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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飞舟:行动伦理与“关系社会”——社会学中国化的路径

更新时间:2018-01-28 23:44:39
作者: 周飞舟 (进入专栏)  
应星的研究展示出谢立中所说的从“对象转换型”到“理论替代型”的清晰过程,只是他并没有满足和止步于提出本土概念以及用西方的理论和方法去分析本土概念,而是转入中国的历史传统中去寻找本土概念的根源和理论生长力。

   学者们从“对象转换型”转向其他本土化类型的原因各不相同。应星的转向可以说是源于一种理论建构的努力,而其他一些学者的转向则直接源于经验研究中所遭遇的问题。下面我以费孝通先生的晚年转向作为典型来加以说明。

   谢立中指出费孝通先生晚年有一个“理论—方法全面替代型”本土化的努力,以他晚年《试谈扩展社会学研究的传统界限》一篇长文作为代表,这也是谢立中提出的第四种“社会学本土化”的类型(谢立中,2017)。实际上,除了这篇论文之外,费先生自提出“文化自觉”的理论之后,晚年的一系列文章都体现出一个明确的问题意识,即社会学研究应该“中国化”。这种“中国化”不同于以《江村经济》、《生育制度》和《乡土中国》所代表的“中国化”路径,而是应该通过“文化自觉”,即对自己的文化传统有一个“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在生活各方面所起的作用,也就是他的意义和所受其他文化的影响及发展的方向”(费孝通,1997:1),即通过追溯自己的文化传统,通过“认祖归宗”来中国化。费先生“文化自觉”理论的提出,与他20世纪80年代的小城镇与乡镇企业研究以及民族与边区开发研究的经历有关。在“志在富民”的“行行重行行”过程中,费先生发现,一些不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相比,在政策、制度、法律和体制方面并没有什么重要的差别,最大的差别在于“这里的人民日常的、细微的人际关系、交往方式、交往心态以及与之有关的风俗习惯和价值观念”,这些“外人看不出、说不清”,“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部分,“实际上常常是构成社会经济发展差异的真正原因”(费孝通,2003:438)。这些“真正原因”构成了社会学研究中国社会的巨大挑战。费先生通过不断的反思发现,自己过去所用的理论和方法很难触及这些“真正原因”,他说自己犯了“只见社会不见人”的错误,只重视“生态”不重视“心态”的错误,从而转向对社会学方法论的反思。这些反思最终转化成“文化自觉”的思想,指出“社会学中国化”通过“各美其美”以达到“美人之美”、“美美与共”,能够使中国应对21世纪文明交融和冲突的挑战(周飞舟,2017)。

   继费孝通先生之后,郑杭生先生大力提倡“理论自觉”,并将其作为“社会学中国化”的关键。“社会学的‘理论自觉’,则是‘文化自觉’在社会学这一门学科中的特殊表现”,“所谓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是指从事社会学教学研究的人对其所教学和研究的社会学理论有‘自知之明’,即要明白它们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趋向,分清楚哪些是我们创造的,哪些是汲取西方的”(郑杭生,2009)。郑杭生是将理论自觉放在“文化自觉”的背景下展开讨论的,他从社会学自欧洲开始、传播到北美、继而扩散到全世界的历史入手,提出了“社会学世界格局”的看法,认为中国社会学和西方社会学长期处在一种“边陲—中心”关系之中,因此中国社会学者容易形成一种根深蒂固的“边陲思维”,所以他提倡的社会学中国化的第一步就是要破除“边陲思维”(郑杭生,2004,2013)。

   从上述的简要回顾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社会学中国化实际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接轨”阶段和“自觉”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西方社会学理论和方法在中国传播和运用的阶段,这也是吴文藻等人最早提出的“社会学中国化”的含义。这个阶段的主要特征就是如何更好地学习西方理论和方法,并在经验研究中得以运用,所以这个阶段既可以叫作“社会学中国化”,也可以叫作“中国研究国际化”,与国际“接轨”。事实上,社会学进入中国虽然已历百年,但这个阶段远没有结束,在许多学者眼中,这个阶段甚至还没有真正开始,因为中国社会学界对西方的社会学理论和方法并没有真正深入地了解和掌握,社会学还有待西方真正的“启蒙”。但是这个阶段也产生了一些问题,促使中国的社会学家开始对理论和方法进行一系列的反思。

   这其中最为主要的问题在于,使用西方的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许多经验现象时会导致社会学的研究脱离现实,而忽略了真正重要的问题。西方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在欧美形成,其问题意识、理论假设、社会现实背景乃至于研究条件都无不带有西方思想和社会的特征。欧洲社会学理论与西方文化传统中的基本观念有密切的关系,美国社会学理论在总体上带有其实用主义哲学的特征,而美国社会学的实证方法带有很强的个体主义和科学主义色彩。如果我们对这些特征不加以反思,而把它们当作普适的理论和方法加以应用,虽然有可能在短期内产生大量的新成果,但是这些成果很多不过是西方理论和方法“中国版”的副产品而已。而且,这些“中国版”的“副产品”往往被视为农业社会、传统社会的遗迹或残留物,虽然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中国社会的理解,但是却会使得我们在研究中形成一系列的价值判断,这些判断又会导致我们对经验现实加以曲解。例如,大量的社会学研究发现,在企业组织中人际关系的力量非常强大,与西方社会有显著的不同,在西方理论的对比下显示出中国社会结构的特色。但是当我们进一步研究发现,这些人际关系在企业高层表现为家族企业的行为特征,在中层表现为拉帮结派、在底层表现为各种地缘群体或者圈子,并且上下层之间充满了私人性的庇护关系时,我们会不自觉地在西方理论指导下对此作出潜在的价值判断,会将这种结构特征简单地看作是“落后”的。有很多人认为,这种结构之所以在中国很普遍、力量很强大,是因为中国社会还没有发展到西方社会的程度。虽然许多社会学家遵循着“价值中立”的原则,不把这种判断写进文章里,但是不等于这些判断不影响我们的态度,使得我们在研究这些现象时不能够客观、细致而深入地理解研究对象的想法——用费孝通先生的话来说,不能够“意会”研究对象的意思。这样一来,我们的研究即使能够客观描述出企业组织中的社会结构,也会想当然地认为可以依靠简单的制度建设来改变这种企业内部的特征,甚至可以“坐等”这些特征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逐渐淡化和消失,这就是费先生所说的“只见社会不见人”的错误。

   所以,社会学中国化的第二阶段,可以说是一个“自觉”的阶段。这个阶段对中国社会学来说才刚刚开始。无论是从经验研究的问题出发,还是从理论反思出发,一些社会学者越来越意识到,运用西方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在面对中国现实问题时会遇到一个“瓶颈”,这个瓶颈导致我们难以深入到问题的核心层面。而要突破这个瓶颈,需要文化自觉和理论自觉。

  

二、社会研究与文化自觉


   费孝通先生晚年在讨论文化自觉时,大多是用人类学的概念讨论文化问题,诸如生态/心态、利害关系/道义关系。用社会学的概念来理解,费先生强调的是社会学理论中行动—结构二元对立问题中的一个维度,即行动与结构中的价值和意义问题。费先生认为,离开价值和意义,无论对于人的行动还是对于社会结构都无法构成深入的理解,当然也谈不上真正的解释。费先生说:

   从社会学角度研究人的精神世界,要避免一种简单“还原论”的倾向,那就是试图把所有精神层次的现象和问题,都简单地用“非精神”的经济、政治、文化、心理等各种机制来解释。还原论式的解释方式,看似一种圆满的“解释”,实际上这种“解释”恰恰忽视了精神世界自身的特点,忽视了“精神世界”——把人和其他生物区别开来的特殊存在物的不可替代性。社会学对于精神世界的理解,应该是把它和社会运动机制联系起来,但不是简单的替代,不是简单地用一般社会层次的因素去解释精神层次的活动。(费孝通,2003)

   事实上,从经典的社会学理论家韦伯、涂尔干到当代的社会学理论,价值和意义问题都是极为重要的一个方面,但是这并不一定能体现在社会学的经验研究中。“价值中立”并非“无视价值”。在经验研究中,许多研究者声明的“价值中立”并非自己作为研究者的“价值中立”,而是无视或者有意地“删除”了研究对象的行动价值和意义,只在“机械”的层面描述这些行动。例如有些研究者在研究农民工流动时,不关注农民工的态度和观念,除了描述流动规模、流动特征外,只是简单利用统计手段以农民工的个人和经济特征如年龄、性别、家庭规模、收入等“解释”这些流动特征。这种解释对于我们认识这种社会现象来说不无意义,但这不是完全的、深入的解释。支撑这些解释的,是从后门“偷偷”溜进来的研究者本人对行动者(农民工)的行动价值和意义的理解,实际上构成了对行动的深层意义上的解释:农民工之所以如此这般流动,是为了追求更高的收入,也就是说行动受到利益的驱动和支配。所以说,这恰恰不是韦伯所强调的“价值中立”,这种“偷梁换柱”式的价值替代塑造了社会学研究中那些千篇一律的持个体主义观念的、精打细算的行动者形象。这种基于理性假设、尤其是工具理性假设而描绘的行动者形象只是社会学研究的“开始”而非完成。在韦伯看来,在理解和解释复杂的社会行动时,基于理性而建立的分析框架的目的是为了理解那些“偏离”理性的行动。

   此种情况下所建构出的严格的目的理性式的行动,对社会学来说,基于它明确的可理解性和它的清晰度,可以作为“类型”(理念型),以便将受到各种非理性因素(如情感、错误)影响到的行动,当作与纯粹理性行动的“偏离”现象来理解。(韦伯,2005:7)

   韦伯随后清楚地表示,这种基于目的理性的假设展开的分析,绝不意味着在现实中目的理性的行动是最为主要的行动方式,也不意味着在现实中行动是完全由理性所决定的。而且与对工具理性的行动的理解相比,对于价值理性行动,我们对行动者所秉持的目标或价值的理解必然是有所偏离的,偏离的程度视我们对这些目标或价值的理解程度而定。例如,一个宗教狂热分子的行动要求我们通过了解其宗教价值而接近对其行动的理解。虽然韦伯并没有明确地表述,但是似乎他认为存在一个理解价值理性行动的连续谱:我们离行动者的目标或价值越“近”,就越容易进行“拟情式”的体验性理解;离行动者的目标或价值越“远”,就只能进行尽可能的“知性”(理性)的理解。

   在韦伯的四种行动类型中,工具理性行动可以更多地使用以理性为主的分析框架来理解;情感和传统类型的行动则需要更多使用非理性的“拟情式”的体验理解;价值理性行动则介于这两种理解方式之间——采用何种方式实际上取决于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的“关系”。这种“关系”就是费孝通先生晚年反思的社会学方法论的核心问题之一:一个人类学家研究自己而非他人的社会是否会由于个人偏见而影响研究的科学性?他之所以会反思这个问题,不仅仅是源于有人对他的《江村经济》这种“家乡人类学”研究的质疑,更是来自于他在小城镇和乡镇企业研究中遇到的问题:所谓“只见社会不见人”,就是自己费了不少笔墨来描述社会结构,却没有正视社会结构中的人的喜怒哀乐,他的研究“只画了乐谱,没有听到琴音;只看了剧本,没有看到台上演员的精彩表演”(费孝通,1995:34)。究其原因,自己是“以局外人的立场去观察一个处在另一种生活中的对象”(费孝通,1993:233)。而要真的能够理解行动者的所思所想,能够接近那些“只能意会、难以言传”的态度和感情,能够理解那种“不言而喻”的默契关系,能够“设身处地”地站在行动者的立场,就要进入行动者的“精神世界”,或者说是观念和意义世界。对于理解精神世界而言,则不是可以简单地靠排除“偏见”、保持一个科学而客观的态度就可以做到的。

一个人的精神世界或者说观念和意义世界,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即欲望的、情感的与思想的。欲望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利益与权力,构成了我们理解行动的基本分析框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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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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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学研究》201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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