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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殷弘:兰克《论列强》回顾与相关的“中国含义”

更新时间:2018-02-03 23:28:31
作者: 时殷弘 (进入专栏)  

   在当时德国思想界的顶级人物中间,这方面首开先河的或许是大思想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95年他在弗雷堡大学的开讲演说中强调,德国统一若不成为其世界强国政策的起点,那就毫无意义。(13)五年后,柏林大学教授马克斯·伦茨(Max Lenz)依照兰克的经典论题发表论文,亦名《论列强》,断言世界的命运将由现存各大国的民族精力决定,其中特别有希望的是远未用足其精力的德国,而特别没落的会是终将面临“英吉利继承战争”(如18世纪初西班牙继承战争那样)的英国。大致同时,一样任教于柏林大学的欧洲头号军事史家汉斯·德尔布吕克(Hans Delbrück)热衷于宣扬类似的观点。对他来说,这方面最重要的是让读者确信英国的世界优势并非不可挑战,英国优势将要让位于世界均势。另外两名很有影响的德国史学界泰斗奥托·欣策(Otto Hintze)和弗里德里希·迈内克(Friedrich Meinecke)也津津乐道于这种均势,它类似于传统的欧洲均势,但是在广阔得多的全球舞台上。总之,他们大都一致认为,德国的历史任务必须是将欧洲均势转变为一种包容全世界的均势。(14)

   可以说,世界均势中的世界强国观念是世纪之交德意志帝国主义思想的核心,它赋予许多德国人一种大为扭曲的“道义感”,仿佛德国担负着反对英国世界霸权的历史使命,德国代表着给所有国家以公正的伟大理想。(15)世界均势中的世界强国观念实际上以趋于极端的形态一直传至并且主宰了纳粹德国。

  

四 全球视野下的不同图景与“洲级大国”的新兴优势

  

   兰克之后,在探寻现代国际体系的常在机理和运动模式方面,一项最卓越的创新性成果当推1948年在德国出版的《均势抑或霸权》(其英译本于1962年出版,书名改为《不牢靠的平衡——四个世纪的欧洲权势斗争》),(16)其作者路德维希·德约是20世纪德国最重要的国际关系史学家之一,在一系列著作中对现代国际关系的基本历程与德国的历史命运做了深刻的总体论说,登峰造极地体现了理论性的创造式宏观思考的理想特征,即博采众长、有机糅合、恢宏潇洒和富含创新,同时不失连贯、明晰和深邃。德约的《不牢靠的平衡》一书糅合三项地缘政治关系理念,即海权对陆权、欧洲均势对海外优势、传统中等列强对侧翼超级大国(后两项有赖于他的创造或者决定性的发展),异常雄辩和发人深省地论说了四个世纪的现代欧洲国际权势斗争,实际上为杰弗里·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保罗·肯尼迪和乔治·莫德尔斯基(George Modelski)等名家的国际关系史理解奠定了相当大一部分基础。(17)

   德约揭示的16世纪开始往后近400年的国际体系机理和模式可以用两对概念来概括:欧陆均势与海外优势以及欧陆均势与侧翼大国。它们与兰克的揭示大有差别,其根本原因在于德约的全球眼界不同于兰克的欧陆眼界。德国在20世纪两番发作,要追求“世界均势”和世界强国地位,结果两番败亡。这一大动荡过程强烈地促使德约形成了一套历史理解,特别涉及欧洲体系与全球政治的关系、欧洲均势的外来动能、德国国际地位的可能性限度以及“中等列强”本身的能量局限。德约的现代国际体系根本图景或范式不是欧洲列强和欧陆均势,而是它们与另一类力量和构造的并存与互动,那就是具有最终的决定意义的侧翼大国和外部优势(特别是海外优势)。他将这样一种根本图景或范式溯源于19世纪晚期最重要的英帝国史家约翰·西利。(18)“我们德国人惯于将1870年后的20年当做世界史上带有俾斯麦思想印章的一个时代来谈论。西利却甚至没有提到俾斯麦的名字。他的目光越过德国,甚至越过整个欧洲大陆,似乎它不过是一座中等高度的山脉,而投向俄国和美国——两个隐约耸现的巨型强国。”它们作为一类新的超级规模国家,将像古代马其顿遮蔽雅典或者16世纪西班牙和法国远盖过佛罗伦萨城邦国家那般,压倒性地遮蔽其他强国。“从这么一种观点出发,难道我们还能在兰克式的意义上谈论国际体系吗?”(19)

   上面的论说已经显示,德约对现代国际体系史的根本理解之一——也是西利和麦金德这样的思想家洞察到的工业化世界之国际政治的根本趋势之一——在于主要就民族国家规模而言的“洲级大国”的新兴绝对优势,那是兰克没有预感到的。“洲级大国”的新兴绝对优势是现代国际体系演进史上的一大必然性,它涉及人口、自然资源、经济技术和地缘政治等几大方面的因素。虽然像现代欧洲这一“中等国家”集群在很长时期里可以凭借广义的技术优势(包括在社会政治组织方式和基本思想方式方面的优势)弥补它相对于世界其他某些地区或社会的规模劣势,但关键在于技术是扩散的,而欧洲逐步失去显赫的技术优势,规模因素的作用随之突出起来。美国在欧洲之外最早实现工业化,俄苏可谓紧随其后,现代化与其庞大的人口在20世纪终于结合为超越欧洲的宏大国力。不仅如此,依靠超级规模的大陆扩张和领土集聚,这两个国家还拥有极为广袤的疆域和异常丰富的自然资源,它们与亿万人口一起,使之具备“洲级大国”独有的巨大规模优势。

  

五 “中国含义”:强国的“精神独立”与现当代中国民族主义


   我们可以也必须从历史学大师、国际关系思想大家兰克的《论列强》中吸取非常重要的思想营养,并且在德约那样的现代史一流宏观思考者帮助下,在国际体系领域尽可能较高程度地“通古今之变”。我们可以形成尤其对当代中国适切的某种“论列强”。

   其中,特别重要的或许是真正的强国必不可少也特别易有的“精神独立”。用兰克的政治哲学话语来说,每个民族社会都必须被视为一个价值体,只有依据其各自的内在观念、内在状态和环境才能被理解,而不是依据一个实际上虚无的普世价值标准来判断。(20)中国规模巨大,历史悠久,文化厚实并富有特征,因而中国人几千年来几乎从不认为自己可以成为其他人的精神仆从。就当代中国而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世界特别是世界政治和政治文化的最重大作用,大概在于中国通过自己在毛泽东领导下成功的革命,通过在邓小平与其后两代领导人主持下的改革和发展,向全世界极有力地昭示西式现代化决非现代化的唯一形态,各国人民的未来主要取决于各国人民根据本国具体情势的自主实践,谁也不能代替或主导各国人民自己确定本国的主要问题和解决问题的道路,谁也不能声称对自己好的就必定对别国人民和全世界一样好。这是中国树立的在世界现代史上先前几乎没有过的巨型范例,特别是向非西方世界的人民证明不要也无须盲从西方世界,伦敦、华盛顿或莫斯科的经验或信条决不能代替自己的探索、发现和总结。

   就此,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强调,与传统中国的主流思想和观念体系相比,也许毛泽东(尤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及其主要伙伴们的最大独特处,还有他们对中国思想的最大贡献,是在根本的思想方式上面。那并不显见于他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而是显见于他们既与华盛顿和莫斯科的洋人、也与传统的中国人不同甚至相反的独特“中国化”。毛泽东坚持倡导和教诲根据中国的特定国情和在这国情中的具体实践决定中国革命战略,坚决抵制将共产国际的革命普遍主义加诸中国共产党,当然也拒绝中国传统的儒家世界观及其“方法论”的礼教普遍主义。他们的根本哲理(也是他们的最好哲理)与儒家的思想方法确有天壤之别。中国走自己的路,而且广而言之各国人民也要走自己的路,这可以说是中国思想的一个伟大革命。

   如前所述,兰克是现代民族主义的主要创始者之一,他所处的时代则是民族主义在欧洲大陆开始迅速勃发和广泛流行的时代。他的《论列强》强调,欧洲现代国际体系经一轮又一轮反霸斗争而来的一次又一次更生,到他那个时代已达到在其中民族主义的勃然兴起和欧洲国家性质的民族国家化。在他写作该文约70年之后,现代民族主义在中国兴起并愈益壮大,它一个世纪来一直是中国现当代宏伟变革的决定性动能之一,也是为中国现当代保持传统中国特性的一大载体。(21)就当今而言,当代中国的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大不同于此前在中国现代史上盛行的主要形态,即激进化的中国民族主义,在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反对中国腐朽往昔的双重意义上的激进化。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就其主流或政府主持的形态而言,是“讲究实际的民族主义”,(22)也是有选择的“复兴式民族主义”,(23)因为政府和公众都有一种愈益显要和“返回式”的意识,即中国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不能排除构成中国悠久政治/伦理文化主流的儒家文化。当今一代中国领导甚至积极动员起儒家教义中某些经过选择的重大成分,以服务于他们的对外政策纲领,服务于中国的对外“软实力”建设。与兰克在《论列强》及其其他许多著作中表现得温和、开明的民族主义相似,当代中国民族主义主流形态的主要特征在于下列特性的结合:前瞻、镇定、耐心和更尊重中国特性。激愤情感、造反精神及其部分思想产物——缘于中国先前经受凌辱和经历剧烈革命——越来越被雍容的自信、审慎的自豪、对本民族优良传统的敬重、大战略式的展望以及“风物长宜放眼量”的胸怀和耐心取代。

  

六 “中国含义”:强国素质、有效制衡与可持续强国的形成条件


   《论列强》的一个当然的前提是界定列强,或者说界定什么是强国。兰克在文中以可称经典历史学家而非社会科学家的方式,几乎是一带而过地提出了一个著名的、也许是现代国际关系思想史上第一个自觉和明确的强国概念,即一个强国“必须能够抗击所有其他强国而不败亡,即使在后者联合起来的情况下”。(24)兰克自己当然明白这远不是一个全面的强国定义,但无论如何,这是强国的可谓说到底的一个根本条件;他在特别提出这一条的时候,心中想起的很可能是或者首先是他的祖国普鲁士在七年战争中的传奇般经历,当时弗雷德里克二世治下的普鲁士在近乎单枪匹马与奥、俄、法诸强鏖战欧陆的极危险情势下,依靠其“君主与其训练有素的部队的了不起的努力”并且“几乎流尽本国鲜血”,(25)终于获胜,从而保住了自己的生存和强国地位。

毫无疑问,中国的崛起与可持续发展不仅需要有一种关于在国际体系中仅就力量或权势身份而言的“终极目标”(强国-世界强国),而且需要有关于这种身份的理论性/历史性标准。或者简单地说,需要明了什么是现当代强国——能够相当经久维持强国地位的现当代强国。以此衡量将大有助于明了中国已经具有哪些强国素质、正在较迅速地接近哪些强国素质以及还远不具备哪些强国素质,从而明了在这方面基本的努力方向。应当认为,所谓强国在现当代是国际体系内这样的国家:它有较广泛存在的国外政治、经济和战略利益;它拥有足够的和在各基本功能领域(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思想文化等领域)比较均衡的总体国力,包括足够的中远程力量投射能力,以至在平时能够有效地维护这些利益,在战时可有的逆境中能够抗御若干强国暂时的联合力量;它被其他国家广泛地公认为有权利参与处理国际体系内所有重大的国际问题,连同足以严重影响其他多个国家的安全的国内问题;它一般情况下或往往与其他一些强国有起码的共同利益、共同国际价值观念、共同规范和共同国际运作机制,从而被认为是一个强国共同体的成员,不管这个共同体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它在国际体系的规范系统或体制的塑造和修改中,拥有至少基本上不亚于其他强国的显著作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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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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