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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洪建:中国—欧盟关系的结构性变化及前景

更新时间:2018-02-05 14:33:16
作者: 崔洪建  
为此双方应当调整贸易发展目标,并尽力改善贸易环境。中欧相互投资则面临着欧盟对华投资转移以及中国对欧投资增长不稳定、缺乏长期合理布局等问题。

   2.克服保护主义倾向与妥善处理经贸规则之争。伴随着双边贸易和投资增长,中欧之间的竞争因素也在上升。首先,中国成为欧盟贸易防御和投资壁垒针对的主要对象。仅2012年1至11月,在欧盟新发起的19起贸易救济调查中,针对中国商品的有4起反倾销调查和3起反补贴调查,分别占欧盟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的1/3和1/2。[30]当年发生的中欧光伏产品争端更是将双方推到了开打“贸易战”的边缘。尽管光伏争端最终以双方和解告终,但其后存在的中欧产能矛盾、争端解决的原则和机制等问题并未得到解决。其次,2016年双方围绕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反倾销“替代国”原则问题以及钢铁产能过剩等的争论,更加充分地反映出中欧经贸关系中的不对称性凸显、竞争性上升。如何在全球贸易不景气、双方都面临增长压力的背景下,共同反对保护主义并有效管控分歧,是确保中欧经贸稳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

   (二)政治互信面临考验

   建立并保持政治互信是中欧关系结构性变化的重要基础和环境因素。相比经贸合作,中欧政治互信基础较为薄弱,需要应对价值观外交与务实外交之间长期博弈的复杂局面,并不断化解政治猜疑。

   1.价值观外交与务实外交的长期博弈:政治、人权问题长期以来是维护中欧政治互信的主要障碍,反映出中欧关系中的结构性矛盾。出于实用主义考虑,在债务危机严重之时,为获得中国在经济和政治上的支持,欧方在政治和人权问题上的调门有所降低,但在危机有所缓解后,欧方的一些做法导致双方的政治分歧有上升趋势。尽管双方存在相关对话渠道,但在中方看来,欧盟及其部分成员国并未放弃在对话机制以外以人权为名干涉中国内政。除传统的涉藏、涉疆问题外,近年来欧盟加大了在涉港问题和对中国户籍制度、司法内务、少数民族权益、宗教信仰自由、表达及言论自由等方面的指责和压力。[31]

   2.欧盟在亚太地区搞“平衡外交”的影响:欧盟在亚太地区有重要的商业和投资利益,并且将该地区视为未来世界经济和政治中心,因此对亚太地区局势保持密切关注,其内部有关欧洲“介入”亚太事务、推行“平衡外交”的讨论持续升温。菲律宾、日本等与中国存在海洋争端的亚洲国家也加大了对欧盟及其成员国的借力,欧盟方面也表现出扮演亚太地区争端“协调人”角色的兴趣。尤其是在中日围绕钓鱼岛归属问题产生剧烈矛盾后,欧日互动显著增多。2013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曾公开要求欧盟“继续实施对华武器禁运措施”,欧盟理事会主席范龙佩积极回应称,“欧方(维持禁运的)立场不会改变”。[32]当年11月举行的欧盟日本第21次峰会也对所谓亚太安全局势给予“高度关注”。[33]日本还通过建立外交、国防部长级“2+2”磋商、加强情报合作等手段拉拢法、英等国介入中日争端。[34]

   欧盟对东海、南海问题也保持“持续关注”,呼吁依据国际法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保障航行自由和安全。[35]欧盟及其主要成员国还加强了与东盟、日本等的政治和安全互动,多次强调“将亚洲海洋安全问题置于发展合作之上”的对亚洲政策优先顺序。[36]在2014年亚欧会议前夕,欧盟及主要成员国德、英等提出“用安全议题‘平衡’发展议题”的主张,要在会议主席文件中提出南海等安全问题,一定程度上呼应了日本和某些东南亚国家要求欧盟“介入”东海、南海争端的要求。尽管由于多数国家反对,部分欧洲国家的主张最终未被写入会议主席文件,但“欧洲版的亚太再平衡”议题为中欧之间的政治互信蒙上了阴影。

   3. 欧盟对中国采取“分化外交”的担忧:近年来,中方在支持欧洲一体化的前提下,将欧债危机走向、欧洲政经态势以及欧盟与成员国之间关系等,作为制定和执行对欧政策的主要考量,根据中欧关系的现状和发展方向,进一步细化了对欧政策,加大了对欧政策的主动性,希望与欧盟、欧洲次区域和欧盟成员国的关系得到均衡发展。但欧盟方面对此很不适应,疑虑颇深。尤其是当中国和中东欧国家出于共同利益需求发展次区域合作时,欧盟方面反应强烈,认为这种次区域合作是在削弱欧盟对外交等领域的领导力,“破坏”成员国对外政策权能向欧盟层面的转移,是“分化欧盟的图谋”。[37]

   (三)国际格局变动影响战略互信与合作

   超越双边范畴并具有地区和全球意义是中欧关系结构性变化的特征之一,在当前国际格局剧烈变动的背景下,能否增进彼此战略互信并实现合作也是影响未来中欧关系变化的重要因素。

   1. 大国关系互动的影响:从欧盟的战略选择来看,依托于传统的“跨大西洋关系”仍是其在面临危机时的首要选择。自美国提出“重返亚太”战略后,欧盟及其成员国对美国战略动向保持密切关注,担忧欧洲失去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重要地位,加紧了在经贸、安全领域的对美政策协调,并启动“跨大西洋贸易投资伙伴关系”(TTIP)谈判。欧美分别是中国的第一和第二大贸易伙伴,欧美的经贸战略协调有可能加剧中欧在经贸规则上的博弈,因此中国是TTIP最重要的利益攸关方,对欧美TTIP谈判保持密切关注,并加快了与欧盟开展自贸协定谈判的步伐。但欧盟出于既要保护内部市场又要开拓中国市场的考虑,将推动中欧投资协定谈判作为对华政策优先,对中欧自贸谈判采取回避、推诿的态度。在安全战略上,欧盟与美国针对乌克兰危机共同强化了北约对俄罗斯的威慑,并对中国与俄罗斯之间的战略协作关系多有疑虑。欧盟对中俄关系的猜忌会影响中欧之间战略互信的建立和维护,在亚太安全问题上的“关注”和与美协调也会导致中国周边安全形势更趋复杂。

   美国特朗普当政正对欧美关系、美俄关系以及欧俄关系产生新的影响。TTIP陷入停摆状态,欧盟急需推进其他双边自贸安排来缓解与美国的经贸协调困境;英国脱欧、美俄关系走向以及北约前景的不确定性,也让欧盟有了加强“战略自主性”的动力。这将对中欧战略关系的未来变化产生复杂影响:欧方对于中国的合作需求上升,包括更积极地推进双方投资协定谈判以及未来的自贸安排,但欧盟“战略自主性”的增强,也会导致欧盟在对华事务中的强硬姿态。

   2. 地区事务合作中的共识与分歧:随着乌克兰危机、亚太安全形势变化以及欧洲难民危机的发生,中欧在地区事务上的合作需求上升。为维护地区稳定并解决难民危机,中欧在阿富汗、叙利亚等南亚、西亚北非地区开展合作具有共识,并都主张寻求政治、外交和经济的解决途径,反对军事和武力方式。但由于双方在“政权更替”、“民主化”等政治解决目标以及对待俄罗斯态度上存在较大分歧,要开展实际合作还不具备充分的政治条件。这可能导致中欧在地区治理层面的合作在未来一段时期仍然只能停留在对话沟通和政策宣示层面,难以开展更多实质性合作。

  

   四、中欧关系结构性变化的影响

   中欧都是重要的经济体和国际关系行为体,双方关系的结构性变化将在双边、地区及全球层面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首先,为适应结构性变化,中欧关系将进入新的心态、认知和政策调适阶段。在相对实力变化加速的背景下,欧方对中欧之间经贸竞争力差距不断缩小的担忧将继续上升,并与所谓中方对欧盟采取“分化外交”的担忧合流,导致其对华的政治疑虑增加,可能成为影响结构性变化的消极方向。为此中方应通过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对欧方在市场准入、利益保护等方面的具体关切给予积极、合理的回应,同时通过现有沟通机制,不断将自身有关“继续从全球格局和世界大势看待和推进中欧关系,坚定支持欧洲一体化进程,乐见欧盟的团结与发展,坚持在相互尊重基础上管控和处理分歧” [38]的对欧政策立场转化为务实合作,用事实来打消欧方的顾虑,避免欧方采取消极的政策应对。从更广阔的背景来看,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未来发展目标、深化改革开放的同时,欧盟也正酝酿着欧元区改革、建立战略自主性等推进一体化的重大举措。在增进共识的基础上,“改革伙伴关系”建设将成为中欧关系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

   其次,中欧关系的结构性变化将对亚欧两大区域之间的关系产生重要影响。中方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正在为亚欧合作提供新的机遇和更广阔的空间,中欧合作无疑将为“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亚欧合作提供动力。中欧应不断“通过扩大相互利益汇合点,打造区域合作增长点,进一步丰富和拓展中欧关系的战略内涵”[39],这将是中欧把相互关系结构性变化的丰富内涵拓展到亚欧合作层面的现实路径,不仅可以有效抑制双方各自所在地区的不确定和不稳定因素,也能更好地避免由于无序竞争导致的负面影响。

   再次,中欧关系的结构性变化也将影响中国与西方关系以及世界多极化的发展前景。在欧洲重新思考其在全球格局中的战略定位、有意重新塑造其战略关系的背景下,在双方相互平等、彼此尊重的基础上,中欧关系的结构性变化有助于欧洲在重新构建其伙伴关系上扩大视野,也有助于中方践行其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络的政策目标,客观上有助于世界政治多极化的发展。

   最后,中欧关系的结构性变化将对全球治理格局产生影响。中欧是全球治理体系中的重要行为体,也是推动全球治理改革的重要力量。随着双方关系战略性的不断提升,中欧在全球治理领域的合作机遇也将不断增加。现阶段双方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已经达到较高水平,并随着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合作将进入更加密切的阶段。中欧应将其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经验进行提升和推广,不断克服差异、缩小分歧,将其拓展至反恐、网络、海洋事务、公共卫生等其他全球治理领域。

  

   注释:

   [1] 需要说明的是,对结构性变化的分析不同于所谓量变—质变的认知。在基本框架稳定的情况下,中欧关系的变化仍然是渐进、累积性的,但结构性变化的分析着眼于中欧关系中一些基本要素在特定时期的变化,并试图寻找这些变化对于整体结构的意义。

   [2] 袁雪、李景:“市场准入:欧盟对华核心利益之首”,《21世纪经济报道》2010年12月20日,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01221/03059136642.shtml。(上网时间:2017年10月10日)

   [3] EEAS, “Joint Communication to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the Council: Elements for a New EU strategy on China, ” European Union website, June 22, 2016, https://eeas.europa.eu/sites/eeas/files/joint_communication_to_the_european_parliament_and_the_council_-_elements_for_a_new_eu_strategy_on_china.pdf.(上网时间:2017年12月3日)

   [4] “‘收购欧洲’是给中国‘戴高帽’”,《人民日报(海外版)》2011年1月5日,http://world.people.com.cn/GB/13653341.html。(上网时间:2017年12月5日)

[5] 刘海星:“2012年欧洲形势与中欧关系”,人民网,2012年12月19日,http://dangjian.people.com.cn/n/2012/1219/c117092-19938869.html。(上网时间:2017年12月5日)作者时任中国外交部欧洲司司长,(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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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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