任何人可以不受专利权人的限制而实施某个特定的专利。类似的,现代版权制度的前身《安娜法令》也在法条中明确了作者对作品享有14年的专有法定期限,且在期限届满时允许更新一次,而对现有作品则仅赋予一次性21年的法定期限。[5]从知识产权的立法历史角度,《垄断法案》和《安娜法令》作为现代知识产权法的基础,两部法律都在法条中承认了知识产权法中的公共领域要素,明确了公共领域在知识产权制度中的独特地位。同时,以知识产权法定期限为基础而形成的公共领域也从一开始就明确了其功能定位——专利和版权领域,能为权利人之外的主体自由且不受限制地使用智力资源。最终目的在于为后续的智力创造提供充分的资源和启发,促进智力成果的有效产出。

   英国作为现代知识产权制度的起源国,为公共领域的功能实现和概念建设提供了充分的依据。而真正实现公共领域在知识产权制度中充分发展,则是美国专利和版权的立法演进。作为美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基石,美国宪法中的“版权专利条款”明确规定专利和版权的权利赋予只能维持在“有限的期间”。[6]在该条款的影响下,美国专利和版权法律都规定了权利人各自享有的对其发明或作品的有限保护期限。“有限的期间”也逐渐被学者用于论述知识产权在市场规则中的独特属性:即法定赋予的“有限垄断”。[7]由此开始,公共领域的功能内涵从提供智力资源和促进智力创造的要素集合发展为实用主义经济学角度中的抑制垄断的市场工具。于是公共领域作为平衡知识产权制度的必要存在,其概念的内涵也逐步由于知识产权理论的丰富发展而多元化。这种发展趋势带来两个潜在影响:首先,公共领域虽然是平衡知识产权的特殊概念,但其内涵的发展缺少原生的理论基础,在理论完整程度方面不及知识产权;其次,知识产权理论的丰富发展容易忽视公共领域的概念本身,导致公共领域发展的利弊得失在构建知识产权整体概念的过程中缺失应有的关注,最终使知识产权和公共领域之间的平衡受到破坏。因此,在分析公共领域的历史沿革过程中需要注意理论层面的发展。这部分也将在本文中重点论述。

   类似于英国,美国知识产权制度规定了法定期限届满后发明和作品都进入公共领域,任何人都可以自由使用而不受知识产权法律的限制。有趣的是,美国版权法律制度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知识产权对公共领域的逐步侵蚀和抑制。其主要体现在美国版权法定期限的延长方面。1790年的《美国版权法》规定作者享有14年的作品法定期限,并且在期限届满后可以更新版权而获得额外14年的保护期。1836年美国国会修订版权法,将第一个期限延长到28年。1909年的法案首次在美国版权法律中使用“公共领域”,并且将更新后的14年保护期延长到28年。[8]尽管美国国会在立法过程中明确强调公共领域中的作品不受影响并且区分法案生效后的现有作品和新作品,版权保护期限延长还是事实上减少了公共领域中可获得的作品数量。直到1976年的法案,美国国会明确地表达了对版权中公共领域的质疑[9]:

   尽管版权期间的限制有存在的必要性,但期限过短会直接损害作者的权益。与此同时社会公众习惯通过支付许可费用获得对作品的使用,其已成为普遍的运行模式。因此延长版权的保护期限不会对公共领域造成实质影响。相反,保护期限的不足会直接影响创作和传播版权作品的动机,直接导致可获得作品的数量减少。

   遵循上述立法思路和逻辑,1976年《美国版权法》并规定自1978年1月1日后创作的作品,其法定期限为作者终身加上死亡后50年,而此前创作完成的作品自出版发行后一律享有75年的保护期。而仅仅22年后,美国国会基于同样的思路和逻辑,在制定《版权期限延长法案》(Copyright Term Extension Act,以下简称CTEA)时,赋予所有现存和新创作的作品额外20年的保护期。[10]

   版权法定期限的屡次延长表明美国知识产权制度在发展过程中重视立法目的通过制度功能而实现的基本思路。具体到版权领域,充分鼓励作品创作功能的实现是一切立法行为所考虑根本因素。在以权利人为中心的前提下,通过延长版权的法定期限增加作者作为权利主体控制作品和享有权益的边界和范围,促使权利人有充分的动机自发投入后续的创作行为中。与之相对的,则是公共领域作为智力资源的集合在鼓励创作、推动智力活动过程中的地位和重要性逐渐被替代和弱化。在知识产权制度发展的早期阶段所建立的知识产权与公共领域的平衡关系,被动态的立法行为所改变。当知识产权制度能够实现公共领域的基本功能时,公共领域的存在是否还有必要?如何重新定义公共领域并继续其功能的实现?显然,历史沿革层面的分析仅说明了知识产权和公共领域的发展趋势,并没有直接给出问题的答案。立法者的态度和行为反映了制度设计的目的,却没有充分给出制度背后的理论基础。因此,分析公共领域的功能实现需要相关的理论作为支撑。在重塑公共领域的同时,应正确辨别知识产权的总体发展趋势,使二者之间的动态利益平衡维持合理的状态。

  

二、功能实现的理论分析


   知识产权广义上是关于无形智力成果的专有权利,是通过排除他人的主张和干预而独占智力成果的开发和使用,进而获得独占权益的制度。基于知识产权的专有和排他属性,财产理论成为知识产权制度的核心理论。财产理论强化了知识产权作为一项财产性权利的基本主张,即以权利人为中心的智力资源体系,一切制度设计围绕权利实现而设计。具体到知识产权与公共领域的二元关系中,则是一方面强调权利人作为财产权主体控制其权属范围内的一切资源而排除资源自由流动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将公共领域作为知识产权潜在的“对手”,主张公共领域的边界和层次的发展压缩了知识产权的权属范围,限制了知识产权作为一项财产权利的功能实现。

知识产权中的财产功能源自于智力成果所包含的公共物品特征,以及对于资源过度使用和无效使用的双重市场失灵的经济学问题。对于资源的过度使用,经典经济学观点“公有物的悲剧”(Tragedy of the Commons)就公共资源的过度使用作出了经典论述:“公共资源本质上缺失所有权制度的规范,而分享性质的使用导致没有任何主体对资源本身的维持、投入和保护承担责任,最终导致公共资源的过度使用和价值耗尽。”[11]为了避免公共资源的过度使用而造成资源损耗,通过财产制度赋予主体对特定资源的所有权,以确保资源的使用受到合理规范和控制。同时,财产所有权的确立在减少资源损耗的基础上增加财产使用带来的收益,引导财产主体进一步投入、开发和使用资源本身,形成资源不断增值和收益的良性循环。因此,财产理论的核心在于建立权利主体的资源专有系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08500.html
文章来源:中国法学网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