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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猛:经验之路——培根与笛卡尔论现代科学的方法与哲学基础

更新时间:2018-02-05 00:12:45
作者: 李猛 (进入专栏)  
培根指出,错误的根源是三种虚假哲学,即“诡辩的”(sophistica),“经验的”(empirica)和“迷信的”(superstitiosa)。(Bacon,Novum Organum,I.44,62-64.)培根认为,“经验”一族哲学往往比诡辩派或理性派阐发了更加“歪曲和不正常”的教条,因为他们的哲学基础只是少数“狭隘和模糊”的实验,完全不倚助任何大众的观念,而“诡辩派”(以亚里士多德的辩证法为代表)倚助大众观念来建立公理,强行扭曲经验来适应教条,固然是“市场幻象”的一种表现,但大众观念尽管单薄肤浅,却仍然以某种方式触及到了“普遍的事物”。而经验派哲学却因为只依靠有限的经验,而陷入了剧场幻象。事实上,正是针对这种经验派的哲学,培根才告诫说,不要让理智仓促而早熟地飞跃到“一般项,或事物的原理”,这被视为是经验派哲学的巨大危险。(Bacon,Novum Organum,I.64.)这一多少令人讶异的告诫,其原因不仅仅在于经验派哲学依赖“过少的实验”,(Bacon,Novum Organum,I.66.)更重要的原因恐怕在于其处理来自观察或实验的事实的方式:

   那些从事科学的人要么是经验派,要么是教条派。经验派的方式像蚂蚁,只储存和使用;而理性主义者的方式像蜘蛛,只从自身织网;但蜜蜂是中道(ratio media),从花园或田野的花中取来材料,而它特有的能力是转变材料,将其消化。哲学的真正工作与此没有什么不同,因为它依靠的不仅不是或主要不是心智的力量,它也不是仅仅从自然史和机械实验中获取材料,将之原封不动地存储在记忆中,而是将改变加工过的材料重新置放在理智中。因此,在实验与理性这两种能力之间实现更紧密、更牢固的结盟,我们会对此寄托更大的希望。(Bacon,Novum Organum,I.95.)

   培根的新道路,是在“经验的蚂蚁”与“理性的蜘蛛”之间的“中道”,需要“在实验与理性这两种能力之间实现更紧密、更牢固的结盟”。而旧道路无论是诡辩或迷信之流,还是经验派,都未能做到实验与理性的系统结合,因此才会从有限的经验过于仓促地“飞跃”到一般项或普遍的东西。培根描述的新旧两条道路,差别不在于二者的出发点或终点不同,而在于各自不同的方法论秩序:

   两条道路都是从感觉和特殊的东西出发,而止息于最一般的东西;但二者的差距是巨大的,因为一条道路只是偶尔触及经验和特殊的东西,而另一条道路则是以庄重、有次序的方式关注经验和特殊的东西。(Bacon,Novum Organum,I.22.)

   无论是旧道路,还是新道路,都是从特殊的东西最终到达最一般的东西,因此培根都称之为“归纳”。(Bacon,Novum Organum,I.14,17.)新道路,是一种“真正的归纳”,与通用道路采取的“大众归纳”相比,在方法上的独特之处在于能够“以庄重、有次序的方式关注经验和特殊的东西”。要实现这一点,新道路必须是一条“从感觉本身,即有次序安排和良好基础的经验”(ab ipso sensuvelexperientiaordinata et bene condita)直接出发的道路,而不是基于“偶然,即随意或没有基础的经验”(vel casus vel experientiae vagae et inconditae)。单纯发生的经验,不过是“偶然”而已,仿佛“散捆的笤帚”,只能靠摸索。只有人们特意探求的经验,才可以称为是“实验”(experimentum)。(16)也只有从这一“有秩序的,被消化的经验”出发,才能引导出“公理”。“真正的归纳”始于“有次序安排和良好基础的经验”,也就是实验化的经验。而无论诉诸大众观念的辩证法,还是只靠狭隘经验的“经验派”哲学,都未能着眼于对经验的加工和消化,从而也就无法真正从有秩序的经验出发引导出“基本原理或公理”来。在“公理”与“实验”之间的往返,才是培根所谓的“经验的真正方式”(verus experientiae ordo),是新道路最主要的方法特征。(Bacon,Novum Organum,I.82.)

   由此可见,培根推崇“实验”的新方法,并不是单纯地搜集事实,关键在于将经验从“偶然”转变为“实验”,并从“实验”中“经确定和有规可循的道路”引导出“公理”,建立法则,否则就会导致散乱庞杂的特殊项对理智的扰乱。(Bacon,Novum Organum,I.102,100.)因此,尽管培根强调科学的目的在于为人的生活提供新的发现与资源,但培根倡导的“经验之路”(via experiendi),在科学上更重视的,却不是“带来成果的实验”而是“带来光的实验”——本身无用,但却有助于发现原因的实验(lucifera experimenta,nonfructifera)。实验之所以能够将经验从没有基础的偶然转变为“有秩序的经验”,就在于这些实验尽管不能直接产生操作上的效果,但却能揭示自然的原因,用这些经验擦亮的“光”来指明经验之路,从中引出公理,再回头操作出新的实验。(Bacon,Novum Organum,I.81-82,70,99.)“实验”指向“公理或原因”的自然之光,而无序的经验不过是掩蔽光的黑暗。

   因此,如果说培根新方法是要“通过事例”(per instantiam)来建立“公理”的话,(Bacon,Novum Organum,I.50.)那么,它对“事例”的关注就远非波普笔下从一只橘子的知识开始的天真的归纳主义。事实上,培根并不认为,依靠正面事例的单纯枚举是他倡导的归纳法的主要方式。他反而批评,这一做法是相当“孩子气的”。(Bacon,Novum Organum,I.105.)在培根看来,科学所采用的归纳,是为了“通过拒斥和排除”来分离自然。追求数目过多的“事例”,并非新方法的宗旨,甚至寻求过于丰富的“实验”,也不是新方法的唯一特点,而是要能够从事例,特别是从“实验”中通向“自然的精妙”的道路。因此,培根对各种“事例”进行了相当细致的划分,目的就是为了澄清不同的经验特殊性在建立公理上扮演的不同角色。《新工具》几乎一半的篇幅都在讨论培根所谓的各种“特权事例”(praerogativa instantia),而培根对这些事例的分析始终着眼于这些事例如何以不同的方式显示了“有待研究的自然”(natura inquisita)中隐含的“形式”。(Bacon,Novum Organum,II.22-51.)

   因此,在培根的科学方法中,作为知识基础的“自然”不是处于自由状态的自然,而是人力之下的自然——凭借人的技艺与手段,使自然脱离了其自身的状态,施加了各种压力,重新塑造过的自然。真理并不是显明的,“自然的秘密,只有通过各种技艺的干预(per vexationes Artium),而不是在其常规历程中,才能显露自身”。(17)培根眼中的自然之书,显然并不是自行打开,随人查阅的。培根新方法对于“实验”的强调,“意味着”自然只有经过人为的束缚或者强制,才能具有真正的秩序。(Bacon,Descriptio globi intellectualis,Ch.II.)


三、培根的道路(2):简单自然的形式

  

   一旦新方法的目标,不仅是要从对特殊性的感官知觉逐级上升到普遍公理,而且还要发现原因,那么培根与前人不同的新道路,“自然的解释”,就远不止于让经过净化的理智面对自然之书中显明的真理。在培根看来,要想认识自然之书的真理,首先就要学会辨识其中的字母,而这里妨碍理智工作的就是不同的幻象了。

   每个人因为生活在自己的洞穴或“小世界”中,他的自然秉性和所受的教育会遮蔽或扭曲自然之光。“洞穴幻象”(idola specus)的一个重要表现是理智在处理分离与组合的时候导致的过度:“考察自然与物体的单纯一面,使理智流于支离和琐碎,而考察自然与物体的组合和构型一面,使理智趋于迟钝,缺乏精神。”在将原子论者与其他哲学家对比之后,培根指出,前者的缺点是专注事物的微粒,忽视其构造,而后者却只顾直观构造,未能洞察到自然的单纯。对自然的考察必须要同时达致对“简单自然”(simplicitas naturae)的“洞察”(penetrans)和把握“构造”(fabricas)的“全面”(capax)。(Bacon,Novum Organum,I.57.)但“自然的解释”如何能同时做到这两个方面呢?

   根据培根的规划,“自然的解释”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考虑如何从经验引发或激发公理;而第二部分则是从公理演绎或推导出新的经验。(Bacon,Novum Organum,II.10.)有关从经验到公理的第一部分,培根又进一步依据对人的心智能力的不同管理划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管理感觉的“自然史或实验史”,这一部分是全部架构的基础;第二部分是借助各种“表”或事例的汇编来管理记忆,以便为理智可以对这些事例进行加工;而第三部分则是管理理智“真正而合法的归纳”(inductio legitima et vera)。凭借这一归纳,才能避免理智“自发的运动”所导致的种种幻象。因此,归纳方法作为“自然的解释”的锁钥,就是“始终管控”人的心智,避免理智任其自为的“工具”。(Bacon,Novum Organum,Praefatio,II.10.)

   值得注意的是,在培根这一著名的金字塔形的知识体系中,严格意义上的“归纳”并不是指搜集特殊事例的自然史,也不是指将感觉经验杂乱的特殊事例“编排操练”的“发现表”,而是指将这些事例与公理建立关联的工作,从这些“事例”或事例的序列和次序中,激发出“公理的光”。(Bacon,Novum Organum,I.102-103.)在这个意义上,晚近培根学界对归纳主义神话的批评和矫正,无疑触及到了如何理解培根方法在哲学上的真正意涵:培根的归纳方法,要害不在于经验的“实验化”和“编排成文”,而在于“经验的公理化”,后者才是归纳方法的核心。

   培根定义归纳时,将之称为是“一种关注感觉、紧贴自然,逼近并几乎完全混同于操作的证明形式”,(Bacon,Distributio operis,p.31)但归纳作为证明的关键,却是要从它“紧贴”的自然现象中分离、提取出自然的“形式”:

   因此,必须要对自然进行全面的解析与分离,不是凭借火,而是凭借心智,一种神圣的火。真正的归纳(就为了发现形式而言),第一步工作就是拒弃或排除所有那些个别自然,只要(1)在给定自然出现的事例中,它们并不出现,但却在给定自然不出现的事例中,它们出现;(2)在给定自然衰减的事例中,它们增长,而在给定自然增长的事例中,它们衰减。(Bacon,Novum Organum,II.16.)

   在培根对“真正的归纳”的这一工作描述中,首先强调的是“要对自然进行全面的解析与分离(prorsus solutio et seapratio naturae)”。这一对“自然的分析”旨在发现构成自然现象的各种“形式”的知识。用培根的话说,人类知识的目的就是要“发现形式”。(Bacon,Novum Orgartum,II.1.)

但什么是“形式”呢?从培根对归纳具体步骤的分析可以看出,培根想要发现的“形式”,不是所谓的“给定自然”(naturadata)。比如任何当热的现象不出现时出现或热衰减时增长的那些“自然”,都与“热的形式”无关。在热的现象中,元素与天体的“自然”,光以及某些运动形式,就都是与热的现象无关因而被排除的“自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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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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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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