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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雷:契约抑或身份?——劳动法在20世纪美国的兴起与衰落

更新时间:2018-01-25 21:16:20
作者: 田雷  
在整个转型过程中,最具标志性的判例是西滨旅社诉帕里什案,同洛克纳案一样,西滨旅社案也是一个五比四的分裂判决。[14]只不过这一次,由于一位保守派大法官的“变节”,[15]最高法院形成了一个自由派的多数阵营,时任首席大法官的休斯执笔了此案的多数意见。

   时间前移到1914年,华盛顿州议会在这一年通过了一部为女工规定最低工资的立法。如果按照洛克纳案的逻辑,为非危险行业内的工人设定最高工时是对契约自由的侵犯,那么为女工规定最低工资,这样的侵犯只能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毕竟,在常人的认知中,限制工时更能与工人健康发生较直接的关联。更何况,早在1923年的阿德金斯诉儿童医院案中,最高法院就已做出判决,裁定为妇女规定最低工资的国会立法违宪无效。[16]若是遵循先例,那么华盛顿州的最低工资法难逃被撤销的命运。但如前所述,剧情在1937年暮春发生反转,在西滨旅社案中,由首席大法官休斯带领的多数阵营“及时转向”,判定华盛顿州的女工最低工资立法合宪。为什么从1905年的洛克纳案乃至1923年的阿德金斯案,到1937年的西滨旅社案,最高法院会发生一百八十度的反转,大法官又是如何为他们弃守先例的变法举动做合法性论证的。读休斯的意见,我们可以发现,从契约到身份的复归可谓是其中关键的线索,大法官俯下身来,尝试着观察现代工业体制的工作条件及其劳资权力结构,不再强调抽象空洞的平等,而是将“身份”作为想象社会事实以及权力结构的方法带到宪法解释和决策的过程。

   公允地讲,只看作为大前提的法律,休斯大法官同32年前的佩克汉姆并没有实质性的差异。宪法保护“自由”,第十四修正案也明文提到“自由”,因此此案如何判,关键在于理解什么是宪法保护的“自由”。人生活在社会中,从来就没有为所欲为的自由,因此自由只能是一种“受限的权利(qualified right)”,“自由,所意味的只是免受恣意的约束,而并非免于因共同体利益而施加的合理规制或禁令”。[17]在一般意义的自由论的基础上,休斯又紧接着指出了两点:首先,宪法只提到“自由”二字,而不是具体的“契约自由”;其次,自由是受限的,而这种限定往往是由历史形成的,是基于社群公益所施加的。“什么是自由?我国宪法并没有提及契约的自由。它所讲的只是自由,只是禁止未经法律正当程序即剥夺自由。在禁止这种对自由的剥夺时,我国宪法并不承认一种绝对且不受控制的自由。自由在其每个阶段都有其历史和意涵。但是,受保护的自由是内在于社会组织的自由,它要求法律的保护,以对抗那些威胁到民众健康、安全、道德和福利的罪恶。”[18]仔细揣摩,这段自由论已经发生了隐微的方向性转变。同样承认自由的受限性,洛克纳案的教义是警惕公权力多管闲事式的干预,而到了西滨旅社案这里,自由的敌人变为了威胁社群公益的罪恶,因此自由恰恰“要求法律的保护”。但即便如此,作为准绳的法律仍未发生根本改变,具有决定作用的关键变动在于大法官所认识的社会事实,用休斯的话来说,就是要判定哪些是威胁到民众福祉因此需要法律来限制的罪恶。在回顾了包括阿德金斯案在内的一系列先例之后,休斯开始了对现代工业生产体制内不平等结构的分析,休斯在这里的批判力透纸背,选译如下:

   妇女的健康、保护妇女免受贪婪和无良雇主的剥夺,还有什么比之更迫切的公共利益吗?如果保护女工是行使政府权力的一种正当目的,那么我们当然可以认定,公正地设定最低工资,为了满足生存之必需,而要求雇主支付最低工资,就是一种为了保护女工的可允许手段。很显然,州的立法机关有权考虑雇佣女工的现实处境,事实就是:她们是收入最微薄的阶级;她们的谈判力量相对较弱;面对着那些利用她们贫穷生存处境的雇主,她们毫无反抗能力,只得逆来顺受。立法机关有权采取措施,减少这种“血汗体制”的罪恶,工人在这种体制内受到剥削,拿的那点微薄工资甚至不足以支付最起码的生存成本,正是利用她们的这种无助,雇主展开了一种最有害的竞争。立法机关因此有权认定,在执行其保护政策时,最低工资的要求是一种重要的手段……

   晚近的经济经验还让我们得以洞察更进一步的迫切考量。工人阶级就谈判力量而言居于一种不平等的位置,因此面对着生存工资的失去,他们是没有谈判能力的。由是观之,剥削工人阶级,不只会危害他们的健康和福利,甚至还是对扶助他们的共同体施加的一种直接负担。这些工人在工资中失去的,就要求纳税者做出相应的支出。最基本的生存需求必须得到满足……共同体没有义务为贪婪的雇主们提供事实上的补贴。共同体可以动用其制定法律的权力,以纠正因雇主自私地罔顾公共利益而导致的权力滥用。[19]

   休斯的这段话始终不离阶级关系、资本剥削、血汗体制、谈判权力、最低工资保障,也许会让某些对美国最高法院带有刻板印象的读者,怀疑自己读到了一篇假的意见书——一篇马克思主义者的伪作。但上述的意见不仅不假,而且是在美国20世纪宪法发展中的里程碑,其中包含着理解罗斯福新政以及更具体的劳动法制的关键线索。洛克纳的整个世界似乎都被颠倒过来了,在洛克纳案的教义中,无论工人还是雇主,都是“精致的成年人”,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自由商谈,平等买卖,由此所达成的自由劳动合约是最符合双方利益的,反而是最高工时立法完全多此一举。因此,如前所述,在洛克纳的世界内,社会关系的原子化和契约化是社会秩序的金律,也是普通法“自古以来”的治理机制;只有在某些特定的危险行业内,政府才能作为监护人而存在,这种家长主义的干预因此并不是普遍的,而是非常特殊的例外。

   而休斯大法官在笔下却勾勒出一个完全不同的劳资状况。首先,工人不再是一个又一个作为个体而存在的成年人,而是一种“阶级(class)”的集体存在。女工更被认为是一个特别弱势的群体:收入最低,谈判能力最弱,为生计所迫不得不接受雇主开出的低劣条件。反过来,雇主作为一个“阶级”则是“贪婪”和“无良”的,他们对工人的“剥削”让现代工厂沦为了一种“血汗体制”。回头看洛克纳案当年,佩克汉姆完全没有区分雇主和雇工,每个人都是生而平等的,无所谓劳资之别——如果非要说有别,那也是工人凭借其人头多的优势可以绑架立法,佩克汉姆溢于言表的就是最高工时立法实乃工人多数的暴政而已。但到了1937年,劳资双方的不平等已经是一个基本的社会事实,休斯也写道:“我们还要补充如下事实,双方都是成年人,有能力订约,并不必然剥夺了政府的权力,在当事方处在不平等的位置时,政府仍有权加以干预。”[20]在此意义上,之所以为女工规定最低工资的立法没有违宪,没有侵犯契约自由,就是因为女工作为最弱势的群体在同贪婪雇主谈判时是无平等可言的,无论雇主给出什么样的工资报酬,她们都不得不接受。换言之,她们只有在工作并接受最微薄的工资和拒绝工作因此毫无生活来源之间选择的“自由”。但无论如何,她们不要饿死,就只能选择由所谓自由契约所施加的残酷剥削。

   在前段分析的基础上,休斯进一步提出了一个“迫切考量”,亦特别言明,这是“晚近的经济经验”所催生的思考。这里的经验,当然是指从1929年开始席卷美国乃至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大萧条。在艰难时世中,工人的契约自由早已名存实亡,只有要么接受比平时更残酷的剥削,要么就流离失所的“自由”。正是在这里,休斯给出了一个关于放任自由体制的重要判断:工人通过自由的劳动合约所拿到的工资,是低于维持基本生计的底线标准的,简单地说,完全的放任自由是无法满足工人及其家庭的生计的。在此意义上,一个没有最低工资立法的劳动体制,并不是什么自生自发的自然秩序,反而是共同体给雇主阶级的一种“补贴”,因此,非但不是立法成为了“多管闲事式的干预”,反而是不立法就构成了一种坐视罪恶却放任自流的不作为。简言之,弱势群体需要法律的保护。为什么这么说?休斯认为,公正社会的基线是“最基本的生存需求必须得到满足”,但在不平等的劳资关系中,契约自由只是一种幌子,雇主让工人接受的合同工资往往是无法满足基本生存需求的。大萧条过后,“无需引用官方的统计数据,就可以确证这一个在广袤国土之上的常识。”[21]

   既然基本的生存需求无法通过合同工资而实现,仅凭契约自由也无法建成一个公正社会,那么大萧条期间史无前例的救济需求已经表明,共同体必须通过立法权向全体公民进行征税,以此支持普通民众的生活保障。换言之,若是没有最低工资立法,任由劳资双方的自由合意来设定合同工资,那么这种看似平等的劳动体制恰恰是偏袒雇主的,是对工人的剥夺以及整个社会的负担。休斯有句话道出了问题的本质:“这些工人在工资中失去的,就要求纳税者做出相应的支出。”就此而言,在洛克纳的教义中,共同体的立法权动辄就会干预劳资双方的契约自治,因此将整个社会导向一条通往奴役的道路。到了1937年,大法官已经认为,仅有形式上的契约自由,社会公正是无从谈起的。政府按照维持基本生存的水准,通过立法设定最低工资标准,正是要纠正劳动合同自由所导致的偏差,是来自共同体的立法保护。或者说,在现代工业社会内,如何保证工人阶级能做到相对体面的养家糊口,并不是劳资两造之间表面平等的契约自由,恰恰是限定自由的最低工资法。

   站在新政自由主义的立场上,一个没有最低工资法的劳动秩序是不完整的,在将“阶级”作为一种身份带入后,可以发现,只讲契约自由就是对资本家的补贴,却由全社会来买单,如休斯大法官所言:“共同体没有义务为贪婪的雇主们提供事实上的补贴”。为了保护弱势的工人特别是更弱势的女工,最低工资法构成了一种来自共同体的立法保护,以对抗“血汗体制”的罪恶。

  

三、保守主义法学对劳动法体制的批判

  

   在西滨旅社案宣判半个月之后,美国最高法院又一次以五比四的判决,在全国劳资关系委员会诉洛克林钢铁公司案中,维持了1935年的《全国劳资关系法》,首席大法官休斯仍是多数意见的执笔人。[22]这部俗称《瓦格纳法案》的国会立法,是新政劳动法体系的核心,保障了劳工组织工会、集体谈判和发动罢工的权利。该法第七章规定:“雇员应有权自我组织,有权组成、加入或协助劳工组织,有权通过选出的代表进行集体谈判,有权参与协同活动,以此实现集体谈判或者其他互助互保的目的。”[23]纵观新政的劳动法体系,在这一确立工业民主的劳动基本法之下,还有为工资工时设定底线的《公平劳动基准法》以及编织社会安全网的《社会保障法》。[24]

从罗斯福新政到二战后林登·约翰逊总统的伟大社会计划,集体劳动法在美国进入了它的黄金年代,从制度安排上,劳动法构成了新宪法秩序的关键组成部分。与之相应,二战前后,劳动法学者在法学界也是弄潮儿,从初期作为法律现实主义奠基人的罗伯特·黑尔、新政后的著名大法官法兰克福特,再到二战后黄金时代的代表学者,如曾担任水门事件特别检察官的阿奇博尔德·考克斯,曾出任哈佛大学校长长达20年的德雷克·博克,他们生逢劳动法制的鼎盛年代,也得以在学术上共襄盛举,因专研劳动法而成为同代人之中最杰出的法学者。[25]但好景未必常在,进入上世纪70年代,劳动法开始走入漫长的下坡轨道,一个关键指标就是私营行业内工人加入工会的比例急剧下降。如果说后新政的劳动法将集体谈判视为实现劳资和解的必由之路,那么到了此时,劳工的组织化反而被法律界视为问题的根源所在,简言之,工会不是解决问题的组织机制,反而是问题本身。在此背景下,劳资关系的立法调控出现了集体劳动法淡出、转由个人就业法主导的趋势,新的关注点在于如何通过法律来处理雇佣过程中的就业歧视。在本文的语境内,从劳动法到就业法的转向就构成了一次“从身份到契约”的退回,在此之后,以劳工组织和集体谈判为中心的新政劳动法的衰落已成定势。也是在此背景之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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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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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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