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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智:怎样推进中国农产品纵向一体化物流的发展?——美国、中国和“东亚模式”的比较

更新时间:2018-01-23 22:43:49
作者: 黄宗智 (进入专栏)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of the State Council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6:27-32)

   如此的情况决定了中国农产品纵向一体化(物流体系)的基本结构。中国的批发市场所面对的交易者只有少数是大型的农场、公司和批发商,大多数是小农户和其所依赖的小商小贩。其所交易的农产品一般都欠缺规范化的包装和分级。正因为如此,批发市场很难形成发达国家中比较普遍的大型交易,也缺乏动力、条件和资源来为小交易者提供储藏设备和电子信息化等服务。在中国,除了一些大城市的大批发市场之外,农产品批发市场主要都是比较粗糙的,没有现代化信息、储藏服务的(也许可以称作)“毛坯”批发市场,有的只是一个大棚,甚至只是一块空地。(参见黄宗智,未刊稿:第9章)

   除了小农场和小商贩的因素之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的批发市场大多是由几个政府部门和机构出资组建的。在中国借助地方政府以及政府各部门机构的竞争机制来推进经济发展的政策下,它们最关心的与其说是为小农户服务,不如说是为本单位创收和盈利。它们更关心的是自身的“资本”投入的“回报”,而不是推进和发展农产品市场。在建设用地的高市价压力下,为了满足其投资者的回报要求,这些批发市场大多会收取较高的摊位费,而且,基本谈不上新型储藏和信息化等服务。其中的交易多是双方的现货、议价、对手交易,较少美国农产品的大型电子化、金融化(类似于证券市场)的期货交易。(同上)

   如此的交易体系既源于小农经济的现实,也源于政府所扮演的角色,两者一定程度上是互为因果的。在散漫的小生产者的现实下,我们较难想象更为现代化的批发市场。在营利性(讲究资本回报率的)而不是服务性的政府部门行为的竞争机制下,我们也较难想象类似于东亚经验的那种真正公益性的批发市场(下面再讨论)。当然,这里也有中国相对落后的基础设施(尤其是其公路体系)因素。

   最近几年来,农产品电子商务大有异军突起的态势,成为一时的议论焦点。其论者指出,电子商务近几年一直在以三位数的增长率极其快速发展,以至于2015年,商务部声称要在2000多个县每县设立一个电商服务中心和100家村级电商服务点,而阿里巴巴集团则宣称,要在三到五年中投资100亿元,建立1000个县级运营中心,10万个村级服务点。(洪涛、张伟林,2015:45,54) 这些是令人鼓舞的消息,会使我们联想到,也许,手机和互联网正好解决了中国的亿万小农户和亿万消费者的连接问题,可以成为更新中国物流体系的特殊捷径。但是,细看《2014—2015年中国农产品电子商务发展报告》中的经验证据,我们会认识到,农产品电子交易总额(800亿元)其实仅占农产品物流总额(33000亿元)的2.4%(第47页)。更重要的是,在全国共约4000户的农产品电商中,仅仅有1%是“盈利”的,4%是“持平”的,88%则是“略亏”的,7%是“巨亏”的(第52页)。报告还指出:“许多农产品的安全性不高,农药残留、激素残留等不安全因素还大量存在”。根据国家工商总局2014年下半年对92批农产品电子商务样品的监测发现,“手机行业正品率仅为28.57%”,“化肥农资样品正品率仅为20%”。(同上)可以见得,在缺乏规范化、冷冻储藏和运输、基础设施等的基本条件下,电子商务这条捷径所可能起的作用还是比较有限的。

   总体来说,中国目前的农产品纵向一体化体系,不仅是个旧式的、低效的体系,也是个损耗高和成本高的体系。这是中国小农户在大市场中所面对的主要困境,是其在农产品物流方面所面对的几乎不可克服的困难。正因为如此,中国的农业劳动力成本虽然远低于美国,但其农产品价格多已高过美国,在土地密集的大田农业(粮食、棉花、油菜)方面尤其如此(地多人少的美国的土地价格相对低廉),使中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黄宗智,未刊稿:第8章,后记)至于新农业方面,因为它主要是劳动和资本双密集化的用地较少的高附加值生产,还勉强能够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但其前景并不乐观,而且在国内本身已经较普遍形成“种菜赔,买菜贵”的吊诡现象。(黄宗智,2017,尤见第138—139页)其中的一个关键原因是其物流成本要远远高于美国。据估计,中国粮食物流成本占其总成本的约40%,生鲜产品(亦即笔者所谓的新农业产品)的同比则约60%,而美国则前者才10%—20%,后者约30%。(刘运芹,2014)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布的数据,2015年中国的物流费用占GDP比重约16%,要比美国同比高一倍(《2015年全国物流运行情况通报》,2016),而且看来是没有考虑损耗的一个数据。这是中国如今农产品价格已经高于国际市场价格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样下去,中国农业,无论新旧农业面临的挑战都还非常大。

   面对上述的现实,笔者这里要提的问题是:该怎样改造、发展中国的物流体系?

  

二、模仿美国模式?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在其对2010年—2015年的《农产品冷链发展规划》中,把对未来的主要希望寄予发展“第三方的”大物流企业。(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2010,尤见第3节)目前这些实体在沿海发达地区固然有一定的发展,但其对中国农业整体所可能起的作用比较有限,主要是因为小生产者(而不是企业化的单位)仍然是农业主体,与其打交道的交易成本非常之高。何况,小农场展示了能够压倒大生产单位的强韧活力和创新力。部分原因是在中国的“半工半耕”社会形态下,它依赖的主要是家庭的较廉价辅助性劳动力。(黄宗智,未刊稿:第5章)我们因此一再看到,大型企业最终多通过订单、合同等方式借助这些廉价小生产者来进行农业生产,企业本身则从农业生产中退出,多演化为限于流通领域的商业资本,而且多是“贱买贵卖”型的旧型商业资本。它们与小生产者是处于敌对地位的,凭借尽可能压低收购价和提高销售价来赢利。它们不是新物流体系中能够为小农户连接大市场的一种创业性、开拓性的“贱买贱卖”的高效新型物流资本,凭借扩大营业额来扩大利润。(黄宗智,未刊稿:第9章)上面我们已经看到,作为农业生产主体的小农户和其不可或缺的小商小贩,导致整个物流体系和批发市场乱哄哄的小交易局面,根本就谈不上物流中的规范化、无缝隙的供应链和无断链的冷链等基本新型物流要求。

   国家虽然多年来一直都在试图模仿美国模式,政策上一直都向规模化农业企业(龙头企业、大户、超过100亩的“规模化”“大”“家庭农场”)倾斜,给予各种各样的补贴、优惠和奖金,试图通过他们来“带动”中国农业的“产业化”,并提倡尽量促使“资本下乡”。20世纪90年代实施这个基本政策之后,在2004年以来连续不断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多次重申以及加强这个政策的力度,包括大力推动“土地流转”。(黄宗智,2017,尤见第2节)但那样的农业实体充其量也才是农业整体的较小部分。在全国的耕地中,可能才有约六分之一已被流转(一个常用的数据是2014年的3.4亿亩),其中,社区亲邻朋友间的流转占到较高比例,如果占其三分之二的话,那么规模化的农场才占到总耕地面积中的六分之一的三分之一,即十八分之一,也就是说,不到6%,与国营农场占地的5%近似,再高也应该不会超过10%。其中,大型农业企业(龙头企业)可能占到其中的约10%, 即总耕地面积中的约1%或更少。(黄宗智,未刊稿,尤见第2章、第6章、第11章)

   这里的关键原因是,在大田谷物农业中,小农场的每亩净收益一般仍然要比雇工的(横向一体化)大农场高约一倍。也就是说,规模化的大田农业需要从国家获得约相当于其自身每亩净收益的补贴才具备与小农场竞争的能力。这正是决策者在上海市松江区调查的实际经验(虽然被有关领导人建构为证明了其对规模效益的信赖),上海市政府因此才会为所谓的(大)“家庭农场”提供大约相当于其本身净收益的补贴和额外奖励。在高度工业化和城镇化的上海市区,缺乏愿意种地的本地(户籍)农民,那样的政策也许是可以理解的,但被当作全国的典范来推广,则有点脱离实际了。(黄宗智,2014b:112-113;亦见黄宗智,未刊稿:第11章)而在劳动和资本双密集的高附加值新农业中,小农场所占优势更加明显。家庭经营的小、中、大棚(约一、三、五亩规模)劳动成本比雇工经营(横向一体化)的大农场低很多,因为它可以依赖自家的辅助劳动力,并依赖自家劳动力的自我激励机制,不必依靠劳动力成本较高的雇工,更不需要聘用管理雇工的人员。在非定时但频繁的劳动密集生产活动中,家庭辅助性劳动力要比定时的全职雇工具有更大的优势。(黄宗智,未刊稿:第2章,第6章;亦见黄宗智,2016,2014b)

   至于国家2007年以来提倡的“专业合作社”,同样也是个意图模仿美国的规划。其设想中的合作社是以企业化的农场为主体的,让处于同一专业的单位联合起来追求其共同的利益,让其按股或按营业额进行分红,所想象的是一个美国型的基本完全(资本主义)企业化的大经济环境。但实际上,中国当前的农业实际主体仍然是小规模的小农家庭农场,而不是专业化的企业型农场。而且,一般小农户缺乏对“专业”农产品市场的认识和联合意向,其所认同的仍然主要是村庄社区的人脉关系。正是由于设想和现实的脱节,所谓的专业合作社中,真正符合国家政策设想中的合作社充其量也只不过是所有被称作专业合作社中的一个较小比例(可能才有10%—20%,甚或更少),而“虚”“伪”与“失败”的合作社估计占到所有在册合作社的一半或更多,其余则是两种性质兼有的合作社。(黄宗智,2015a,尤见第27—32页;亦见黄宗智,2017:140-144;参较Hu, Zhang and Donaldson, 2017)

   事实上,在中国目前农业经济的现实下,对美国或想象中的美国模式的模仿政策说到底是一种空中楼阁的设想,去现实较远,在短中期不可能起到大规模的作用,最多只能通过国家补贴来“发展”少数的相对富裕的农户,不太可能起到推动大多数的小农农场发展的作用。我们亟须反思多年来偏重大农户、无顾小农户的政策。

  

三、东亚模式的启示

  

   最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亚洲开发银行的资助下,与美国著名智库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合作,历经两年多的研究,提出了中国应该模仿“东亚”模式的政策建议。该报告中肯地指出,中国大陆的小规模农业的实际,与美国基于大规模农场的实际截然相背,但与同样是基于小农场的日本和台湾地区农业则比较近似。所以,在农产品物流方面,中国大陆应该借鉴的是日本和台湾地区的经验,而不是美国的经验。(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of the State Council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6,尤见xvi-xviii,第62—65页[截至2017年10月25日,尚未见到此报告的中文版])

这正是笔者多年来的基本建议,这里借此机会再一次梳理主要数据和其所包含的逻辑。日本今天的务农户户均耕地面积是约30亩,台湾地区则约15亩,相对中国大陆的劳均约10亩(总耕地面积约20亿亩,务农人员约2亿人),户均20来亩,这些都与美国户均约2800亩形成极其鲜明的对照。正如以上所论述的,分散的小规模农场决定了中国今天的农产品物流体系的基本状态,即没有组织化的小农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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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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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微信公号“开放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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