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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丽霞:马克思主义法律理论中国化的当代意义

更新时间:2018-02-05 00:03:40
作者: 封丽霞  
但其鲜明的主题仍然是“革命”,而这也构成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理论形态。

  

二、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法律理论的中国化


   (一)马克思主义法律理论与当代中国法治的“时空差”

   马克思主义是产生于西方语境之下的理论体系,也是整个西方思想文化发展的产物。它创立于19世纪40—60年代,是针对当时欧洲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特点、对资本主义时代的发展趋势以及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作出的科学论断。自其创立后,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经济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马克思主义也面临着随时代与历史的变化而不断创新发展、与时俱进的任务。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与发展,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其与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路径来实现的。

   从苏联建立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至今,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存在和发展了近百年。尤其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在探索人民当家做主、改善人民生活、建立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积累了丰富经验,显示出巨大的制度优越性。十月革命之后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基本上都是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封建专制文化深厚的国家。要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彻底改变这些国家的面貌、建立现代法治体系、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必然要经历一个极其漫长的历史过程。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由于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上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各国具体国情大相径庭,没有任何现成的经验可以参照、借鉴,只能是通过各国不断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才能不断推进。这一过程,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具体化、时代化、民族化的过程。20世纪90年代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与发展,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来代表和推动的。

   从关于法律问题的论述来看,马克思、恩格斯等人强调法的阶级性、统治阶级意志的一致性、资本主义法的统治工具性和法的消亡论。在18世纪欧洲与21世纪中国之间“时空间距”的阻隔之下,在当代中国国家建设和社会治理成为无产阶级主要历史使命的时代背景之下,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通过法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语境之下,尽管马克思主义的传统革命法制话语已经远远不能回答当代中国法治实践中不断涌现的新问题,但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国家建设话语,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世界观、方法论,对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仍然具有强大的现实解读力量与理论指导意义。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法律理论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具有高度契合性和统一性。正如学者所总结的,“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法学理论在创建时代的法律思想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关于法的本质、作用等方面在认识、观念上的不同,对应着无产阶级在革命解构时代与在建设治理时代的历史性任务的不同,是针对不同历史阶段的法的认识而出现的差别,但是,从本质上来看,它们是统一的,它们统一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和认知框架,统一于对历史性可实现的公平正义的追求,统一于全人类自由解放这一终极性价值指向”。[24]

   (二)马克思主义法律理论中国化的内在逻辑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理论体系,从实践中产生、在实践中发展,而实践都是具体的、历史的,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这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必须根据实践的地点与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具体化。马克思主义的缔造者们一再告诫后人,他们的理论“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25]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所阐明的那些“原理的实际应用”必须“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26]在探索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列宁也深刻认识到,必须独立地探讨马克思主义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27]

   “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于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28]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的革命与建设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和依据的,但是我们决不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某种一成不变和必须照搬的东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实践,绝非出于某种历史的偶然,或是早期无产阶级革命家们一时冲动的结果,而是它能真正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满足中国革命与建设的需要。毛泽东很早就认识到,“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29]“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30]毛泽东对马克思从来就不是一味盲从,对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的设想也并不完全赞同。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指出,“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如果每句话,包括马克思的话,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31]邓小平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面进一步坚持和继承了毛泽东的中国问题立场和中国主体意识。他强调,“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32]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33]习近平在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系的阐述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植根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34]

   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之所以能不断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本土化,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特定历史背景下的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紧密结合,创造出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法律理论本质上也是一个开放、不断发展的理论体系,不能固步自封、将自己局限于过去、局限于对西方国家法治问题的认识和结论。在中国这样的超大型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建设法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不可能系统而有针对性地论述过。只有将马克思主义法律理论的基本原理同变化了的历史条件和中国的法治国情相结合,才能对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有对接、有共鸣、有启示。

   今天思考马克思主义法律理论,不是照搬照抄、生搬硬套马克思恩格斯等马列经典作家的某个论断或结论,来描述、剪裁和评价当代中国的法治实践,而是要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来认识中国法治建设的历史特点并用以指导中国法治的具体实践。马克思主义法律理论要成为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理论指引与行动指南,也必须完成其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过程。契合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实际需要,解释和回答当代中国法治理论与实践的重大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法律理论中国化的出发点与落脚点。“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做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主义者如果不愿意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35]在思考与理解马克思主义法律理论的中国化问题时,不是将马克思、恩格斯等马列经典作家的相关论断神圣化、教条化和绝对化,更不是将他们的某句经典语句用来扣帽子、打板子,而是应该根据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实然情况,像马克思那样去思考问题、解决问题,在吃透马克思主义法律理论的原理、搞清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去实现对接与结合。唯此,马克思主义法律理论对于中国法治建设才有存在的意义与理由,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法律理论才有理论的创新性与现实的生命力。

  

三、马克思主义法律理论对于当代中国法治的启示


   任何一个理论体系都有其内在的从抽象到具体的不同层次的内容。越是具体的教义、论断就越容易“过时”,越是本质、高度抽象的基本原理越有生命力和历久弥新的价值。马克思主义法律理论在中国的具体应用,必然表现为以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现实国情和需要为着眼点,以时代化民族化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中国的法治实践,又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法律理论推动马克思主义原理的与时俱进、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法律理论中国化与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中国法治发展的实践交叉融汇,内在统一于同一历史过程。具体而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于当代中国法治发展的启示与指导意义,主要体现为以下八个方面。

   (一)马克思主义社会观揭示了东方社会独特的法治发展道路

   在当代中国语境下,马克思主义法律理论具体化主要表现为马克思主义法律理论的本土化或民族化,即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的国情特色。任何一个国家的法治,都会既反映世界法治发展的普遍性和共性,又反映各自国家和民族法治发展的特殊性和个性。马克思非常关注东方社会独特的发展道路,他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东方社会经济关系与社会结构条件入手,分析了东方法律文化发展的历史独特性及其固有逻辑。

   马克思主义虽然产生于西方文明,成型于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反思与批判,但同时具有一种超越西方文明的世界主义情怀。马克思从世界历史的高度考察了西方文明在东方国家的传播以及对东方社会的强大冲击与影响。东方文化在西方文化冲击下的前途与命运,亦成为马克思晚年思考的一个重大主题。对此,马克思持有一种极其复杂的态度。一方面,他谴责西方国家对于东方国家的征服与掠夺,认为西方法律文化对于东方的冲击必然改变东方法律文化的固有格局,推动后者急遽转型。西方法律文化对于东方法律文化的渗透与改变,不过是整个西方文明压迫东方文明的一部分,在某种意义上,西方法治乃是西方国家征服东方国家的工具。另一方面,他也认为,西方法律文化对东方法律文化的冲击体现了先进的工业文明对落后的农业文明的征服,是用现代商品经济法律体系逐渐取代自然经济法律体系,从而实现从前资本主义类型的法律文化向资本主义类型的法律文化的转变。[36]

马克思认识到,西方法律文化对东方国家的冲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东方法律文化的发展道路,但是,西方国家的影响决不是东方社会法律文化实现现代化转型的唯一动力,更不意味着法律发展的“西方中心论”。要“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积极成果”对东方国家的法律进行改造,但东方国家的法律发展要获得真正自由的发展,“首先必须排除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37]马克思认真思考了法律发展的一般规律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特殊社会的法律发展进程,以及东方社会法律发展的独特路径问题,即东方国家如何“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问题。马克思关于东西方法律文化差异以及法治现代化路径差异化、多元化的基本观点是,法律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它必然受制于特定的社会基础。由于东方国家法律文化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社会结构、政治形态与西方国家截然不同,东西方国家的社会发展与法律发展也将遵循不同的逻辑与路径。可以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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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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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法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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