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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猛:经验之路——培根与笛卡尔论现代科学的方法与哲学基础

更新时间:2018-02-05 00:12:45
作者: 李猛 (进入专栏)  
经过这一排除程序,“自然的解释”第一次允许“理智的自为”(permissio intellectus),培根称之为“初步解释”(interpretatio inchoata)。具体在热的例子里,可以将“热”定义为“物体努力自我膨胀,占据比之前更大的范围或尺度的扩张性运动”。(Bacon,Novum Orgartum,II.11-20.)虽然马赫在检讨热力学的历史时认为,培根对热的这一界定毫无稀奇之处,要把握热的现象,关键在于要能“看穿”他所搜集的那些事实。(18)但培根对“热”的形式的“归纳”,正是严格按照马赫的方法论原则,透过未被分析的“给定自然”的完整表面,找出能够产生这一现象或效果的隐秘的“自然”,即“形式”。(Bacon,Novum Organum,II.17-19.)(19)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与后来的霍布斯相比,培根对自然研究并没有采取一种“现象主义”或“虚构论”的立场:“事物的形式与事物本身没有什么不同,而事物与形式之差别,不过就像表面与存在(apparens & existens),或外部与内部,或相对于人(in ordine ad hominem)与相对于宇宙而言(in ordine ad universum)之间的差别一样。”(Bacon,Novum Organum,II.13.)(20)“形式”是对自然或世界进行分析的结果。在具体的程序上,要在归纳中得出形式,分析首先要做的就是在考察自然现象在性质或者量上的变化时,排除与之并不共同出现的各种自然的“原初性质”,即培根所谓“简单自然”(natura simplex)。比如在培根经常举的例子中,就是构成黄金的“黄色、重量、可延展性、固定性、流动性、可分解性以及其他这类的形式”。用培根带有炼金术色彩的话说,如果有人想要在银上叠加或产生出“金”来,他需要从哪些性质的产生入手。因此,从人在世界中经验的各种物体或现象的角度看,培根断定,“真正的形式是能从存在的某种源泉引导出给定自然来”。(Bacon,Novum Organum,II.4-5.)(21)而对于这些相对于人而言的自然现象来说,形式,作为简单自然,就是这一自然现象赖以生成或者存在的内部根源,是“给定自然”的内在原因。基于上述考虑,培根借助中世纪的传统说法,称“形式”为“生生自然”(natura naturans)。(Bacon,Novum Organum,II.1.)(22)在培根的方法规划中,真正的归纳工作始于对与给定自然现象无关的“简单自然”的排除,而终于对作为其形式的“简单自然”的肯定。

   不过,培根的方法,正是在这里面临了一个重要的困难。“真正而完善的归纳”取决于对简单自然的知识,但正如培根自己强调的,“如果我们对简单自然并没有好和真的观念”,排除过程又如何可能进行呢?(Bacon,Novum Organum,II.19.)可是,根据什么标准确认我们真的拥有自然的形式方面的知识,而不是各种虚幻的幻象呢?

   在培根对自然的解释中有两种不同的公理,一种像黄金的例子,将物体看作是简单自然的聚集,从这一公理出发,质料就能被最终分解为简单自然的形式;另一种则致力于发现物体的“潜在过程”,这一公理仍然将事物看作是具体的物体(concreta corpora),考察“具体而复合的自然”及其“构造”。从培根的例子可以看出,在有关“潜在过程”的公理中,科学家建立的是“给定自然”或者物体之间的关联习惯。(Bacon,Novum Organum,II.5,3.)就培根整个方法的公理等级而言,对“构造”和“过程”的分析,只是第二等的公理,而通过简单自然对形式的把握才属于首要的公理。因为,只有把握简单自然的知识才提供了进入自然的操作内部的“光”,而对物体过程与构造的分析,如果没有形式的知识,仍然只是在黑暗中摸索。(Bacon,Novum Organum,I.121,100.)

   “简单自然”相对于“构造”和“过程”的优先性,体现了培根对不同类型的原因的看法。培根在划分自然哲学的理论部分时,主要根据探究原因的性质,将之进一步划分为研究“效力因和质料因”的专门物理学(physicaspecialis)与关注所谓“形式和目的”的“形上学”(metaphysica)。(23)质料因与效力因,在培根看来都是显明的,“效果”和“质料”都是事物的表面,是相对于人而言的现象,仍然不是相对于宇宙而言的真正的“形式”。

   如果不能在质料和效果显明的表面之下发现形式,就无法把握“自然的整体”(naturae unitas),这样的知识不仅是不完善的,也是注定无用的,无法实现人的知识与力量的结合,从而实施所谓“自由的操作”(operatio libera)。培根在论及形上学相对于专门的物理学的优先性或者根本的力量时,每每特意强调,专门物理学给予的知识,总是肤浅的,而只能进行非常有限的机械操作,而真正的形上学,才能将我们带向科学与力量的真正同一。(Bacon,Novum Organum,II.1-4.)对于培根来说,归纳不仅要求从“给定自然”的现象,找到质料和效果方面的原因,并进一步探索自然物体潜在的过程和构造,但只有当达到“形式”的知识,把握了物体的“简单自然”,才算真正完成了归纳,人才能凭借归纳发现的形式,对自然进行最深入和彻底的操作。(Bacon,Novum Organum,II.5.)(24)

   但究竟应该如何在哲学上规定这一作为自然现象基础的隐藏真理呢?培根的决定似乎有些犹疑不定。事实上,在培根的科学金字塔中,在自然史和物理学之上,严格来说,有三个部分处理的对象都超出了具体的自然现象。

   首先,在培根这里,探讨上帝、自然与人的哲学的知识之树有着共同的基础,培根称这一“普遍科学”(scientia universalis)为“第一哲学”(philosophia prima)或“智慧”(sapientia),作为其他科学之母,它只处理“最高程度的事物”,即上述所有科学共同的公理(communia et promiscua scientiarum axiomata)。不过,对这些公理究竟是什么,除了提出一些有待推敲的例子之外,培根并未能从不同知识“混用”的公理系统地推进到“普遍”的公理。(Bacon,De Dignitate et Augmentis Scientiarum,III.i,iv.)其次,在自然哲学中,培根区分了物理学与形上学。这样,培根就将传统上视为同一门科学的metaphysica与philosophia prima分为两门不同的科学。培根笔下的metaphysica,不再是“存在之为存在的科学”,而是成为自然哲学的一部分。因此,形上学探讨的“形式因与目的因”,并非“任何超出自然的东西”,而是“自然中最尊贵的部分”。但就在做出这一区分之后,培根马上又对物理学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划分,将其中的一部分进一步划分为处理“造物”的所谓“具体物理学”和处理“自然”的所谓“抽象物理学”。在培根的整个知识体系中,具体物理学接近自然史,而抽象物理学则接近形上学。培根提出的这门“抽象物理学”,处理的分别是质料的构造(schematisma materiae),、以及动力或运动(appetitus et motus),其实就是《新工具》中分析“潜在过程”和“潜在构造”的物理学部分。在讨论“形上学”时,培根指出,与传统实体形式相比,物体的各种构造与运动的形式数目有限,易于穷尽,因此,通过研究这些所谓“初级形式”(forma primae classis)或“事物的简单形式”,能够构成了所谓“形上学”的对象,(Bacon,De Dignitate et Augmentis Scientiarum,III.iv.)透过这一叠床架屋的区分架构,我们发现,最接近自然史的“具体物理学”,处理的是各种所谓“复合形式”(formae copulatae),即在实验中被秩序化的经验事物,但培根的归纳并不满足于此,而是始终要从中引出公理,无论是作为形式性原因的“公理”(metaphysica),还是更为一般的普遍公理(philosophia prima)。但经验之路在抵达这些普遍公理之前,必须首先透过“给定自然”的现象还原或分析到“简单自然”的层次,这里的要害就是“抽象物理学”研究的各种构造和运动。一旦能够把握其“形式”,并找到其中最普遍的,就建立了培根所谓的“自然的字母表”,也就完成了从物理学向形上学的跨越。不仅简单枚举经验事例对于科学没有用,甚至寻求具体事务的原因也是漫无边际、徒劳无功的。归纳的关键就是简单自然的形式。(25)

   现在我们可以准确地指出,培根归纳方法的关键在于如何从抽象物理学研究的“构造”和“运动”中提取出简单自然的形式。但令人惊讶的是,当我们实际触及到培根有关质料分布和天体运动的理论时,这部分理论却很少满足“自然的解释”的要求,而更多是基于“预判”的“思辨物理学”。(26)由于对基本物理现象的分析,大部分仍然是基于各种大众观念的“预判”,当培根通过对质料的构造与运动的形式的分析尝试提出“自然的新字母表”时,其中列举的各种“简单自然”,仍然未能在知识上超出“孩子气的练习”。培根曾怀疑,探究形式的形上学并非人的知识能够达到的,而所有人在从人的王国进入天的王国时,都不免像孩子一样。在培根的自然秩序中,形式仍然属于人的理智缺乏可靠门径进入的王国。(27)

   培根哲学在“简单自然”问题上面临的困难,并非偶然,而是根源于培根自己对人类理智根本缺陷的刻画。在培根列举的人类心智罹患的幻象中,首当其冲的是“部族幻象”:这一幻象驱使人错误地将人的感觉作为事物的尺度,而所有人的感知,都是按人的尺度建立的,而非宇宙本身的尺度。受到这一幻象的影响,人的理智在面对事物的光线时,就像凹凸不平的镜子,将自身的自然与事物的自然混在一起,势必会歪曲事物的形式。这种幻象之所以称为“部族幻象”,就是因为人类永远无法脱离这一幻象,这一幻象根植于人性本身,任何科学的方法都无法彻底根除这一幻象,而且方法本身也必然受到这一幻象的影响。(Bacon,Novum Organum,I.41.)形上学的研究,之所以无法摆脱基于人的自然的目的因,恐怕根源也在于此。(Bacon,Novum Organum,I.48.)“部族幻象”对培根归纳方法最直接的限制就在于,只有通过抽象物理学才能找到通往形上学有关“简单自然”的形式。但如何从具体物理学关注的相对于人而言的自然现象,经过对质料的构造与各种运动和过程的分析,前进到事物内部的“简单自然”,培根的归纳方法并没能给出在哲学上具有说服力的解释。事实上,正是在从具体物理学前进到抽象物理学时,一旦物理学考察的对象超出了感觉触及到的质料和效果时,就不可避免地受到来自人的自然的影响。这一影响使得看不见的“简单自然”成为了人的某种设定。如果是这样的话,所有的自然解释,不仅无法突破现象的层面,而且也注定无法摆脱“自然的预判”中来自大众的意见,难以为人的理智找到“世界的一个真正的范式”。

培根的经验之路,从自然现象向简单自然,从物理学向形上学,或者更精确地说,从具体物理学向抽象物理学推进上的根本困难,尤其体现在培根对数学的不信任上。在其庞大的科学著作中,特别是与各种充满“预判”色彩的自然学说相比,培根始终对数学缺乏足够的热情。数学在他的科学体系中一直处于次要,甚至有些模糊不清的位置。(28)在写于1605年的《论科学的进展》一书的英文版中,培根认为,数学作为自然哲学的一部分,应该算作“形上学的一个分支”,因为它处理的是“确定的或成比例的量”(quantity determined or proportionable),属于事物的存在形式。(29)而在1623年将《论科学的进展》修订扩充成为《伟大的复兴》的第一部分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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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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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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