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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荣芳:陈垣与岑仲勉

更新时间:2018-01-23 22:15:20
作者: 张荣芳  

一、陈垣与岑仲勉学术交谊述略

  

   陈垣(1880-1971)是中国近现代史学大师,出生于广东新会县石头乡富冈里一个药材商人家庭。青年时期毕业于广州光华医学专门学校,并留校任教。在医学杂志上发表大量文章,宣传现代医学卫生知识及医学史。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从事反帝反封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活动。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他当选众院员,于1913年至北京定居。他对从政不感兴趣,转而从事学术研究和教育事业。在宗教史、元史、校勘学、历史文献学等领域贡献卓著。1922年起任辅仁大学副校长、校长、北京师范大学校长,直至逝世。①

   岑仲勉(1886-1961)出生于广东省顺德县桂州里村的一户开米店的普通商人之家,自幼受中国古典文化的教育,诵读四书五经。1912年12月毕业于北京高等专门税务学校。毕业后在上海海关工作,为了反对袁世凯称帝,返广州参加倒袁工作,任两广都司令部财政科科长。其后虽在各机关任职十余年,但心中却向往教育及学术研究。1923年以后十余年间,曾业余致力于中国植物名实参订和植物分类学研究。经陈垣推荐,1937年7月,进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48年7月,回到广州,入中山大学文学院历史学系任教,至1961年逝世。岑仲勉在隋唐史、校勘学、边疆史地与民族、中西交通史等领域作出巨大贡献。②

   陈垣和岑仲勉,这两位广东同乡,都非史学科班出身,靠自学成才,在各自的研究领域作出卓越贡献,成为史学名家。他们相交20多年,但从未晤面,他们的学术交谊是学术界的一段佳话。从现有资料看,陈垣与岑仲勉的交往开始于1933年。他们的交往是通过刘秉钧。1933年4月16日,刘秉钧致信陈垣:

   援庵夫子:昨晤仲勉(按:即岑仲勉)先生,曾将馆事向之陈述,伊甚为感谢大人引用之厚意。不过仲勉还有恳求大人者,即请大人将北平文化机关之名目及主事者详列示下,又该机关等有无支干薪者。盖仲勉先生意欲自己设法谋一兼职,使将来在平方馆事上有伸缩之馀地,非谓二百五十元以上之生活费尚不足之故也。如何,乞即示复。敬候道安。生秉钧敬启。四,十六。③据此信编者附注,刘秉钧,广东新会人。1932年辅仁大学史学系毕业。时为广州圣心中学训育主任。时岑仲勉任圣心中学教务主任兼教员。1933年5月31日,圣心中学致信陈垣:

   援庵先生大鉴:龙门名重,久切钦迟。昨由刘君(按:即刘秉钧)传示手书,奖饰过当,恭读之下,以赧以惧。敝校同人等今后自当努力上进,希于一得。惟僻在南服,时虞孤陋,终恐有负期许耳。《圣心》二卷行于暑假付刊,满欲借助鸿题,使价增十培,不情之请,先生或见许乎?专泐布臆,伫候福音。敬请道安。圣心中学校同人拜启。二十二年五月三十一日。④该年12月6日,岑仲勉致函陈垣:

   岁首邮呈敝校校刊(按:指岑仲勉当时任教的圣心中学所办的刊物《圣心》),由刘君秉钧转传温奖,惭恧莫名。嗣以敝同人不情之请,复承慨允题签。拜赐之馀,既喜声价之借重龙门,益恐荒疏而贻讥獭祭。二期手稿,夏末早付手民,适因辍业转移,遂稽时日。顷印刷甫竣,别由邮附呈十部。故都贵僚好有不视为纸簏中物者,望为分致。浅学技痒,辄效喧呶,尚幸世而正之。⑤

   这说明1933年“岁首”,由刘秉钧把《圣心》校刊寄给陈垣,陈垣复信后,又有圣心中学致信陈垣,请陈垣为《圣心》刊物题刊名。最后才有岑仲勉于1933年12月6日致信陈垣。

   1934年1月22日,岑仲勉又致函陈垣:

   奉十二月二十日惠书,夹陈君寅恪手缄,奖誉备至,惭汗交并。适校期将届结束,未及即复。南中学务,向无起色。私立者限于经费,不能严格以求,更有得过且过之感。旧京为昔遊地,每怀曩迹,再切观光,惜一时尚未能成行耳。《圣心》业即续寄十部,想早登记室。陈君缄附缴,便祈代达感意也。⑥这说明陈垣收到岑仲勉的《圣心》刊物之后,曾转给陈寅恪阅。陈寅恪阅后,1933年12月17日致陈垣函:

   久未承教,渴念无已。岑君(按:岑仲勉)文读讫,极佩(便中乞代致景慕之意)。此君想是粤人,中国将来恐只有南学,江淮已无足言,更不论黄河流域矣。寅近作短文数篇,俟写清后呈正。所论至浅陋,不足言著述也。⑦这就是岑仲勉致陈垣函中所言“夹陈君寅恪手缄”。从此信可知,陈寅恪对岑仲勉评价甚高。

   陈垣对岑仲勉评价如何?陈垣收到岑的来信及《圣心》之后,曾于1933年12月20日致函岑仲勉,回信没有保存下来。但1933年5月24日,陈垣在致儿子陈约的信中,说及此事。

   昨日接圣心中学寄来《圣心》一册,汝见过否?其中佳作,美不胜收,尤以岑仲勉先生史地研究诸篇切实而难得。粤中有此人材,大可喜也。可惜其屈于中学耳。又见有张国华、马国维、沈谷生诸先生文艺之作,皆老手。又有黄深明先生才廿三岁,词采亦佳。谁谓粤无师友,如此诸人,不过在圣心中学,推之其他各校,则粤中实大有人在也。谓粤中无大图书馆,则岑先生又从何处阅书耶?如此看来,汝欲在圣心谋一席,恐不容易。汝如未见此册(非卖品),当即觅一册阅之,即知其内容也。⑧由此可见,陈垣像陈寅恪一样对岑仲勉在《圣心》发表的史地研究诸篇赞赏有加,并推荐给儿子陈约阅读。1933年6月3日,陈约在致陈垣信中说“《圣心》未得见(按:陈垣25日批复日:廿四日已寄汝一册)”⑨。可见陈垣对此的重视。

   陈垣爱才若渴,把《圣心》分别寄给当时史学名家如胡适、傅斯年、顾颉刚等。胡适称“岑仲勉的《〈水经注〉卷一笺校》,当然远胜一切旧校。其附录五件,尤为有用。但其中亦有未尽人意处。”⑩顾颉刚于1934年3月19日复信陈垣说:“承赠《圣心》第二期,谢谢。岑仲勉先生地理学至深佩甚。能由先生介绍,请其为《禹贡》作文否?不胜盼切,匆上,敬请道安。”(11)而岑仲勉1934年6月22日致信陈垣云:“《禹贡》重在国地,与勉最近探讨不同,率尔操觚,恐无当处。”(12)傅斯年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1934年2月17日,傅斯年致函陈垣:

   承赐《圣心》季刊,至佩。其第一册犹可求得否?岑君(按:指岑仲勉)僻处海南,而如此好学精进,先生何不招其来北平耶?日内当走谒侍教,专此,敬叩著安。(13)而1934年11月24日,岑仲勉致陈垣函云:

   前奉孟真(按:傅斯年字)所长弛函,以尊处《圣心》之介,来沪约见,嗣复驱车走访。临行时嘱赴宁参观图书,来月中或抽暇一走也。(14)岑仲勉1937年受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职研究员。我们从岑钟勉致陈垣的书信中知道,整个过程,陈垣都参与其事。1934年12月21日信云:“在宁谭话中,孟真先生颇有援引入所之表示并询志愿,当时唯唯应之”(15)。1936年9月21日信云:“孟真先生适有书来,寄下拙著单行本,俟到时另邮呈正。傅先生意仍主勉入教育界,然此事总利害各参半,容当熟思之耳”(16)。1937年4月9日信云:“孟真先生近有书来,云得尊处推毂,约专任研究”。(17)

   我们在《傅斯年遗札》中查到了1937年4月2日傅斯年致岑仲勉的信,略云:

   数月前奉上一书,具陈弟等数年来拟约大驾到本所或其他学术机关,而谋之未成之经过,想早达左右矣。兹以本所有在国外研究满期返国者,经费上遂腾出若干可以设法周转。上周赴北平,与陈寅恪先生商量此事,皆以为当约先生惠来本所,以为弟等之光宠,以赞本所之事业,兹敢陈其梗概。

   一、此次决定聘任先生为专任研究员,此职为本院研究人员之最高级,八年以来,除一个例外不计,敝所未尝有此聘任。(外任者则有之)

   二、薪捧与同事商定为月三百五十元。本所设置之始,同人薪额皆低,以后逐渐加薪。兹以加薪一事,不易常行,故今竭其能力,定为此数,(三百元以上加薪事本极少。)以此时本所经费论,后来加薪之可能性极微,此与以前诸倒不同者也。

   三、区区之数,本不足以答高贤为学术致力之劳,然此等机关,能力有限,待遇较薄于大学,亦今日各国之通例也。若论研究之方便则非大学所能比,研究员不兼事务者,全部工夫皆是自己所有也。

   四、专任研究员之著作,除通俗文字外皆交本所发表,(亦偶有例外,则因有特殊理由,如为读者较多,有时在国外发表。)不另给酬,此本院常规之一。

   五、本所各专任职员,依院章不得兼任院外有给职务。

   ……数年积願,今日始能出之于口,幸先生鉴其愚诚,不我遐弃。又此意弟在北平时,曾以商之于援庵先生,得其同情许可。

   又专任研究员,每年度之研究计划,例与本组主任商妥后行之。第一组主任为陈寅恪先生。(18)同年5月18日岑仲勉致信陈垣云:“昨孟真先生赴陕,电约在站晤谈(按:时岑在陕西潼关任职),备悉台从会竣返平,至慰。聘书闻下月乃可发,研究计画须与主任商定。寅恪先生常见否?便见时恳略代一探(如何方式),俟接约后再通问也。邮寄清华想必能达”(19)。同年6月1日信云:“顷南京已寄来聘书,拟下月初就职。寅恪先生邮址,盼能日间见告”。(20)

   岑仲勉1937年7月初到南京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任职。7月14日致陈垣信云:“顷读致孟真先生书,知尊处乔迁。迩日外氛甚恶,阖潭受惊否?暑期多暇,或南行否?念念。勉五日晚即已抵京,因卜居奔走,致未修候,日间仍多在所中,赐教祈由所转更便。专此上达,顺候撰祺”。(21)

   由此可见,岑仲勉能够进入历史语言研究所,陈垣、陈寅恪在促成此事中起了巨大作用。1946年2月3日,陈垣致长子陈乐素信中有一句话:“一个人第一要有本领,第二要有人提拔。有本领而无人提拔,不能上台,有人提拔而无本领,上台亦站不住也”(22)。岑仲勉进入史语所及以后在中山大学,在学术上作出巨大贡献,证明陈垣这句话是一句至理名言。

   陈垣对岑仲勉的提携,还表现在对岑仲勉著作的发表上。陈垣任辅仁大学校长20多年,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他对学生郑天挺、翁独健、陈述等反复讲过这样的话:“现在中外学者谈汉学,不是说巴黎如何,就是说日本如何,没有提中国的。我们应当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夺回北京。”(23)陈垣在辅仁大学创办《辅仁学志》,发表高质量的学术论文,是他“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夺回北京”。构想的组织部分。《辅仁学志》1928年创刊由陈垣主编,在发刊词中,首先在学术方法上,推崇中国传统的考据学,说“百年以往,乾嘉诸老努力朴学,极深研几,本实事求是之精神,为整理珍密之贡献,三古文史灿然大明。”但是,另一方面,并不因此而食古不化,相反,为了适应时代要求,又积极地鼓励学者努力发掘新材料,开辟新领域,采用新方法,提倡中外学术交流与合作。“然则欲适应时代之要求,非利用科学方法不可。欲阐发邃古之文明,非共图欧亚合作不可。昭昭然也。”“吾人既承沟通文化之使命,发扬时代精神,复冀椎轮为大辂之始,揭橥斯志甄综客观材料。”(24)把刊物的使命定位在“沟通文化”,可谓继承了辅仁大学奠基人英敛之确立的办学精神: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会通中西。(25)

《辅仁学志》自1928年12月创刊,至1947年终刊,前后近20年时间共出版15卷21期,发表论文近150篇。作者既有陈垣、沈兼士、余嘉锡、张星烺、刘复、伦明、朱希祖、杨树达、英千里、常福元等名家、大师,也有魏建功、容肇祖、唐兰、周祖谟、岑仲勉、启功、陈乐素等中青年学者。主编陈垣对论文的取舍以其是否符合刊物宗旨及论文的质量为标准。对勤奋好学的中青年学者的扶植与提携,促进他们的成长起了重大作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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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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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尔雅国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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