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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启群:《庄子》研究与中国哲学的范式及“合法性”问题

更新时间:2018-02-08 00:27:23
作者: 章启群  
因此,中国古代哲学家的思想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智慧宝藏,也是全人类的智慧瑰宝。近代以后,欧洲、美国特别是德国、法国哲学,成为现代哲学的领军。中古以后,中国没有出现产生世界影响的哲学家。

   这其中的原因很复杂。这是当下中国学者反思的重点问题之一,也是建构中国哲学的起点之一。

   由此可见,所谓“中国哲学合法性”本来不是问题。当然,20世纪末叶提出的“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其中隐含着一种意识,是对于20世纪以来中国哲学研究范式的质疑。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在1919年面世,真正开启了中国哲学研究的先河,也初步建构了中国哲学的研究范式。其后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张岱年的《中国哲学大纲》、汤用彤的《魏晋玄学论稿》等一批著作相继问世。这一代学者筚路褴褛,为中国哲学的研究范式和学科创建,做出了奠基性的工作。整个20世纪蔚为大观的中国哲学研究,正是得益于这个坚实的基础。但是,“五四”一代学者的工作毕竟处于前无古人的草创阶段,他们建立的中国哲学范式缺点非常明显。因此,在对“五四”学者所建构的中国哲学范式的反思中,当代学者提出了诸多问题。这些问题总其要略,即认为“五四”一代学者还没有彻底融会贯通中西哲学的内在思想和理路,从而将中西哲学思想进行比较简单、粗糙的对接。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研究都是基于19世纪的西方哲学观念。这些问题给后来的研究者带来很多困难和障碍。很显然,这些看法基本上还是在“五四”一代学者建构的中国哲学范式之内的探索和思考。

   然而,还有一些学者对于“五四”一代的学者的批评则十分尖锐,甚至完全否定了他们的工作价值。这类学者的根本看法也可以归结为一点,即认为中国古代先哲的思想在整体上与西方的哲学范式不能兼容。而如果我们用西方哲学的范式将他们的思想硬性转或整合,则必然造成中国古代思想的变异、遗漏甚至消失。他们举证很多具体的概念、范畴,例如“道”、“气”、“理”等,以及像“有生于无”之类命题,论证其与西方哲学范畴和思维逻辑之间的不可互释以及不可通约性。这类批评者还有一种深深的忧虑,觉得再沿着“中国哲学”的范式进行研究,古代先哲思想的菁华、我们的国粹就会丧失殆尽。这里也展示出一种逻辑:他们正是由否认“五四”学者建构的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延伸到否认整个中国古代哲学的“合法性”。

   我并不否认这些具体的论点和论证。问题在于,尽管“五四”一代学者所建构的中国哲学范式存在很多缺陷和问题,但是他们所建构的这个范式是否完全不能成立,从而不具有“合法性”?批评“五四”一代学者的这些具体的论证,能否整体性颠覆“中国哲学合法性”的结论?

   古代中国先哲的思想与希腊哲学家的思想具有本质的统一性。这一点我们无需再作赘述。问题的关键在于今日的中国哲学研究范式,是否在本质上遗漏、丢失甚至毁弃了古代先哲的思想。回答这个问题其实也有大道可循。首先,从根本上说,学术的发展就是不断创造和扬弃的过程。即使在中国古代也不例外。例如,孔子死后“儒分为八”,除了思、孟学派和荀子之外,其他儒家学说在历史中也渐渐消失,不能见到清晰的师承。现在出土的相关简帛只是一鳞半爪,不见全貌。《汉书·艺文志》所谓“九流十家”之说,有很多家我们现在也所知甚少。墨家学说,特别是与逻辑相关的诸多名家命题的原本含义,今人则基本不解(例如“山与泽平”、“今日适越而昔至”等,今日一些解释非常牵强)。而从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代理学、明代心学直到清代朴学,每一时代都有一个时代的学说。在新知识产生过程中,旧的知识遗失是不可避免的、自然的。而且,试图复原和回归古代思想家的思想原义,只是一种理想,永远不可能实现。无论人们如何皓首穷经、搜肠刮肚,也不可能展示孔孟老庄等人说话的原初意指。以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为代表的当代哲学解释学,揭示了知识和学术发展的这种规律。可见,以造成中国古代学术和思想的遗失为理由,来谴责、否定用哲学范式研究古代中国学术思想,是不能成立的。

   其次,用现代哲学语言来表述中国古代学术思想,不可能完全切中其意涵,甚至有较大的疏离,也是学术研究不可避免的问题。即使在西方哲学中,不仅古希腊语、古拉丁语具有其他语言难以翻译的词汇,近代的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俄罗斯等也有只能以本民族语言表达的思想(例如Dasein)。但是,这些不能解决的难题都不能成为否定普遍的哲学范式存在的理由。哲学在西方包括俄罗斯,是一门没有任何争议的学科。因此,汉语与西方语言的差异,现代语言与古代语言的差异,不会影响人们对于哲学的基本问题所达到的共识,也从来没有阻挡世界哲学的研究和蓬勃发展。而思想的差异和理解的艰难,从某一方来说,也是哲学学科的一种特征。所有的哲学问题和思想理论,绝对不可能像数学公式那样明晰。由此可见,尽管现代汉语对于古代中国学术思想的表述有种种缺憾,尽管哲学术语与中国古代学术思想有一定的疏离,尽管哲学与“四部之学”具有一定的差异,但这些缺憾绝不是否定建立古代中国哲学的充足理由。现代中国的学术没有任何理由自说自话,自绝于世界知识体系之外。

   因此,尽管在范式、体例、术语和甚至核心命题方面,“五四”一代学者的中国哲学著述在今日存在很多争议。但是,这些著述毕竟为今天中国哲学的学术研究奠定了基础。脱离这个基础则很容易失去中国哲学研究的科学性。这些著述中存在的问题,是中国哲学研究前进中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恰好能够推动中国哲学的进步和发展,并在世界哲学的平台上真正实现中国哲学的创造和辉煌。因此,今日中国哲学研究,首先应当在胡适、冯友兰、汤用彤、张岱年等人建立的中国哲学范式基础上前行,同时必须有批判意识和超越的视野。而要实现对于“五四”一代学者的超越,必须具有坚实的西方哲学尤其是20世纪哲学训练,必须沉潜浸入“四部之学”内部脉络,在中西学术的本质层面,实现哲学学科的对接。


《庄子》哲学研究中的问题及其与“国学”之关系

  

   《庄子》的哲学研究也同样存在一些重大问题。这些问题的要害之处,就是讨论一些不属于哲学范畴的命题和概念,偏离了哲学的范式。例如很多研究《庄子》哲学的著述,将“精神自由”、“心灵超越”等话题作为讨论的核心问题。这些问题与其说是哲学问题,倒不如说是宗教问题。因为在现实中,每个人的行为都会受到法律、伦理等规范的约束,不能完全自由。但是,人们的精神和心灵是自由的。每个人都可以任意想象自己的生活,选择自己崇拜的权威、偶像和趣味。没有任何世俗的力量可以阻挡人们的精神自由和心灵超越。而且只要在行为中遵纪守法,也允许人们对于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法律进行怀疑。可见在世俗生活中,精神自由、心灵超越从来不是问题。只有在宗教领域中,信仰不属于理性,不允许教徒对其基本信仰进行怀疑和挑战,宗教要掌控人们的精神和心灵,因此才会讨论精神和心灵的归属问题。实质上,在宗教中只有信仰的精神自由,没有不信仰的自由。否则则为异端。

   还有一些学者提出《庄子》中的“心性”问题,虽然与哲学问题相关,但这个问题在一般的讨论中语义被混淆,内涵模糊不清,基本上游离了哲学的范式。仅在汉语层面,我们知道“心”可指心灵、心脏、精神等等,“性”可指本性、性情、性格、人格等等。如果要对应英文概念,“心”可指mind、heart、spirit等,“性”可指nature、character、personality等。而把“心”“性”二字结合一起,其意涵至少有几十个组合。可以推论,由此类话题揭橥“《庄子》哲学”之深意宏旨,不免大而化之,不着边际。如果《庄子》哲学研究只是围圈在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中,那么,严肃的学术界实在无法对此进行正常的思维对接。这些话题实质上就只能成为一些人的“独白”了。

   而与此同时,《庄子》中很多极为精湛的哲学思想却被遗弃或者遮蔽,例如《庄子》精微而系统的怀疑论哲学可与古希腊怀疑论媲美,《庄子》高妙的语言哲学可与20世纪语言哲学相通,等等。这些地方像未开垦的处女地,至今仍然有巨大的思想宝藏深埋在文本之中,没有被开光、发掘。

   此外,《庄子》的哲学研究也很容易与“国学”纠缠不清。众所周知,在“四部之学”中没有“国学”概念。“国学”名词的出现与近代西学东渐相关。由于新文化运动,西方现代学术观念及其体系几乎全盘引进中国。在这样的大潮之中,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被人们弃之如敝屣。因此,自19世纪末叶起就有人担心中国传统文化会落入消亡的命运。他们试图力挽狂澜,在西方学术的汹涌大潮中守护中国传统的学术。于是,他们将所有西方知识统称为“西学”,将中国传统学术统称为“国学”,以“国学”与“西学”分庭抗礼。至20世纪30年代,出现了以“学衡派”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他们以“昌明国粹”为口号,创办刊物,大力宣扬中国传统文化和思想。可见“国学”是与“西学”相对的概念。与“国学”名称相应的还有“国医”、“国乐”、“国术”、“国文”、“国语”之说等等。但是,当时“国学”的教学与研究活动,基本上被安置在“书院”这些现代教育的边缘地带。

   应该强调的是,20世纪上半叶倡导“国学”者的目的,是在现代学术体系(实质上也是西方的学术体系)之中,把中国人的学术创造及其成果,与西方人的学术创造及成果区别开来。“国学”的概念并没有涉及用中国古典学术分类即“四部之学”,来替代现代学术分类。从“国医”、“国乐”、“国术”、“国文”、“国语”等名词即可知,这些名称还是对接现代西方学术中的医学、音乐、体育(武术)、文学、语言等学科,而不是经、史、子、集四部之称。

   今日中国又重现“国学”热潮。不但各种“国学班”遍及各地,网络和民间的“国学”更是风生水起。著名学府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等都相继成立国学院。如果是加强对于传统学术的基础训练和古籍整理,引导大众阅读经典,重温传统,这些当然是有益无害之举。但不可否认,今日流行语中“国学”的所指仍然含混不清,不像“儒学”所指那样明确。有很多人用“国学”来专指研究古代中国的文学、历史、哲学、考古、语言学等学问,“国学”一词在这里也只能是一种模糊的划分和说法而已。正因为如此,近年来高校成立的国学院,其教学和研究基本上还是延续现代学科分类进行操作运行。几乎所有这一类国学院的课程设置、专业方向以及学位授予等活动,还是按照文学、历史、哲学、考古、语言学等现代学科进行。因为现实很无情,如果用传统的四部分类方法来进行这些国学院教学和科研,我们无法想象如何进行日常运转。此外,四部之中除了包括今日人文学科的文、史、哲、考古等学科,也包括今日所有的自然和社会科学知识。按照“四部之学”的“国学”教学、科研,是当下国学院所无法承载的。

   由上述可知,作为诸子学的传统《庄子》研究,理所应当属于“国学”范畴。而作为现代学术的《庄子》哲学研究,也不能完全排除在“国学”之外,因为今日诸多国学院的课程和科研项目与“《庄子》哲学”是吻合的。这种约定俗成的力量给今日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也带来很大的误区和混乱。可以想象,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国学”一词仍然会使用,而且红火。但是,我们一定要明晰“《庄子》哲学”与“国学”只是在某个约定俗成的意义层面相交,明晰“《庄子》哲学”是完全不同于“四部之学”的现代学术范畴。在具体的语境中,我们要防止“国学”一词造成的误会和误区,并由此带来学术的混乱和误导。

   (作者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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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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