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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继荣:中国社会治理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创新

更新时间:2018-02-06 16:39:29
作者: 燕继荣 (进入专栏)  
资助自闭症教师约1400人次,建成设施完善的康复场所1300平方米。[8]

   第四,在基层社会普遍推广网格化管理,打破社会事务中的“破窗效应”。社会治理的对象是各种社会问题,而这些问题之所以成为社会的麻烦,就是因为最初的个别失范行为没有被及时发现并得到及时矫正,从而形成“破窗效应”。因此,社会治理的关键之一就是及时维修“破窗”,使之不至于酿成普遍的管理危机。近年来,中国各地政府普遍推广网格化管理,这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既有体系的功能不足。浙江省宁波市于2013年起普遍建立了基层网格治理综合服务平台,不仅填补了过去基层事务无人负责的管理空白,而且克服了过去信息传递层级过多导致的效率损耗。现在,宁波正在试图把不同部门的网格化管理纳入到一个统一的平台中,力争基层事务“一网打尽”,破解条块分割、网格重叠的治理困局。

   第五,推进社会事务管理的信息化和网络化,为协同治理提供硬件平台。信息化和网络化是改善社会治理与公共服务绩效的有效手段。近年来,各级政府加大信息化和网络化投入,消除信息“孤岛”状况,努力在基层事务管理中实现网络化信息化管理。例如,福建省从2012年底开始推出“社区信息化平台”,推广到全省2238个城市社区和675个街道、乡镇、农村社区,发布信息30多万条,累计访问量达6200多万人次。通过社区信息化,基层社会治理实现了社区服务便民化、社区管理规范化和沟通渠道多元化,在提升民生服务能力和推进社区发展等方面起了积极作用。

   第六,以问题为导向,实现治理方式全面创新。针对不同类型、不同性质、不同层级的社会事务,采用不同的治理方式,是实现社会有效治理的前提。针对政府传统管理模式应对社会需求和变化的种种低效、失灵困境,中央政府提出建设“服务型政府”和“法治政府”的目标和要求,以推进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社会化进程来改善社会治理。各级地方政府也积极谋求治理方式创新,形成了许多值得推广的经验。归纳起来,各地治理方式创新的主要途径包括:(1)通过规范政策标准和政府行为来改善社会治理;(2)通过改善公共服务(加大公共投入,推行政府购买等)来改善社会治理;(3)通过制度供给创新来改善社会治理;(4)通过信息公开和程序透明来改善社会治理;(5)通过提高法治执行力来改善社会治理;(6)通过疏通民意表达渠道、吸纳公民参与来改善社会治理;(7)通过矛盾调解和扶贫济困的政策创新来改善社会治理。在法治化、民主化、社会化、市场化治理方式创新方面,浙江省宁波市提供了较为完整的案例。宁波市建立81890信息服务系统,提供便民服务。宁波通过乡贤恳谈会、民主议事厅、民意裁决团等多种形式的制度创新,以及协商共治平台搭建的制度供给保障协同治理。例如,宁波下辖各街道通过居民会议、民主评议或民主听证等多种方式,扩大群众范围参与社会决策,以实现对决策过程的监督。宁波市鄞州区、北仑区等区县,让街道牵头搭建了各种社区自治平台,包括社区民主议事平台(以实现社区的协商民主)、社区民主监督平台(以实现社区自治中权力的相互制约)、社区矛盾调处平台(减少或化解居民之间不必要的矛盾与冲突),确保基层社会治理中的稳定与和谐。宁波还引进商业保险机制,对各种社会风险进行保险治理。

   总体来看,中国各级政府全力推进社会治理创新,一方面开发既有的正式制度和机制的潜力,让政党、政府等国家权力机关以及传统的群团组织发挥新的机能;另一方面,激活企业、社会组织、社区的功能,让它们在社会治理中发挥应有的作用,鼓励公民组织起来,加入各种公益性、权益性、兴趣性社团组织,实现“组织全覆盖”,保障公民有序参与。

   通过上文的分析说明可以看到,中国的社会治理并非以削弱党和政府原有的强大自主性与资源动员能力为前提,而是在坚持共产党的政治领导、坚持以政府为主导的原则和策略下,以“强政府—强社会”为最优目标模式,其特色性正如官方的标准表述: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

   “自上而下的机制+自下而上的机制”模式——自上而下的管制或政府主导的项目与自下而上的自治或社会主导的项目两方面的结合,看起来构成了中国经验的显著特点,但深入分析,它实际上也具有普遍性。仅从形式上说,法治+自治正是现代国家治理两个不可或缺的机制和要素。这种双向互动模式也表明,政府是一个国家最主要的管理者,因此,制度供给是政府的主要责任。但是,必须明确,政府不是制度的唯一供给者。在许多情况下,社会组织和团体作为社会参与者,它们所提供的制度供给(特别是在基层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供给方面),可能比政府所能提供的制度供给更加有效。

   社会治理的核心问题无非两个:一个是“公益”事业如何促进,另一个是“公害”事务如何治理。“公益”促进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形成激励机制,把各种社会力量组织和动员起来,打破集体行动困境,让社会成员形成正向的社会合力。“公害”治理的关键是如何落实责任制,以便“及时发现”、“及时矫正”和“及时惩治”,防止“破窗效应”。无论是政党领导,还是政府主导,抑或是社会推动,谁能解决好这两个问题,谁就是能抓老鼠的“好猫”。中国的经验显示,“政府之手”、“市场之手”、“社会之手”齐抓共管是非常必要的。

  

   Abstract:

   The“Bidirectional movement”model of government and society can be used to explain the innovation,exploration and practical experience of Chinese social governance.The Chinese government’s efforts to respond to social group events have shown the trajectory of change from social management to social governance.In order to improve governance performance,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promoted the management oriented and service oriented reform,and created a coordinated governance pattern of government mechanism,market mechanism and social mechanism.In practice,the government has developed the existing system and mechanism of the CPC and the government to let potential power institutions and traditional mass organizations play new functions.On the other hand,the government activates the functions of enterprises,social organizations and communities so as to make new social agents and elements play a proper role in social governance.China’s social governance is forming the Chinese experience of“Party committee leadership,government dominance,social coordination,citizen participation,and rule of law protection”.

   Key words:

   Bidirectional movement/social governance/social management/cooperative governance/Chinese experience

  

   燕继荣,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及北京大学国家治理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 100871)。

  

   注释:

   ①中国学者有关“社会治理”概念的解释可参阅姜晓萍:《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治理体制创新》,《中国行政管理》,2014年第1期;王浦劬:《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含义及其相互关系》,《中国行政管理》,2014年第3期。

   ②有数据表明,中国群体性事件从1999年的3.2万起,上升到2011年的18.25万起,如果按照以往的统计口径,近几年的数字可能还有所上升。

   ③根据新华网:《闵行区:探索推广协同治理模式》,2015-12-16资料整理,http://sh.xinhua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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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教学与研究》(京)2017年第2017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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