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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坤:重复性供述排除规则之规范解读

更新时间:2018-02-06 20:50:28
作者: 董坤  
其二,目前中国的裁决者恐怕还难以胜任如此复杂的裁量性排除工作。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真正系统地以规范性文件的形式出现在我国只有7年,实践中的适用一直处于摸索阶段,相关的规则规定仍较为原则,加之实践中非法证据排除的典型案例不多,司法机关未能积累足够多的实践经验。此时,若将裁量权全部授予裁决者去个案判断、适时排除,恐怕知易行难。

   最后,综合考虑了上述三种排除规则的利弊优劣,一个更具操作性,也更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原则加例外”排除模式被推出。该模式的核心要义是,原则上只要认定重复性供述受到刑讯逼供行为的影响就应当直接排除,这也符合了当下我国对刑讯逼供重点防范、强力遏制的决心。当然,如果能判断出刑讯对重复性供述的影响已被“切断”或“稀释”,重复性供述仍有保全的可能,这其实是借鉴了“裁量排除说”的合理内核。但《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规定》并未赋予裁判者自行裁量的权力,而是将裁判者针对个案情势的机动判断转化为对“规定动作”是否遵守的审查。这便是《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规定》第5条第1项和第2项的例外规定,“侦查期间,侦查机关更换侦查人员,其他侦查人员再次讯问时告知诉讼权利和认罪的法律后果;或者在审查逮捕、审查起诉和审判期间,检察人员、审判人员讯问时告知诉讼权利和认罪的法律后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能再次供述,则重复性供述不予排除。我国为了消除刑讯逼供行为的影响,确保《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规定》第5条中所言明的保障“被告人自愿供述”,也规定了在不同期间,侦查人员、检察人员以及审判人员再次讯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所应遵守的程序规范,只要切实全面地履行了这些法定义务,证据的裁决者和把关者就会认定重复性供述的证据能力,反之则会将其排除。

   总体而言,相对于语义模糊的自愿性标准,探查重复性供述是否被刑讯的波及效力所影响较难把握,而是否遵守获得重复性供述的讯问规程的审查标准则是一个更好的、更易于把握和处理供述问题的标准。既然如此,无论是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审判人员还是辩护律师都需要认真研究的应是重复性供述例外规定的相关内容。

  

三、对两项“例外情形”的解读


   有关重复性供述排除规则例外情形的设置,根本目的还是要保障重复性供述的自愿性,方式则是设定预防程序,消除刑讯逼供的影响。

   (一)更换讯问人员及转换讯问情境的理论解析

   为了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讯后能够自愿供述,吐露真情,更换讯问人员和转换诉讼阶段成为消除刑讯影响,保障供述自愿性的有效方式之一。《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规定》第5条对此予以明确规定:对于侦查阶段发生的刑讯逼供,侦查期间,侦查机关更换侦查人员;或者在审查逮捕、审查起诉和审判期间,转换讯问情境后,改由检察人员、审判人员讯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若履行了相应的告知义务,则重复性供述获得自愿性保障,不被排除。

   审判阶段,法官可以依法重新对被告进行讯问,若被告仍作出有罪供述,该有罪供述可作为定案根据。因为,“公开的庭审具有基本的程序保障,即控辩审组合形成的庭审结构、对辩护权的确认与保障、质证与辩论程序,以及公开审判等。……在庭审这种特殊空间中为波及效力中断设置一种例外,可谓相对合理。”[6]另外,基于我国《宪法》中对检察机关的特有规定,检察环节检察人员对犯罪嫌疑人的重新讯问亦能产生与审判阶段相同的效果——阻断刑讯的波及效力和负面影响。《宪法》第131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第135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细究下来,《宪法》第131条的规定在英美法系国家法律中并无规定。依照三权分立的传统学说,英美法系国家中检察机关是行政机关的下设机构,受行政权领导,本身就不是司法机关,没有独立性。而我国《宪法》第135条对检警分离的规定在大陆法系国家宪法中也未列明,因为在它们那里奉行的是检警一体化的侦查模式,检察官是侦查主体,领导指挥警察办案,诉讼一开始,检察官的控诉职能即已凸显。而在我国,由公安主导的侦查活动,检察机关并未参与期间的侦辩对抗,属于局外的第三方。[7]当进入审查逮捕环节,我国的检察官与他国的羁押法官一样均行使司法审批权,所处的地位是超然中立的,并未受到其他机关的干涉和影响,加之客观性义务的制约,检察官总体上并未彰显出强烈的控诉倾向。在中国特有的司法环境中,作为审查逮捕的第三方,检察官能够客观中立且独立自主地纠正侦查机关的刑讯逼供行为,积极排除刑讯供述,并履行权利告知义务,消除刑讯的不良影响,为犯罪嫌疑人的再次供述提供自愿性保障。而实践中也有这方面的典型例证,在“王玉雷故意杀人案”中,检察机关在审查逮捕阶段讯问王玉雷,就发现了其可能遭受刑讯逼供的情形,经过积极安抚,在履行了相关权利告知义务后,王玉雷重新作出的无罪供述被采纳,一起错案就此得到纠正。[8]同样的法理推演也适用于检察机关的审查起诉阶段,虽然此时检察人员的公诉职能似乎会阻碍其对有罪供述的排除动力,降低重复性供述自愿性的担保力度。但实际上,检察机关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宪法定位决定其必须要对侦查活动进行强有力的制约才会产生监督效果。随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立法中的确立,实践中检察机关公诉部门绩效考核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排除非法证据的数量和效果。综上,在审查逮捕、审查起诉和审判期间,检察人员、审判人员讯问时告知诉讼权利和认罪后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供述的,该类重复性供述作为排除规则的例外符合中国的司法实际,也能够激励一线的办案人员发现和纠正刑讯逼供,规范讯问活动。

   当然,对于《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规定》第5条第1项的例外规定存在一定分歧和争论。争论焦点即为,同是在侦查阶段,仅仅更换了侦查人员,履行了权利告知义务,能否扭转犯罪嫌疑人对侦讯人员“都是一伙的”刻板印象,有效阻隔或消除刑讯余威的负面影响。如果这种例外的设定不当,不仅不能遏制刑讯,还会导致非自愿的重复性供述进入法庭,影响法官的正确裁判。经过多方考虑,《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规定》最终仍然设置了第1项的例外规定,即“侦查期间,根据控告、举报或者自己发现等,侦查机关确认或者不能排除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而更换侦查人员,其他侦查人员再次讯问时告知诉讼权利和认罪的法律后果,犯罪嫌疑人自愿供述的”,该重复性供述可不被排除。之所以最终如此规定,主要基于两方面的考虑。其一,我国《刑事诉讼法》第54条第2款赋予了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的办案人员在诉讼中都有排除非法证据的职责。在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遭受刑讯逼供主动向侦查机关提出,“侦查机关更换侦查人员重新进行讯问并告知诉讼权利和认罪的法律后果,是对刑讯逼供的一种预防和纠正,如果对重新讯问取得的重复性供述也予以排除,势必会影响侦查机关自我纠错,主动排除非法证据的积极性”,[9]不利于纠正刑讯逼供和排除非法证据的尽早启动。其二,侦查阶段由不同的办案人员进行讯问的动因除了由侦查机关自行发起外,根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379条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公诉部门在审查中发现侦查人员以非法方法收集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等证据材料的,应当依法排除非法证据并提出纠正意见,同时可以要求侦查机关另行指派侦查人员重新调查取证,必要时人民检察院也可以自行调查取证。”如果另行指派的侦查人员补充侦查中再次讯问获取的重复性供述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则检察机关要求侦查机关另行指派侦查人员重新取证也就失去意义。并且,检察机关提出纠正意见后,侦查机关再次刑讯逼供的可能性不大。[10]有鉴于此,侦查期间(包括补充侦查期间)讯问人员的变更,一般可以认为是阻断了之前刑讯逼供的影响,应当承认侦查期间存在排除重复性供述的例外情形。

   (二)告知诉讼权利和认罪的法律后果的范围

   遵循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无论是侦查期间,还是审查逮捕、审查起诉和审判期间,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审判人员讯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都应当告知的诉讼权利主要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讯问中有自行辩护的权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聘请辩护律师或其他辩护人,申请法律援助的权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针对侦查人员侵犯其诉讼权利和人身侮辱的行为,有申诉和提出控告的权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要求侦查讯问人员、检察讯问人员和审判讯问人员回避的权利;讯问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犯罪嫌疑人有权拒绝回答与本案无关的问题的权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核对讯问笔录,对讯问笔录提出补充、改正或请求自行书写供述的权利。

   除此以外,《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规定》第16条还规定,审查逮捕、审查起诉期间讯问犯罪嫌疑人,应当告知其有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的权利。该项权利的告知,主要目的是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针对自己遭受的刑讯行为寻求救济的机会;同时,也能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摆脱刑讯阴影,自愿如实地陈述案情。然而,发现了刑讯逼供行为,除了及早纠正,并在再次讯问时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诉讼权利和法律后果外,讯问人员是否也要告知之前刑讯所获取的供述被排除?在此,存在一种称为“飞语难收”的理论(cat out of the bag theory):“在被告第二次自白前,警察虽曾为权利告知,但前一个自白已影响被告心理上保持缄默的意愿。因为一般人都会觉得先前都已经承认了,再维持缄默已无意义,往往会继续作出有罪供述。”[11]因此,有必要在重新讯问前告知先前供述被排除的情况。笔者认为,在《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规定》第5条第1项的例外规定中,履行刑讯供述排除的告知义务尤为重要。在该规定中,侦查讯问人员的更换正是由于已经确认或不能排除刑讯逼供行为的存在,如果此时不告知先前刑讯的纠正以及相关供述的排除,打消其有关顾虑,将难以确保被讯问人后续供述的自愿性。

   然而,这种供述被排除的情况通报是否也要在审查起诉或审判环节讯问时一并履行?笔者认为并不尽然。实践中更可能出现的情况是:虽然犯罪嫌疑人在侦查期间遭受了刑讯逼供,但在审查逮捕、审查起诉期间,检察人员在讯问时告知了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和认罪的法律后果后,嫌疑人没有提出遭受刑讯逼供的情况,仍然作出了重复性的有罪供述。后来该刑讯逼供行为在审判阶段被发现,按照《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规定》第5条的规定,审查起诉阶段的重复性供述可否采用呢?对此,笔者持肯定态度。一方面,按照前文分析,审查逮捕、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讯问语境和讯问人员的转换已经能够在客观上对刑讯逼供起到影响阻隔的效果;另一方面,要承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不同语境下有心理上的起伏以及权衡利弊自由抉择的可能。面对已经知晓的诉讼权利和认罪的法律后果,犯罪嫌疑人有可能受到道德感召以及认罪认罚从宽利益的吸引,在认罪与申请“排非”的选择中作出利益最大化的决定。故按照《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规定》第5条第2项的规定,在案件从侦查期间进入后续的检察环节和审判阶段时,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提出遭受刑讯的控告或申诉,而是在充分了解了诉讼权利和认罪后果后,仍然作出重复性供述。即使后续发现了在侦查阶段的刑讯逼供行为,此时也可按照《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规定》的要求,将重复性供述作为证据排除的例外。但对已经发现的刑讯逼供行为要及时纠正,对其直接获取的有罪供述也要严格排除。

  

四、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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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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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法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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