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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擎:2017西方思想年度述评(下篇·文化与科技)

更新时间:2018-01-30 16:23:53
作者: 刘擎 (进入专栏)  

  

   另有研究指出,就性别政治问题而言,两党极化趋势的驱动要素不是性别本身(男性或女性)而是性别立场(是否相信男女应当平等)。10月皮尤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对于“这个国家对女性权利伸张还走得不够远”这一陈述,在民主党男性中的支持者要比共和党女性种的支持者高出31%。这意味着“民主党并没有变成女性的党派,而是正在成为女性主义者的党派。”

  

   任何一场社会运动都会有支持者和反对者,#MeToo运动也不例外如此。争议很快就出现了(虽然明显的反弹到2018年初才开始)。值得关注的意见不是来自保守派阵营的抨击,而是自由派甚至女性主义内部的批评。11月22日,在线杂志Quillette发表了四位女性学者和作家(包括杂志主编)的批评意见。12月18日,英国左翼网刊Spiked汇集了13位女性知识分子的异议。这些作者都坚持男女平等以及反性侵的立场,但对#MeToo运动的发展趋势感到忧虑甚至强烈的不满,简要概括起来,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运动目前的趋势可能在女性主义内部导致一种文化转向,“从女性的赋权(empowerment)目标,转向赋予女性受害者的地位”。最令人不安的倾向是运动变形为一种“告解的竞争”:“一个女人的证言越可怕,她可能从网上姊妹那里获得的同情就越多。”沉默多年容忍施害者逍遥法外,现在才站出来的指控者们赢得了欢呼,被誉为“女英雄”和“强大的女性主义者”;而那些提倡并做到了当即明确有力地拒绝侵扰、并快乐地继续自己生活的众多女性,现在却被嘲讽为“受害人的责难者”。

  

   在当下的风潮中,好像愿意充当受害者才是唯一“正确的女人类型”。将女性视为脆弱的受害者,而不是胜任公共生活的行动者,使受害成为武器,固化女性的脆弱性,挫伤女性的适应力,这是从以往取得的女性进步事业中回退。

  

   其次,对性侵扰的定义越来越宽泛,使运动失去重心和焦点。存在真正的受害者,她们在暴力或隐性权力的威胁下陷入困境,不得不忍受了侵害,她们不仅值得同情,也需要声援和司法救助。然而,将任何不合心意的一句赞美、一个玩笑、一声口哨甚至一次眨眼都界定为性骚扰,这将使整个运动琐碎化(trivialized)。

  

   “当28%的年轻人认为眨眼也可以是性骚扰,社会就可能怀疑女性判断危险和应对公共生活的能力。”女性主义应当鼓励女性施展独立自主的能动性,而不是将女性“婴儿化”。将职场上危及女性生涯的性骚扰与无关紧要的社会麻烦相提并论,这样的运动“普通工薪阶层的女性根本不会去理睬”,只是满足了“中产阶级的记者,饥渴于名望的政客以及显示美德的明星”。与世界其他地方的姐妹们相比,西方女性享有非常优越的地位和法律保护,“却把自己刻画为身处危难的少女,无力应对成人世界,永远需要援救”。

  

   第三,这场运动揭露了严重的性犯罪以及女性被轻视的程度,这是健康的。但现在“它已经变形为一场群体性的歇斯底里”。许多男性被指控犯下无法合理定罪的越轨,并得到迅即而可怕的惩罚,“但没有清晰的定义也没有法定时效,这在法律上和道德上是荒谬的”。运动忽视了正义程序(due process)与无罪推断(presumption of innocence)的法律传统,正在演变为一场群众性揭发和公审运动。

  

   甚至有位女性主义者在推特上声称,“我实际上毫不关心无辜的男人们由于受到性侵犯/骚扰的不实指控而失业。”这是在引导人们“发展围攻心态或建立战区”,会将运动演变为针对男性的大规模“猎巫”(witch-hunt)行动,制造群体性的道德恐慌。“在2017年,我们几乎可以凭借一项指控就摧毁任何一个男人”。

  

   最后,这场运动的极端趋势正在制造两性关系的对立。假定男性霸权的结构是根深蒂固且无所不在的,因此男人天然属于“邪恶的压迫阶级”,而女人则生活在恐怖的性压迫之中。“这个文化时刻已经转变成女性受害者的狂欢以及对男性的妖魔化。”这将把男女关系塑造为潜在的施害者与受害者的敌对关系,至少将本来复杂丰富的两性关系转变为谨小慎微、彼此堤防的关系。“如果我还是一个寻找伴侣的年轻女子,我不希望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一个男人在吻我之前必须确认一份联署协议。”厌女症确实存在,“但如果女性将自己描述为如此脆弱,无法以健全的常识感应对日常生活的微小变化,那么厌女症的态度将会盛行起来”。

  

   这些对#Metoo运动的批评和抨击,有许多是片面和过激的,也并非无可反驳。在事实层面上,以社交媒体为主要载体的自发社会运动,缺乏明确的组织和领导,本身包含了驳杂多样的方面和倾向。批评者很容易选取任何一个有问题的侧面或支流,以偏概全地攻击整个运动。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批评者强调在程序正当的同时,完全漠视了一个事实:#Metoo运动的激进性恰恰是对程序主义功能失灵的反弹。

  

   在职场和校园中,长期以来存在着大量的严格意义上(以人们普遍认可的标准而言)的性侵犯与性骚扰行为,但其受害者或投诉无门或举报无果,纸上的法律与规章在实践中变得形同虚设,积怨已久的伤痛爆发为运动的力量,为受害者伸张正义。运动的宗旨并不是要瓦解法律和程序,而是要激活和改造沉睡已久的程序正义,让它在实践中回复活力。的确,法律程序的稳定性与社会运动的激进性之间存在着张力,如何平衡与协调两者的关系是复杂而困难的问题,这需要在运动进程中被认真对待和解决,而不应当成为将运动污名化的一个理由。

  

   就批评的立场而言,这些作者几乎都属于自由派或左翼阵营,甚至大多都自认为是女性主义者,这也反映出女性主义本身在发展中的内部差异与分裂,而这些分歧由来已久也难以调和。类似的意见分歧更为突出地体现在年底之后发生的两场争论之中。在2018年1月,反性侵运动遭遇了明显的反弹。法国著名演员德纳芙(Catherine Deneuve)等百名知名女性联署了一份公开信,对运动提出批评,并引发了激烈争论。在美国,刚刚荣获金球奖的喜剧演员安萨里(Aziz Ansari)受到化名的性骚扰指控,由于事件的性质处于“灰色地带”,媒体与网络上出现了大规模的意见冲突。

  

   韦氏(Merriam-Webster)词典选择“女性主义”(feminism)作为2017年度词汇。#Metoo运动带来了女性主义的新一波兴起。然而,女性群体并不是同质化的,她们不仅有经济阶层、教育程度和种族认同等区别,也并非天然地支持女性主义。在女性主义者内部,也存在复杂的代际差异以及不同学派之间的分歧,体现为对多种诉求的不同优先级排序,以及对女性主义实践的不同战略构想。

  

   无论如何,2017年的反性侵运动重新定义了社会对待女性的标准:什么是可以接受的,什么是不可容忍的。历史上每一次女性主义运动的进展都遭遇了反弹,但“时代精神”正在发生改变,每一次回潮都可能激发新的反思和勇气,开启下一次运动的再出发。

  

思想工业与明星学者

  

   公共领域正在发生一场工业革命,过去的“思想市场”(the marketplace of ideas)已经转变为“思想工业”(the Ideas Industry)。牛津大学出版社在4月出版《思想工业》,作者德瑞兹纳(Daniel Drezner)是塔夫茨大学(Tufts University)国际政治系的教授,也曾从事智库研究工作并为《华盛顿邮报》撰写专栏, 他对思想工业的成因与特征提出了独到的观察分析,《新共和》和《金融时报》等多家报刊对此发表书评。

  

  

   《思想工业》

  

   德瑞兹纳指出,今天的知识阶层已经不再可能像1950年代《党派评论》的撰稿人那样远离市场、社会或国家,而是受到多种力量的显著影响。《外交政策》杂志每年隆重推出的百名全球思想家名单,各种高端会议、演讲和论坛的兴起,使知识分子以过去难以想象的方式与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精英们相聚结交。各种“大观念”活动——包括TED年会,阿斯彭思想节,梅肯研究院全球会议,以及世界经济达沃斯论坛、博鳌亚洲论坛和瓦尔代俱乐部等——风起云涌,往往邀请具有挑衅性新观点的思想家,他们更能够满足与会者的好奇心,也更能吸引媒体的关注。“二十一世纪的公共领域比以往更开阔、更响亮,也更有利可图。”

  

   热衷于传播挑衅性思想的平台、论坛和渠道数量爆炸式增长,同时带入大量资金的运作,在思想工业的兴起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思想需求的激增会使整个知识阶层受益,但思想工业有其特定的奖赏偏好。

  

   在此,作者区分了公共领域中两种不同类型的参与者:公共知识分子(public intellectuals)与“思想领袖”(thought leaders),他们都介入思想创造活动,但彼此的风格和目的相当不同。作者借用以赛亚·伯林的比喻说,公共知识分子是知道许多事情的“狐狸”,而思想领袖是专注于一件大事的“刺猬”。前者是批评家、悲观的怀疑论者,而后者是创造者、乐观的布道者。

  

   公共知识分子通常是受过良好学术训练的大学教授,比如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克鲁格曼(Paul Krugman)、纳斯鲍姆(Martha Nussbaum)或者莱波雷(Jill Lepore)。他们崇尚专业学术标准,善于在众多议题上展开批评分析。而思想领袖充满自信地传播自己创造的新理论,比如卡根(Robert Kagan)、弗格森(Niall Ferguson)、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或者克莱恩(Naomi Klein)。他们能够以一个视角或一套系统思想来解释非常广阔的现象,并愿意影响和改变人们的观念。

  

   德瑞兹纳分析指出,目前思想工业的需求与奖赏明显地倾向于思想领袖而不是公共知识分子,原因在于三种相互关联的趋势:对体制权威信任的衰落、社会政治的极化以及经济不平等的迅速加剧。这三种要素形成了动荡不安与高度不确定的社会氛围与心态,也塑造了思想工业的供需结构。

  

人们对新思想以及思考世界的活跃方式产生了强烈的需求,迫切期待具有开阔而明确理念的思想领袖,而不是在学理上纠缠细枝末节的公共知识分子。公共领域的革命就像农业革命和制造业革命一样,会带来赢者和输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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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腾讯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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