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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比奥兰扎:首都的诸多矛盾:20世纪50年代 ——北京对于社会主义生活的规划

更新时间:2018-01-20 11:55:11
作者: 法比奥•兰扎  
老城区的几个区域就将被水淹没。[18]

   当地方官员和工作人员处理这种严峻的形势,并似乎取得了不俗业绩的时候,中国和苏联的规划人员却在争论北京未来发展的几个规划的优点。尽管观点存在差异,争论也确实非常激烈(不仅是关于中央政府所在地的问题),在一些关键因素和计划的整体倾向上还是具有共识的:城市应该是一个政治、文化和生产中心,它应该培养一个工业无产阶级,它应该被组织成多个功能性的区域,每一个都方便建立住宅区和所有类型的服务设施。[19]

   然而,即使是在恢复和重建的第一阶段,我们着到街道这一级出现了一些过程,它们将导致北京采用的发展方式与中央计划相冲突,而且与生产、管理以及为居民提供的新生活和谐共存的局面不相容。比如,虽然在这个阶段还并未对工业生产过分强调,政府文件却可以表明,人民(这些规划本应该服务的对象)的需求与各种中央和城市组织不断扩大的需求之间的分歧不断增加。当涉及住房供给的时候,这种冲突尤为激烈。最根本的问题是,公寓实在不够,而城市人口即将也确实以极快的速度扩张,远超过建设的速度,这使得无家可归者或居住条件很差的人所面临的麻烦越来越严重。[20]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最初几年, 政府面对这场危机显得束手无措。[21]或者,还不如说,政府也是问题的一部分。在对于新的住宅的需求背后,驱动力之一恰恰是中央和地方的政府机构,包括学校、医院,以及负责城市管理的那些机构。1951年,他们居住着约20万栋房屋,但预估的情况是,还需要尽快提供5.7万多栋。这些机构对于房屋的渴求导致住房价格和租金从1949年到1951年增长了五倍。投机现象开始变得猖獗。工人和贫苦市民开始抱怨“政府保护资本家(地主)的利益,而不是工人的利益”,或者说,“共产党做了官忘了穷人”。[22]

   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因为北京住房管理机构和市政府通常都努力限制国家和地方办公机构的扩张,并保障居民的住房。而且,这种扩张也并非通过对古城的大规模破坏而实现的(当前通行的说法似乎在这么暗示)。政府热衷于控制不必要的破坏,不仅是公寓楼,而且包括有文化价值的大厦[23],我几乎没有发现老城区的大块地段被夷为平地,以便为办公建筑提供空间的情况。[24]出于空间和安全等原因,1950年北京政府显然禁止在城墙内建设新的工厂。[25]学校、研究机构和政府机构等与国家和政府相关的单位大部分是在城外扩张,但它们往往独立于城市规划之外来获取空间和资源,因为它们是获益于直接来自中央政府的资金。虽然规划者为整个城市设计方案(这是在水平方向上),资源却流向了具体的工作单位(这是在垂直方向上)。对作为一个整体的城市人来说,这并非最佳解决方案,因为它阻碍了为所有居民开发城市资源和结构的可能性,但它也的确回应了为特定部门的工人提供各种服务的迫切需求,对于满足生产以及管理生产的官僚机构的需求也发挥了功能。

  

   生产的规划与生活空间不足引发的不满

  

   1953年,当第一个五年计划启动,全国正式从恢复阶段进入发展阶段,北京的政府官员则坚持认为,需要纠正前几年的错误,并将城市建设带入更好的道路。他们像念咒语一样重复着“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管理”的口号[26],他们强调,有必要将城市视作一个整体。[27]然而,该计划仍然集中在工业化和国家建设上,正如前几年一样,这种强调被证明与有组织的城市规划的理念和为城市居民创造“新生活”的实践相矛盾。

   官员们认为,尽管老城区几乎没有发生变化(部分是由于国家所釆取的保护措施,部分是因为要进行改变的话,就过于复杂和费钱),但无论从人口还是规模来说,北京都已经大规模扩张了。可是,正是这种扩张的模式尤为成问题。在首都新建的270万平方米的房屋中,2/3都是建在城外。或者更确切地说,随着工厂和单位以毫无计划的模式开始发展,它们已经“分散”在老城周围。[28]正如已经提及的,这部分是由于缺乏一个核心的项目,但也许更重要的是体制的原因,它享有特权并要求所有层面都快速发展,并直接将资源划拨给大型组织(工厂、学校、事业机构),而它们行使职能是独立于任何统一规划的。正如1956年的一份文件所总结的,“由于资金分散,不能统一掌握结果”。

   在第一个五年规划期间,这种分散的格局事实上并没有得到改变,由于努力推动大型工业区的建设,这一规划实际上似乎已经让一些比较反常的现象愈演愈烈。政府文件中所提到的问题清单很长。比如,官员抱怨缺乏连贯的建筑标准,这不只是一个审美的问题,设计方案彼此也互不符合;更确切地说,大量建筑带有独断专行的特征,这就使得技术管理、生产效率和质量的提高变得非常困难。[29]更重要的是,这种形式的发展造成了对现有的土地和资源的无效利用(有时是灾难性的)。各种组织和工厂占用了以前用于农业的土地,它们往往侵占绿地(使得在城市周围建设绿化带的计划变得徒劳),当它们扩张到彼此相邻的时候,又互相争斗。它们往往也会保留大块土地,搁置起来以供未来发展之用:中央政府似乎无法重新分配这些地区,即使当它们仍然未被占有和使用的时候。[30]

   这些建筑和机构(包括很多政府机构)以这样一种格局分散在老城之外,这也使得为员工和居民的日常生活提供服务变得非常困难。交通显然是一个问题(有只为一个单位修建道路和管道的情况),但通常这些地点也都缺乏公共服务系统和文化活动场所。[31]总体而言,商店和公用设施的发展没有赶上建设的速度,在很大程度上这与新的发展所呈现的分散性特征相连。1949年,商店和公用设施只用了城市空间的5.2%,而在1956年又下降到3%。尽管到1956年的时候,新建筑的71.3%都是在城外建设的(包括学校的82%),而只有1/3的商店和1/2的公用设施同样位于这些地区。[32]从这个角度来看,20世纪50年代单位从政治性到经济福利性的发展,是对应员工在城市的大多数地区都无法获得基本公共服务和资源的情况而产生的。[33]然而,这种情况部分是由于工厂、学校和政府机构作为独立且难以管理的单位获得的是一种很不平衡的发展。“单位”作为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生活的主要组织形式,它的出现是未曾预料的影响和自我应验的预言共同作用的结果。

   然而,资源不仅在地理和经济上都未得到妥善分配,而且从社会层面来说也是如此。到了50年代中期,情况已经很清楚了,为了现代化的双重要求快速发展官僚机构和生产取消了其他优先事项,包括为“工人群众”创造一个更好的、社会主义的生活。早在1954年,市政府的官员就多次要求避免建设那些超过“目前的生产水平”的项目,而要专注于那些可能会造福最大一部分人的项目,并为将来的发展奠定基础。[34]随着用于工作和生产的城市空间迅速超过用于居住、休闲和日常生活的城市空间,在土地方面特别能感受到这种危机。城市总体人口从1949年的200万人增长到1955年的330万人,暴涨了65%。[35]在同一时期,城市表面增长了107%,而这种增长的构成则揭示了问题所在。政府机关、学校和工厂所占用的建筑面积在规模上已翻了一番(它们分别增长了136%、198%和90%),而住房和公共服务都只有轻微的增长(大约40%)。[36]鉴于北京的住房情况在新中国成立前就非常糟糕,而住宅还未能赶上人口的增长,这就完全是灾难性的。

   绝大多数北京居民生活在更加拥挤的条件下,工人、工匠、车夫、中学生等平均每人享有不足4平方米的空间,远远未达到规划者所梦想的人均分配生活空间9平方米的目标。[37]如同大多数资源一样,空间也是根据财富和地位来进行分配的:干部、医生、教授和遗留下来的资本家仍然享有(或由所在单位分配了)更多的空间,多达20平方米。另一方面,产业工人似乎是这场斗争中的输家:国有企业就业者人均享有3.5平方米,相比地方和私人企业那些不太幸运的兄弟们分别人均2.7平方米和2.5平方米的情形,这已是一种奢侈。[38]由此我们看到那种悖论性的情形正在发展,即工人本应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新生活之基础的新人,却发生了地位上的降级,在日常生活中处于备受约束的境地,常常缺乏基本的生活设施。

   与此同时,这些新的产业工人(以及整体上的工人群体)都被嵌入一个劳动制度之中,这一制度呼吁生产率的不断增加,施加严格的等级制度和工厂纪律。官方文件庆祝生产率的上升以及取得这一成绩所使用的计件工资方法,后一点令人感到奇怪。从1953年下半年起,市政府针对80%的工人采用计件工资,而据说80%的人完成的数量都超过其配额;生产率猛涨,员工落后的情况急剧减少。[39]例如,在1951年,一个建筑工人平均每天要砌400块砖;到了1954年,这一数字已经达到700~800块,1956年则是2000块。[40]工资也明显增加,平均增长了11%,对此工人明显是感到满意的。[41]然而,如果不是釆用了计件工资制那就更好了,因为毫无疑问,一个社会主义的政府毫不掩饰地颂扬计件工资制,不能不让人觉得有些刺耳,特别是如果它还牵涉我刚概述过的在住房和公共服务方面的情况的话。虽然生产和劳动受到越来越严格的规训,生活条件(尤其是日常实践)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部分原因在于,如果不去挑战生产的组织以及对于劳动的规训,这些都是无法改变的。[42]

   第二个五年计划在一定程度上被“大跃进”的巨大努力所取代,“大跃进”应带领国家迈向快速工业化,但也大幅减少了一些根本性的不平等现象。看看北京的具体情况,似乎“大跃进”促成了第一个目标的实现,可是并没有解决目前为止我所提及的那些问题。自解放以来到1961年,用于工业生产的城市地表已经增长了4.8倍,只是在1958年以来,增加了240平方公里的工厂,大约是北京所有新建工厂的一半。[43]城市人口的构成也发生了改变。1949年,就业者占全部人口的26%,1957年是36%,1960年是43.6%。1949年到1960年,“依附”人口的绝对数量增加了一倍,但比例从72.7%下降到53%。现代产业工人增加了一倍多,占总人口的比例从1949年的6.4%上升到1957年的7.8%,1960年则是12.2%,北京开始看起来有点像是一个有工人的城市了,如果不是由工人组成的城市的话。

   城市的空间分布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只是城外的地区变得更加拥挤,同时仍旧组织得很糟糕。城市房屋大约7%在远郊,75%在近郊,20%在城区。[44]外部城区(有工厂、学校和办公机构)的似乎没有改善住房情况,而市政府试图强行决定将1959年仍未开发的45平方公里用于修建住宅。[45]这一要求在1961年得到了重申,市政府命令(你会惊奇这是多么高效)二环和三环之间各个单位仍未使用的100公顷土地必须立即用于建设房屋或是人民日常生活所必需的服务设施。[46]

   不过,总体来说,“大跃进”时期生活问题还没有明显表现出来,这一时期所强调的是工业生产、现代化(电气化)以及纪念意义。[47]这一时期的文件中有一个重要的变化,那就是最终接受了一个去中心化和基本上分散的城市发展和管理的模式,工作单位的大院对已经消失的城墙之外的城市空间做了标记。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建立人民公社的追求所赞同的,人民公社整合了工业劳动和农业劳动,并打破了城市与乡村的区分。[48]虽然“大跃进”之后,城市的人民公社被解散或者说耗尽了意义,不过,“大跃进”的那几年正式标志着建设一个功能完善的城市(围绕一个综合的理性的方案来进行组织,能够塑造生产、管理和日常生活)这一现代主义梦想的终结。

  

   结 论

  

从有关城市规划的十年期的文件(通常是非常单调和实用主义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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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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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保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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