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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比奥兰扎:首都的诸多矛盾:20世纪50年代 ——北京对于社会主义生活的规划

更新时间:2018-01-20 11:55:11
作者: 法比奥•兰扎  
很难推断出有关中国的带有风险的共产主义事业所存在的核心政治和社会矛盾。不过,我会尝试做出一个简短的和不完全的评估,也意识到这需要更多的分析。在我看来,“工人”和“生产”是表述这些矛盾的核心范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对工厂纪律和生产规则的强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并未减退,或者说,反而变得更加严厉,即使工人的状况和社会地位提高了(有时非常显著)也仍是如此[49],内嵌在现代工业生产的结构之中的那种压迫并未发生根本改变。社会主义工厂存在着严格的等级结构,这反映为工资等级制和各种公共服务的分配制,是一种甚至可能比资本主义工厂更加僵化和令人窒息的模式。按照普殊同(Moishe Postone)的重新解读,卡尔•马克思批判指出现代工业社会本身是资本主义的,“从抽象的统治结构、个体劳动和个体存在日益碎片化以及一种盲目失控的发展逻辑等方面”来加以分析的一种资本主义。现代工人阶级即无产阶级的存在本身是资本主义的基本要素,正因为如此,劳动力和工业生产复制了与资本主义相关的那种压迫性的社会关系和不平等。马克思,至少是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马克思,似乎在暗示,无论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属于单个的资本家、一个公司,还是国家本身,都没有太大区别,起码从剩余价值的榨取来说是这样的:内化于工业资本主义的那些压迫的结构和生产关系仍旧基本保持不变。按照普殊同的重写解读,对于马克思来说,社会主义应该意味着“无产阶级和基于无产阶级劳动的生产组织,以及劳动作为一种社会性的调节活动所构成的那种抽象的强制活动所具有的动力系统,全都被取消”。[50]那么,在这个意义上,在现代工业生产的基础上,针对由工人组成的城市所做出的社会主义规划,就注定会复制现代(资本主义的)城市所具有的那种压迫机制,也就无法为那些工人创造一个完全不同的生活形式。在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城市,工人们仍旧“不被允许去改造所分配给他们的空间/时间”。[51]

   我对于城市空间所做的分析是要揭示,对于生产和生产率的重视,不仅影响了工厂,在20世纪50年代支配着工厂并规定了工人的本质更是作为对资源的特定分配方式和一系列政治选择通过各种方式塑造了城市空间,这些方式复制了各种具体的不平等和压迫形式。在这一点上,社会主义城市具体体现了两种现代性未能解决也无法解决的紧张关系,前者被构想为技术、工业和政府的现代化,后者则旨在创造出体现在特定城市空间的各种全新的、更加平等的社会关系的形式。

   对于中国的领导人来说,这些问题中有很多是很明显的,你可以看到,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历程,就是一长串力图创造一种不同的“发展”的努力,通过这种发展,这些紧张关系能够得到解决或至少有所缓解,产业工人可以从压迫中解放出来,从而变成新的共产主义的个体。不过,这超出了本文的范围。

   最后,谈一点对于现状的看法。毛泽东主义终结以及实行市场化改革以后,过去几十年进行平均主义的尝试遭到了强力的否定。有人可能会说,邓小平在20世纪50年代已经作为高级行政官员接受了政治敎育,他喜欢当时中共内部那种唯生产力(productivistic)的倾向,因而恢复了那种模式,并以激进的方式对其重新加以阐述。重点又回到了生产效率、现代化以及“生产力的发展”,而丝毫没有关注工人(甚至在中共的修辞性的生产中,他们都不断被抹杀)。今天的北京是一个被过去几十年大规模、肆无忌惮的增长所改造的城市——一直都在政府的眼皮底下进行——在它的空间里,我看不到一个重大的规划决策的长期效果,或是反传统的城市规划专家那种具有破坏性的倾向。相反,我看到的城市景观反映了我所强调的20世纪50年代的某些倾向所出现的畸形的、扩大的、怪异的发展,这些倾向最终摆脱了由于对于“人民”的关切而施加的那些限制,北京成为一个生产和消费的城市,如果不是从视野里,至少在话语的存在里的“工人”已经消失。

   注释

   [1] 本文的研究受到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的项目资金的资助。

   [2] 法比奥•兰扎(Fabio Lanza),亚利桑那大学。陈越,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

   [3] 伊恩.约翰逊:《中国计划.将北京市政府搬离拥挤的核心区域》,参见《纽约时报》2015 年 6 月 25 日,http://www.nytimes.com/2015/06/26/world/asia/china-ahns-to-move-beijing-government-out-of-citys-crowded-core. html?_r-0 on June 29, 2015.

   [4] 同上。同时值得指出的是,搬往通州的方案只涉及北京市政府,而非中央政府(及 其部委)或是党中央的机构。

   [5] 王军:(城记t尽联书店,-2003。该书的英文译本Beijing Record : A Physcial and Political History of Playing Modern Beijing于2011年由新加坡世界科学社出版.

   [6] 参见《市建设局、民政局、房管局、文物组等单位关于修绺古建筑联系问题座谈会 纪要》,1952,北京市政档案(以下简称"市档案")。北京胡同的数量在1949年到 1976年间实际上还有所增长。

   [7] 威廉•怀特:•<建筑是如何具有意•义的?建筑史上的一些阐释问题> (How Do Buildings Mean? Some Issues of Interpretation in the History of Architecture) ,《历史和理论》(History and Theroy)第 45 期,2006年5月,第 153 ~ 177 页。

   [8] 显然,这一点上我的灵慼是来自亨利•列斐伏尔(Henry Lefebvre)的理论,参见其 《空间的生产》Space), Donald Nicholson-Smith英译,布莱克韦尔出 版社,1991。

   [9] 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第54页。

   [10] 《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革案的要点> (1954年9月16日),收人《建国以来的北京 城市逢设资料.第一卷城市规划>(北京建设史书编辑委员会编辑部,1987),第 171 页。1953年8月,城市工作座谈会表明,新的建筑不仅要“为劳动人民提 供舒适的生活条件,而且要能表现出社会主义时代的伟大和美丽'座谈会认为,新 的形式不能仅仅依靠过去的遗产;相反,它们必须批判性地吸收中国和外国的精华以 便建设适应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新形式。不过\尽管陈义甚商,它们丝毫没有提到这 些全新的、适当的形式应该是什么样的,或者它们应该整合哪些要素,参见《市委 有关市政建设与城市建设问题的文件摘要>,“市档案”。有关这一论题,可参见于水山《长安街和中国建筑的现代化》(Chang’avenue and Modenization of Chinese Architecture),华盛顿大学出版社,20l2; Peter G. Rowe and Seng Kuan著《现代中国建筑上的体用冲突》(Architecture Encounters with Essence and Form in Modern China),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2002。

   [11] 《苏联专家巴兰尼克夫关于北京市将来发展计划的问题的报吿>,参见《建国以来的北京城市建设资料>,第109 ~ 118页。

   [12] 《市委有关市政建设与城市建设向题的文件摘要>,1955年5月18日,“市档案”。

   [13] 《市委有关市政建设与城市建设问题的文.件摘要>,1955年5月18日,“市档案”。

   [14] 20世纪50年代来市政府和市委的文件都是极为务实的,毫无修辞上的陈词滥调。 20世纪60年代中期语调发生了巨大变化。

   [15] 《苏联专家巴兰尼克宍关于北京市将来发展计划的问题的报告>,参见《建国以来的 北京诚市建设资料>,第110—111页。

   [16] 1954年,现代工厂工人只占北京总人口的5%。何聿:{关于在北京建设工业的初步 意见(草案)>,1954年9月4日,“市档案”。

   [17] 钱普瑗:《重构广东》,收人周铎瑞主编 <再造中国城市:现代性和国家认同1卯 1950>,夏威夷大学出版社,1999,第21页。针对可能是有关现代主义城市规划最有 名的案例所做的出色研究,可参见James Holston著《现代主义的城市:对巴西利亚巧所做的人类学批判》,芝加哥大学,1989。

   [18] 《北京市五年来市政建设发展简况>,1954年3月,《市档案》。

   [19] 《建国以来的北京城市擒设资料》。

   [20] 房地产管理局:《北京市房地产管理工作基本总结与今后的工作衆见>,1954年6月7 日,“市档案、

   [21] 市政府并非不积辑,实际情况恰好相反。从1M9年到I953年,它们努力登记所有私 人建筑,并理清房契;它们制定了一些蜾定.,试图控制针对房价的投机行为,.稳定租 金,支#旧楼的维修,并资助新房屋的建设。出处同上。

   [22] 政务院:《关于解决北京市政府各机关及党派与群众团体住房问题的通报》,1951年4月28日,“市档案”。

   [23] 《关于管理郊区建筑我局与各区政府拟定分工办理,是否可行》。文件为保护文化遗产、绿地、公路确立了规范,并限制拆除被视为危险的建筑物。

   [24] 1951年,当中国进口公司为腾出办公空间而拆除了三座建筑的时候,引起了砖塔胡同居民的抱怨。

   [25] 《关于禁止在城内新设工厂的材料》,1954,“市档案”。联想到天津最近发生的恐怖爆炸案,这份规定读来令人感到困惑。

   [26] 《市委报送北京市第一期城市建设计划要点的报告》,1954年10月,“市档案”。

   [27] 《市委报送北京市第一期城市建设计划要点的报吿》,1954年10月,“市档案”。

   [28] 《北京市第一期城市建设计划要点(草稿)》,1954,“市档案”。城内几乎毫无变化。1956年的一份文件提到老城仅有41座新建筑。《城市规划的前提——首都发展的方向问题》,1956,“市挡案”。

   [29] 《城市规划的前提——首都发展的方向问题》。

   [30] 佟铮:《北京的城市布局和建设中的两个基本矛盾(草稿)》,1959年8月4日,“市档案”。

   [31] 《市委报送北京市第一期城市建设计划要点的报告》。

   [32] 《关于城市建设和城市规划的几个问题》,1956年4月4日,“市档案”。

   [33] 大卫•布雷:《中国城市的社会空间和管理单位:体制的起源和改革》,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5,第5章。

   [34] 《北京市第一期城市建设计划要点(草稿)》。.

   [35] 《关于城市建设和城市规划的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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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保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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