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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锡锌:滥用知情权的逻辑及展开

更新时间:2018-01-31 20:43:43
作者: 王锡锌  
如果一个行为是行使权利之行为,就意味着该行为是法律允许的;而如果一个行为是为法律所禁止的,那么从逻辑上讲,这样的行为就不是行使权利的行为(比如越权或无权)。不过,撇开纯粹的语词纠葛,禁止权利滥用仍是一个有内容的概念,也是在逻辑上可理解的概念。比如,如果一项权利在一般意义上是绝对的,法律只规定了对该项权利的一些限制,那么即便权利人在法律限制的范围内行使权利(因而是行使权利的行为),但如果权利人行使权利的方式是“不公正的”,则这种行使权利的行为是错误的,因而是应当被禁止的。根据研究者的归纳,这种“不公正的”行使权利的行为可能包括:(1)行使权利的主要目的是造成损害,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他人;(2)行使权利没有任何正当的利益并且损害他人利益;(3)行使权利的行为违背设定该权利的目的。[26]《国际比较法百科全书》从行为类型化的角度看,将滥用权利的行为分为六种类型化模式,即(1)故意损害;(2)缺乏正当的利益;(3)选择有害的方式行使权利;(4)权利行使造成的损害大于所取得的利益;(5)违背权利的目的;(6)违反侵权法的一般原则。[27]可见,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对权利行使提出了一些否定性的要求,即“不得为一定之行为”,在这个意义上,该原则与“诚实信用”原则存在密切联系,但后者主要侧重从肯定性的角度对权利之行使提出要求。

   在中国民法学界,关于禁止权利滥用是否应该成为一项独立的法律原则,似存在争论。比如,虽然梁慧星认为,禁止权利滥用与诚实信用原则一样,是独立的法律原则,[28]但多数学者观点倾向以诚实信用原则吸收禁止权利滥用概念。比如,王泽鉴认为,“诚信原则系对权利内容的限制,行使权利违反诚实信用者,乃逾越其权利的内容,构成滥用,法所不许”。[29]徐国栋认为,普通的法律规范往往体现了“毋害他人”的要求,而诚信原则体现了“爱你的邻人”的要求。两者的区别在于,在法律就当事人的义务保持沉默的情况下,前者意味的是消极义务,后者课加的是积极义务。[30]他进一步指出,诚实信用原则是“客观诚信”和“主观诚信”的统一。客观诚信主要是行使权利的道德标准,与“客观诚信”相对应的是“客观恶信”,也就是滥用权利的行为。[31]

   我国立法和学术界以诚实信用原则吸收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的做法,同样也反映在民事诉讼法领域。2012年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第13条第1款规定,“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32]虽然在理论上,该原则也适用于对法院审判权行使的限制,但是从立法的逻辑结构和立法背景来看,在民事诉讼中规定诚实信用原则的一个主要目的,乃是对民事诉讼当事人的行为予以规范,遏制滥用诉讼权利、恶意诉讼、虚假诉讼等实践中存在的“非诚信诉讼行为”。[33]可见,滥用诉讼权利行为,在民事诉讼立法和学理上也都被吸收到诚实信用原则的范畴之中。

   应该承认,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在内容上存在很大的交叉重叠,但并不能因此而认为这两个原则是完全重合的。二者在法哲学观念、行为模式和判定标准三个方面存在不同:(1)在法哲学观念上,禁止权利滥用原则主要强调了权利的相对性而非绝对性,而诚信原则重点在于强调法律权利的道德义务。(2)在行为模式上,禁止权利滥用原则是消极模式,是对权利行使之道德底线的模式要求,类似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诚实信用原则是积极模式,是对权利行使之社会道德的法律要求。(3)在判定标准上,禁止权力滥用原则主要是客观的标准,类似于“客观恶意”,而诚信原则则涉及到对行为人主观心理态度的判定,存在比较大的自由裁量。基于以上的不同,禁止权利滥用作为一个独立的法概念,无疑具有重要的立法和学理价值,也有助于发展出一种更为均衡的权利文化,如美国法学家埃尔曼所言,“今天,大多数法律制度都在试图对不受约束的个人主义表现加以控制,控制的方式是通过法院判决或立法发展出一种广泛而略失雅致地称作‘滥用权利’的概念”。[34]

  

   三、禁止权利滥用在公法中的适用

   发源于私法语境中的权利滥用概念,是否可适用于公法空间?如果可以,其适用规则与私法领域中该原则的适用是否存在不同?

   (一)权利滥用在公法中适用的描述

   法权观念的变迁不仅影响到私法上的权利观念,对公法的权利观念同样也会产生影响。因此,在传统的公法领域,包括宪法、行政法、诉讼法等,以及新兴的行政规制、互联网规制、社会法等领域,都涉及到禁止权利滥用的问题。

   1.宪法领域。在宪法权利领域,一个最好的例证就是表达自由权的行使及其边界问题。通常,表达自由被认为是一项基本的天赋权利。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对表达自由的规定,强调的是国会不得立法来禁止或限制表达自由的行使,这种“否定式”的权利表述,也体现了对表达自由作为一项“绝对的权利”的某种承诺。[35]米克尔·约翰在其《表达自由的限度》一书中,对言论进行了著名的区分,即公共言论和私人言论,并指出前者是一种绝对的自由。根据两种言论的区分,他进一步对联邦最高法院霍姆斯大法官在1919年提出的“明显而即刻的危险”标准提出了批评,认为这一标准在理论上没有区分公共讨论和私人言论的性质及功能,在实践中容易成为政府抑制公共讨论的依据。[36]在笔者看来,米克尔·约翰的观点最主要的价值,在于其对言论自由的限制提出了一种批判性和反思性的理论框架。但是,并不能据此而建构出“公共言论就是绝对自由”这一规范性命题。从言论自由权利行使的实践观察可以发现,即便在公共言论的语境中,煽动叛乱、恐怖主义、鼓动种族仇恨的言论、甚至“要求禁止某些言论的言论”显然是应当受到抑制的。[37]而在私人领域,言论自由不得侵犯他人的人格、隐私、名誉,这些实际上从侵权法的角度对言论自由权的行使划出了边界。

   2.在行政法和规制领域,由于相对人的权利主要是“法定权利”或者“特权”,相比于民法和宪法领域而言,行政法上权利的相对性更为明显。理论上,宪法基本权利通常被认为作为公民身份的基本要素,而民事基本权利,特别是财产权、合同意思自治等权利,是“私民”身份的构成要素。无论是公民权利还是私民权利,这些权利的“基础性”意味着法律对权利进行限制的论证,需要更高的正当性门槛。但在行政法和规制领域,法定权利往往伴随着对权利行使的各种限制。比如,获得社会保障的权利(如低保、经济适用房购房资格等)必须严格依照法定的标准认定,也必须依法定条件和要求行使,否则即构成违法或滥用,导致权利失效。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正当法律程序革命的时代,伦奎斯特大法官就提出了著名的“甜加苦理论”来分析制定法赋予的权利与义务的统一性。[38]另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是许可和特许权。如果相对人获得了一项许可或特许,但束之高阁,不实施该许可,虽然并不违法,但却违背许可的目的,可能造成公共资源的浪费,因此许可将可能失效,或行政机关可以强制实施该许可。比如,在建设用地管理领域,土地使用权人在竞得土地后两年内不进行开发而被认定为“闲置土地”的,政府可无偿收回土地;[39]专利法所规定的专利强制实施许可也是一个例证。[40]

   3.在民事诉讼领域,禁止诉讼权利滥用是一个广泛讨论的问题,但在很多情况下,论者多以“诚实信用”原则而展开分析。比如,有论者指出,将诚实信用原则植入民事诉讼,改造和修正当事人主义、辩论主义、处分权主义等个体本位的法权观念和诉讼模式,体现的是对民事诉讼实质平等和公平正义的价值向往以及实现民事诉讼真实、有效解决纠纷的功能追求,体现了一种社群主义的观念。[41]

   从大陆法系民事诉讼的实践看,诚实信用原则包含了禁止诉权滥用的要求。[42]例如,如无正当理由反复要求审理法官回避,期日指定申请权的滥用等,都属于有悖诚实信用原则。张卫平认为,在诉讼权能的滥用问题上,需要特别注意、但同时也难以把握的是起诉权滥用问题。[43]由于起诉权是一种受宪法保障的基本诉讼权利,因此,在外国民诉实践中,以诚实信用原则对诉权滥用的处置是相当谨慎的。在承认诚实信用原则的国家,关于诚实信用与诉讼上权能或对诉讼权利滥用的规制之间的关系,理论上至今仍存有争议,而争议的实质问题是诚实信用原则是否包含对起诉权滥用的规制。[44]

   正因为仅仅根据诚实信用原则或权利滥用原则很难对诉权进行限制,国外的实践出现了通过制定法对诉权滥用进行限制的做法。比如,普通法国家,如英国、澳大利亚、美国,都有关于“无理纠缠的诉讼”的立法和相关实践。英国1896年的纠缠诉讼法是为了解决亚历山大·夏福斯(Alexander Chaffers)提起的48件讼案,诉讼对象包括威尔士亲王、坎特伯雷大主教、下议院议长、下议院职员、不列颠图书馆受托人、上议院大法官和不胜枚举的法官等。[45]由于普通法系对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和诚信原则的强调远不及大陆法系,通过立法对诉权滥用进行限制自然容易理解。不过,或许这背后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问题,那就是,诉权是一项基本的权利,是救济权的基础,而对这一基本权利的限制,不能过分依赖主观化的诚信原则、禁止权利滥用概念以及法官自由裁量而进行。在这个意义上,通过立法对诉权滥用进行规则化的表达和行为的类型化,相比于抽象的法律原则而言,可以为基本权利提供更高程度的保障。

   (二)权利滥用在公法领域适用的不同情境

   无论在私法还是公法领域,权利的相对性都意味着权利的行使存在一些约束性条件,而这正是禁止权利滥用的逻辑和法理基础。但是,由于私法上的法律关系和公法上的法律关系存在着明显的差别,在不同的法律关系中,个体权利的功能存在着很大的不同,相应地,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在公法领域的适用与其在私法领域中的适用也存在不同,它们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法律关系的差异。公法中基本的关系结构是“权利—权力”关系。相比于民法领域私人相互之间平等的“横向关系”而言,公法中的关系结构呈现出不对等的“纵向关系”特征。[46]无论在宪法还是行政法层面,个人所拥有的权利,可能就对应着国家或政府所应担负的义务。因此,不应以个体权利行使影响到了公共权力主体为由,而判定前者行为构成权利滥用。实际上,个人权利行使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对公共权力进行约束和监督。比如,知情权不仅是一种“知道”的权利,同时也是一种“监督”的权利。[47]公共权力的支配性能力和权力滥用的人性假设,要求我们在将禁止权利滥用原则适用到公法领域时,应坚持利益权衡原则,在禁止权利滥用和有效保障权利对权力的监督制约这两者之间进行利益权衡,防止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变异为对个体权利进行限制的借口。

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的一个正当化考虑就是权利的行使违背了设定该项权利的目的,但是不难发现,民法上的权利与公法上的权利在权利设定的目的上具有差异性,这种内在目的性的差异,也反映在权利实际行使的外在功能上。比如,所有权的基本目的就是要保障权利人对物的占有、使用、处分和收益,这种权利设定的目的是以个人为本位的。因此,在大陆法系关于所有权滥用的经典案例中,判定所有权滥用的一个核心要素就是,权利的行使是否“于己有利”。如果于己有利,即便影响到相邻权人的利益或者公共利益,也不属于滥用权利,而只是相邻关系的处理;但如果权利人行使权利损害他人或公共利益而对自己毫无利益,也就是“损人不利己”,则很可能构成权利滥用。与此不同的是,公法中的权利设定既有个体本位的目的,同时也有公共目的。知情权作为一项权利,其设定依据就是从民主政治的品质要求和抑制权力腐败而衍生出来的,这一权利衍生的背景,相应地也决定了该项权利的目的:知情权首先是个体了解公共机构权力运行信息的权利,是一种“知”的权利;但同时,它也是一项公民用以参与公共生活、监督公共权力行使的权利,也就是说,它也是一种“行”的权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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