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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也扬:“文革史学”第一炮

更新时间:2018-01-28 20:33:35
作者: 王也扬 (进入专栏)  
历史上的科学家、文学家、哲学家、史学家绝大部分是统治阶级的人物,我们应该怎样评价他们呢?我们反对美化这些清官、好官,但也反对丑化他们。姚文元这样不加区别地一概把他们打在“地主阶级专政工具”的冷水中,这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是不尊重乃至抹煞历史的态度。 对姚文元把历史问题与现实政治硬加联系、打棍子、扣帽子的做法,樵子撰文批评道:在封建社会里,地主恶霸的所作所为,不外乎罢占民田、奸淫妇女、草菅人命等等,抽掉了这些具体事件,霸也无从霸起。吴晗写平冤狱、退田,明明是为了揭露贪官污吏的罪行,是为了表现“除霸”这个主题的。姚文元硬把古今两件性质完全不同的事件强牵在一起,指责吴晗是借此发泄对党的不满,指责他的这出戏是一株毒草,实在难于令人同意。[②]张汝范也撰文说,姚文元指吴晗的《海瑞罢官》里的某些情节是“含沙射影”,攻击人民公社化运动,而且用了许多大帽子借以压人。其实学术讨论和其他思想政治工作一样,要以理服人。你说得对,读者自然会有分析,被批评者也乐于接受。你批评得不对,也要允许人家发表自己的意见。动不动压人几顶大帽子,使人喘不过气来,就更不易辨明是非。至于说把历史事件硬和今天的某些东西拉在一起相比,就更是不对的。[③]

  

   1966年3月17日至20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就当前的学术批判问题作了讲话。他说,我们解放以后,对知识分子实行包下来的政策,有利有弊。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知识分子掌握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面目。吴晗和翦伯赞等人是共产党员,也反共,实际上是国民党。现在许多地方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还很差,学术批判还没有开展起来。各地都要注意学校、报纸刊物、出版社掌握在什么人手里,要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进行切实的批判。……《前线》也是吴晗、廖沫沙、邓拓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毛泽东提出:文、史、哲、法、经,要搞“文化大革命”,要坚决批判,到底有多少马列主义?我们要培养自己的年轻的学术权威。不要怕年轻人犯“王法”。同月,毛泽东又多次同康生、江青、张春桥等谈话。指出:所谓“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要支持左派,建立队伍,进行文化大革命。并说,如果北京市委和中宣部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

  

   4月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由康生传达毛泽东几次谈话内容,抨击彭真自批判吴晗以来所犯错误,陈伯达则揭发彭真从民主革命以来的一系列罪行。会议决定:起草一个《通知》,彻底批判“五人小组汇报提纲”的错误,并撤销这个提纲。16日至20日,毛泽东亲自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彭真的“反党罪行”进行批判,决定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建立文化革命小组。毛泽东严厉批评彭真,说北京市委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彭真要按他的世界观改造党,事物是向他的反面发展的,他自己为自己准备了垮台的条件。凡是有人在中央搞鬼,我就号召地方起来反他们,叫孙悟空大闹天宫,并要搞那些保玉皇大帝的人。本质也会通过现象表现出来,彭真的本质隐藏了三十年。

  

   5月8日,《解放军报》发表江青组织的署名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同日,《光明日报》发表关锋署名何明的文章《擦亮眼睛,辨别真伪》。两天后,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发表姚文元的文章《评“三家村”》。11日,《红旗》杂志也发表戚本禹的文章《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16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通知》(即“五一六通知”),《通知》批判并撤销了“二月提纲”,号召全党“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通知》在最后话里有话地说:“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④] “睡在我们的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是谁呢?后来很快证明就是指刘少奇。会议还决定:对彭真(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陆定一(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宣传部长)、罗瑞卿(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杨尚昆(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进行批判,停止他们在中共中央书记处的职务,撤销其他职务,进行专案审查;调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调叶剑英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军委秘书长。调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兼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林彪在会上发表了讲话(即“五一八讲话”),他遍引古今中外的政变事例,指中共高层有人阴谋搞反革命政变,说“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谁反对毛主席,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至此,“文化大革命”这场空前规模的政治大斗争便在全国开展了起来。

  

   人们看到,从批判吴晗开始,很快联系到与吴晗一起写“三家村札记”的中共北京市委书记邓拓和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长廖沫沙,又联系到刊登“三家村札记”的中共北京市委刊物《前线》和《北京日报》,斗争的矛头直指以彭真为首的中共北京市委。而在彭真的背后,又是刘少奇等主持中共中央一线工作的领导人。这一切是经过了精心计划的有组织的政治行动。如林彪后来在中共九大政治报告中所言:“毛主席又发动了对〈海瑞罢官〉等大毒草的批判,锋芒所向,直指修正主义集团的巢穴——刘少奇控制下的那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即旧北京市委。”[⑤]在这一连串的政治斗争中,作为导火索的历史剧《海瑞罢官》问题,已经完全不具有学术上的意义,而只是政治斗争的一种工具。这是“文革史学”的基本特征。

  

   (此文见《当代中国近代史理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

  

   [①] “文革史学”是一种存在于我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史学形态,其特征是把史学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

   [②] 樵子:《也谈海瑞和〈海瑞罢官〉》,1965年12月15日《人民日报》。

   [③] 张汝范:《一概否定的态度是不对的——从姚文元同志批评吴晗同志的〈海瑞罢官〉》,1965年12月12日《北京日报》。

   [④]见1967年5月17日《人民日报》。

   [⑤]见 1968年月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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