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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志鹏:“一带一路”:中国国际法治观的区域经济映射

更新时间:2018-02-08 00:02:33
作者: 何志鹏  

   4.合作共赢

   合作共赢是指在国际关系秩序的前提下,国家之间充分合作,使得所有国际关系参与者都受益并且都能获取发展机遇。合作共赢是一个以合作的方式达到共赢的构想。合作共赢的理念创见超越了传统的零和博弈乃至负和博弈的国际关系思想;超越了传统现实主义将国家间的关系仅仅理解成为权力斗争的思考路径,更超越了霸权衰落理论所抱持的思路,即国家特别是超级大国经常会挑战既有的大国并取而代之,甚至在取而代之的过程中往往会进行一场战争,亦即国际关系理论经常提到的“修昔底德陷阱”。

   中国主张的思想核心是正和博弈,即国家找到彼此的共同利益基点和目标,通过彼此充分有效合作的方式,达成共同利益的提升。国际社会确立起一种合作共赢的理想,有助于国家之间重新界定彼此的利益关系,通过守望相助建构起命运共同体。这种合作共赢的观点对于国际关系理论而言是一个发展和创新。合作共赢意味着国家之间认定,通过彼此耐心沟通、充分协商所形成的合作关系、合作机制,能够有利于双方的发展,特别是最终能够惠及民众,使得人们能够在国际合作与发展之中受益。

   要真正达致合作共赢的目标,[24]就要促进国际事务确立的民主性,也就是使得各利益相关方都有充分的机会参与到相关事务的讨论之中,通过公众的参与使得最终的法律制度安排更符合各方的利益要求;意味着使得国际事务的各方参与者通过充分的民主,发出自己的声音、表达自己的观点、提供自己的方案,在相互沟通、彼此协调的基础上,形成各方都能够接受的有关国际合作和发展的制度体系。

   此处,合作共赢还意味着国家之间要进行周期性的检验和分析,也就是在相关的制度实施一段时间之后,国家之间要通过国际会议、国际组织或者其他适当的形式检查、探讨相关的制度是否达到了原来设定的目的,在哪些方面应当予以改进以及应当进行什么样的改进。

   综上,可以这样理解:主权平等是国际社会的基本格局和底色,包容互鉴是国家之间相处合作的基本心态,公正有效是国际法律规范运行的品质要求,合作共赢则是国际法律制度追求的有关国际秩序的最终目标。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这些方面的要素都具有浓厚的中国文化特色,同时也都代表着中国外交理念的继承、发展和创新。

  

二 “一带一路”倡议的国际法治意蕴


   “一带一路”倡议构成了中国的国际法治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在国际经济领域的法治主张,体现了中国的国际法治立场。“一带一路”倡议并不如马歇尔计划那样具有强烈的与对立国家作斗争的痕迹,而是一个较为纯粹的、共建共商共享的联动发展倡议。“一带一路”倡议也不是一项地缘政治工具,中国并不打算借助这一倡议来团结一批国家与对立国家作斗争,该倡议是一个以经济与社会全面发展为目标的、务实的国际合作平台。[25]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已经以平等协商的方式同80个国家和组织签署了合作协议,与30多个国家开展了机制化产能合作,在沿线24个国家推进建设了75个境外经贸合作区,中国企业对沿线国家投资累计超过了500亿美元,创造了近20万个就业岗位。[26]这些数据充分证明了“一带一路”倡议的积极价值,证明了中国的国际经济秩序构想已经从理念走向了行动,从规划走向了实施。

   (一)充分保证参与各方的独立自主

   “一带一路”倡议具有主权平等的内涵。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在国际法层面的基调是对国家主权的充分认可和对国家内政的充分尊重。这是中国的国际合作方案与西方许多经济合作机制的一个显著差异。西方的典型经济合作机制,无论是经济援助机制如马歇尔计划,还是区域合作机制如欧洲经济共同体(后来发展为欧洲联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体系,都在很大程度上触动了国家主权。

   应当说,在合作的过程中、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各国限制某些主权权利,国家之间彼此让渡一些主权权能,不仅是常见的情况,而且也是合作的题中之义。但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经常出现一种严重不对称的局面:一些发达国家提出,援助必须以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或者司法、人权等其他方面的变革为前提,只有在这些方面获得了令对方满意的改变,才可能进行经济方面的合作;如果没有这些方面的改变,相关的制度就不会进一步得到落实。这样的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对于受援国造成了心理压力,导致其不愿积极地参与合作。

   同时值得关注的还有另外一种情况,那就是如果各国通过经济合作形成了一个组织机构,那么该机构就有一种扩张的倾向。也就是说,这个组织机构会自我赋权,功能不断扩展,人员不断膨胀,在运行的过程中不断强化自身的正当性和权威性。例如在欧盟发展的繁盛时期,欧盟各国试图订立一份“宪法条约”。[27]在推进的过程中,荷兰与法国的一些民众却认为这样的规划使得欧盟的发展速度过快,会对各国的发展带来负面影响。因此利用全民公决的方式否决了这一宪法条约。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众对于过快发展的国际机制持高度警惕的态度。

   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协定》是一个代表性案例。最初在其他国家启动这一机制时,美国并未参与。但在该体制的设计过程中,美国认为,在国际经济规则的主动权上应当积极进取,国际经济规则的设计与规划必须有其参与、由其主导,并且特别反复提出,不能由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来主导国际规则的设计。所以美国在该协定文本的规划与谈判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在这一内容繁杂体制精密的法律规范体系制定出来之后,特朗普政府却认为这些规则影响了美国自身利益,宣布退出。[28]这种立场固然与美国的去全球化心态以及特朗普的个人性格有关,但美国对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体制可能会影响国家的主动权与自由的疑虑也是一个无需争议和不可回避的现实。

   中国是一个主权长期被干涉、内政经常被侵扰的国家,所以在参与国际事务的过程中会着重防范其他国家干预其主权的行为,当然自身也不会侵扰他国主权、影响他国独立。[29]中国在包括“一带一路”在内的国际事务的构想之中一直尊重各国独立地位、尊重他国主权且不会动辄干涉他国内政。从中国近年在参与国际经济和法律领域的合作中采取的措施来看,中国政府和相关企业在努力塑造公正、透明和法治的营商环境,亦即使经济合作在良好的法治轨道上运行,避免商业贿赂贪污腐败等行为的出现。这种追求有利于国际经济秩序更为公正地发展,有利于相关经济合作安排有效实施,也有利于合作成果最终惠及各国民众,社会保持安定。

   (二)努力促进合作机制的文化多元

   “一带一路”倡议中体现的包容互鉴,就是在经济合作的进程中不把自己认为好的经济发展方式和市场调控模式强加于人。而是在双边乃至多边协商的基础上相互交流、沟通、借鉴和学习,形成共同认可的经济发展观念和目标。

   人类文明的发展曾经经历过文明不包容、文化不宽容的阶段。一些国家充斥着文化沙文主义的傲慢,将其他国家视为不文明的国家,甚至对非西方国家采取蔑视的态度,认为这些国家根本不应平等地适用国际法。这种身份和表面上的不平等,对于安稳平静的国际秩序非常不利,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使得这些国家被边缘化和被歧视。这些遭受不公正待遇的国家若将不满情绪转化为实践,可能轻则导致国家文明之间的冲突,使得统一协调的全球性规则难以形成;重则招致全球恐怖主义,酿成全球性的灾难。

   在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上,中华文明长期主张和而不同,也就是在认识到彼此差异的前提下,仍然相互认可、相互尊重,而非相互轻蔑、相互拒斥,更不能相互侮辱、相互谩骂。只有彼此认同、相互尊重,才有可能展开一个基本平衡的国际秩序,才有可能使得国际社会同舟共济、共同前进。

   近年来,中国一直通过行业和地区的制度设计[30]促进单边自由化的进程,由此吸引国外的资金技术和市场向中国靠拢。2013年9月18日,国务院印发了《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该方案着眼于营造相应的监管和税收制度环境,扎实做好组织实施环节。2014年6月28日,国务院批准了《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进一步扩大开放的措施》,在扩大开放服务业方面,突出航运贸易等主导产业;在扩大开放制造业和采矿业方面,突出了研发;在扩大开放建筑业方面,强调了基础设施建设对外资开放。2017年3月15日,国务院印发了《中国(陕西)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等一系列方案。2017年3月30日,国务院发布了《全面深化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开放方案》。

   在国家层面的规划与方案之下,也有很多区域自定的方案[31]为促进对外开放准备了相关的制度设施。这种自我限制自我要求的方式,对于其他国家而言,没有文化和制度上的压力,更不会构成胁迫,所以它充分地体现了包容互鉴的中国文化观念和中国国际法治精神。

   (三)渐进塑造公平妥善的交易机制

   就国际经贸合作的法律框架而言,公正有效的要求实际上是对传统国际法机制和框架的一种反思。也就是说,传统的国际法在很大程度上都面临着不够公正和不够有效的缺陷。

   所谓不够公正,就是指有些法律规则片面地有利于某些国家,而不利于另外的国家。这一点尤其体现在经济合作和发展方面。[32]经济发展的不公正,往往意味着经济利益被盘剥。某些大国利用加权表决、一票否决等机制片面地决定国际事务的整体构架,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以往WTO往往在政策确立过程中的一些做法。[33]其中“绿屋会议”是最为常见的。具体表现为一些国家在较为保密的状态下设计相关规范的基本结构和主要内容,仅仅在接近完成时才向相关各成员国公布。这时,由于时间很短,相关成员国提出建议,特别是不同建议的机会已经不大,这种不适当的立法模式很难产生公正的结果。在由传统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法律机制之下,某些国家为了使本国的贸易投资商在国外获得充分的认可和保护,不惜开动战争,逼迫东道国签署丧权辱国的条约。此外,也有很多国家会先行与该国投资者所在的东道国商定一系列的法律规范,要求其改变某些本国的法律规则以使该国投资者获益。

   “一带一路”的主要合作方式是中国企业向外进行投资活动。中国采取了不先行设定规范框架,而是按照原有的规则和制度予以继续实施,并在实施的过程中视实际需要进行磋商、解决实际发生的困难、障碍和问题的方法。相比事先确立规则、给对方国家造成压力的方式,或者要求其提供为我们所认可的法律环境的方式,我国采取的方法显然要柔和得多,也更容易为东道国所认可和接受。

   也就是说,中国从制度和条件上为经济贸易自由化提供公共产品,以此带动国际经济交往和各国经济增长并促进共同的繁荣和发展。可以看到,无论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还是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的相关规则都没有对其他国家造成欺压和胁迫。这就在没有造成任何损失的状况下形成了更好的国际经济格局,也就是产生了经济学中所称的“帕累托改进”。

   (四)积极营造开放共享的交往环境

   “一带一路”倡议追求的社会秩序图景,可以从国内经济发展和国际贸易投资合作两个方面来认识。

从中国自身的经济社会发展要求来讲,是要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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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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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法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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