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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法瑞 安德森:重访福柯与伊朗革命:福柯的一次“误判”?

更新时间:2018-01-20 11:48:56
作者: 阿法瑞   安德森  

   译/徐亮迪

  

   从1978年9月到1979年2月,在一场有数以百万计的参与者的大规模城市革命当中,伊朗人民推翻了穆罕默德·礼萨·沙阿·巴列维(1941 – 1979)的王朝——这是一个曾经推行过一种高度集权的经济和文化现代化的政府。到了1978年末,霍梅尼领导的伊斯兰派系控制了反政府起义,尽管世俗民族主义者、民主主义者与左派也参与了这场起义。伊斯兰主义者控制了抗议的组织和口号,这就意味着许多世俗女性抗议者也被迫戴上了头巾,以表示她们与传统的伊朗穆斯林之间的团结。到1979年2月,国王离开了伊朗,而霍梅尼从逃亡中回归,并掌握了政权。3月,他举行了一场全国公投,以压倒性的优势宣布伊朗成为一个伊斯兰共和国。不久之后,随着霍梅尼开始掌握接近专制的权力,新的统治开始了。

   世界上的进步主义者与左派知识分子起初对于伊朗革命的评价呈现出分裂的情况。虽然他们支持推翻巴列维国王,但是通常他们对于一个伊斯兰共和国的想法并不感到很兴奋。这一阶段正是福柯处于智识上的巅峰的时候,他造访并写了一些有关伊朗的文字。当时,他刚刚出版了《规训与惩罚》(1975)和《性史》第一卷(1976),正在写作后者的第二和第三卷。出版以来,这些文字的声望不仅没有降低,反而发生了增长。它们帮助我们对于性别(gender)、性(sexuality)、知识、权力和文化产生了新的概念化方式。矛盾的是,他有关伊朗革命的大量文字与访谈并没有获得相同的命运,甚至那些认同福柯视角的思想家也忽视了这些材料,或者觉得它们不值一提。

   试图将福柯有关伊朗的文字归为“误判”或者甚至“不像福柯”,这让人想起福柯在他1969年发表的著名文章《什么是作者》当中批评的现象。他写道,当我们将某些作品放进一个作者的生涯中,而排除那些“用另一个风格”写作的文章,或者甚至“质量较差”的文章,那么我们能够创造出一种风格上的一致性和理论上的连续性。他补充道,我们这么做的方法是,给予部分文字更高的地位,认为它们是真实的,而排除其他一些文字,因为它们不符合我们视角下这位作者理应成为的形象:“作者由此成为了一个带有意识形态的形象,人们可以通过它描绘出我们是如何惧怕意义的传播的。”(拉比诺,1984)

   在福柯的一生中,他的真实性概念始终意味着寻找人们生活在危险的边缘、与死神交手的情形,这是创造力发源的地方。与尼采和巴塔耶的传统一致,福柯拥抱了那些触碰理性的边界的艺术家们,并且富有激情地为那些开拓性的非理性作了辩护。1978年,福柯在以革命者形象出现的阿亚图拉·霍梅尼和他那些在革命中不惧死亡的几百万追随者当中找到了这种近似病态的侵犯性力量。他知道,这种“边界性”的体验可以带来新的创造性形式,因此他全力表达了自己的支持。这是福柯对革命的唯一一次亲身经历,也使他完成了他对于非西方社会的写作中涉猎最广泛的一系列文章。

  

独特的立场

  

   1978年9月,福柯第一次访问伊朗。10月,他在巴黎外霍梅尼的流亡住所与他见面。11月,他第二次前往伊朗,此时反对沙阿的革命运动正到达其巅峰。在这两次旅行中,福柯的身份是意大利著名报纸《晚邮报》的特派记者,他的文章出现在这份报纸的头版上。他将其他有关伊朗的文字发表在法国的报纸和期刊上,例如每日发行的《世界报》和发行范围广泛的左翼周刊《新观察家》。学生活动分子至少将他的一篇文章翻译成了波斯语,在1978年秋天张贴在德黑兰大学的墙上。

   对于伊朗革命,福柯展现出了一系列独特的政治和理论立场。部分是因为他有关伊朗的15篇文章和访谈中,只有三篇被翻译成了英语(编注:在15年前此篇文章发表时只有3篇翻译成英文),所以他的这些文字在英语世界中的讨论非常少。许多福柯学者将这些文字看作是反常的,或者将其认为是一个政治错误的产物。我们认为,事实上,福柯有关伊朗的文字与他有关权力的话语和现代性的危险的理论写作之间密切相关。

   远在许多其他评论家之前,福柯已经意识到伊朗的革命是绝无仅有的——这一点要归功于福柯本人。刚开始的时候,福柯就预测这场革命不会与其他现代革命的模式相同。他写道,这场革命是围绕着一个截然不同的概念组织起来的,他将这个概念叫作“灵性政治”(spiritual politics)。福柯看到了有军事倾向的伊斯兰教所带来的新话语具有巨大的力量,不仅是对伊朗,而是对全球。他展现出,这场新的伊斯兰主义运动的目标是与现代西方秩序,也与苏联和中国完成根本性的文化、社会和政治上的断裂。

   伊朗的体验也为福柯的思想带来了一些严重的问题。首先,人们通常假设,由于福柯对于乌托邦主义的怀疑,由于他对宏大叙事和普适性的厌恶,以及他强调不同和独特性而非总体性,他不会像他之前的左派那样浪漫化一种专制主义政治。这种政治提出要为了人民的表面利益,而激进地从上至下改造人民的生活和思想。但是,他有关伊朗的文字体现出,对于许多西方左翼分子当时对苏联和其他国家抱有的幻想,福柯本人也并非免疫。福柯并没有期待伊朗作为另一个现代国家的诞生——其中古老的宗教支配技术可以被改造并制度化。伊朗是这样一个国家:它将一种传统的意识形态(伊斯兰教)与左翼的反帝国主义话语结合在一起,还用现代的组织、监视、战争和宣传技术武装自己。

   其次,福柯与女权主义之间极有疑问的关系在伊朗这一问题上已经不仅仅是智识上的空白了。有好几次,福柯从宗教人士那里听到一些有关未来可能的伊斯兰共和国中的性别关系的说法,他将其记录下来,但他从来没有质疑过伊斯兰主义者“隔离但平等”的信号。福柯也对于女权主义者对革命正朝着一个危险的方向发展的预言表示不屑一顾。他似乎将这些警告看作仅仅是东方主义式的对伊斯兰教的攻击,由此他失去了以一个更平衡的视角看待伊朗发生的事件的机会。在更一般的层面上,福柯始终对于权力影响女性和男性的多种方式并不敏感。他忽视了一个事实,即前现代的规训实践中最受伤害的通常是女性和孩子。

   第三,审视福柯的写作之后,我们有更多的证据支持一种已经经常对福柯进行的批评,即需要严肃地重新思考他对于现代性的单一批判,特别是从许多非西方社会的角度来说。已经有一定数量的中东知识分子在过去一个世纪中开始处理他们自己版本的启蒙。中东的问题是比较实际的。这些社会——通常被世俗和宗教专制秩序所统治——是否应该忽视西方的法理传统?或者它们能否将福柯有关权力的理论和对现代性的批判与一个现代世俗国家结合在一起?这是许多目前的中东国家正激烈辩论的话题,特别是在伊朗以及在海外流亡的伊朗社群当中。事实上,有些暗示指出,福柯在晚年也在朝这个方向前进。在他1984年的文章《什么是启蒙》当中,他有关启蒙的立场比过去都更复杂。

  

福柯的分析


   在法国,福柯有关伊朗的文字所引起的争议是广为人知的。例如,在911事件之后举办的一场辩论中,一位著名的法国评论家以负面的态度援引了“米歇尔·福柯,一位支持伊朗霍梅尼主义的人,因此理论上也支持它带来的剥削”,而且看起来读者也不需要进一步的解释。这句话出现在了《世界报》头版的专栏当中(Minc,2001)。即使是那些更同情福柯的法国评论家也承认,福柯对于伊朗的立场是极有问题的。传记作家迪迪埃·埃里蓬(1991),同时也是《新观察家》的编辑、福柯的好友,写道:“福柯由于他在伊朗方面的‘错误’遭受了批评和讽刺,这在(他的《性史》第一卷)受到他所认为的批评之后,更进一步地加剧了他的失望”。埃里蓬还写道:“此后很长一段时间福柯很少再评论政治和新闻。”埃里蓬对福柯和伊朗关系的讨论,是迄今为止最详细、最平衡的。另一位法国传记作家,同时也是福柯的朋友Jeannette Colombel(1994),得到的结论是这场争论“使他受到了伤害”。

   英语世界对于福柯有关伊朗的文字所进行的讨论更少一些。其中一个例外是政治哲学家詹姆斯·米勒(1993)所写的福柯思想传记。他将福柯有关伊朗的部分看作是“愚蠢”。米勒是唯一一位传记作家,提出了福柯对于死亡的强烈兴趣部分地促成了他对于伊朗伊斯兰主义者的兴奋,因为他们强调大规模殉教。迄今为止最完整的福柯传记作者戴维·马塞对此的态度则更加模糊。马塞(1993)认为法国人就伊朗对福柯的攻击是夸张且恶意的,但是他也承认福柯1978年在伊朗的所见所闻是如此令他印象深刻,以至于他误读了“他正在目睹的情况可能在未来的发展”。在英语世界的其他地方,福柯有关伊朗的文字只是有选择性地得到了翻译,法国人后来对其的反应则完全没有翻译,所以这些地方的人对这些文字的态度更加温和一些。他写的最后两篇有关伊朗的文章中,面对其他法国知识分子对他的攻击,他略有些缓慢地对伊斯兰统治给出了一些批评。相比于其他翻译成英语的文章,阅读这两篇文章的人是最多的。它们也是唯一出现在最近由New Press出版的The Essential Foucault(Foucault 2000)中有关伊朗的文章。

   福柯对于伊朗的伊斯兰主义带有问题的处理部分是源于他忽视了伊朗和西方女权主义者,以及世俗左翼的警告,这些人很早就对于革命持有一个更平衡的、批判性的态度。这一点也使福柯对于巴列维国王的统治和伊斯兰反对派的分析——除了他的分析中有问题的方面——被忽视了。

   福柯在1978年10月在《晚邮报》上发表了一篇对国王统治的探索性的分析。当时,他在伊朗写道:“国王已经落后于时代100年了。”“现代化”体现的方式是国王的专制政策。他将自己放在一个后现代的位置上,认为国王从他的父亲礼萨国王——一位以“他著名的凝视”为人所知的残暴专制者——那里继承来的有关“世俗化和现代化”的计划本身是倒退的、脱离时代的。这里,人们能够分辨出与《规训与惩罚》的呼应,当时这本书刚刚出版三年。巴拉维王朝的国王们是一个现代化进程中的规训国家的守护者,这种国家将所有伊朗人民放置在他们统治者的集中凝视之下。最引人注意的是,福柯批评的国王以及他臭名昭著的秘密警察——伊朗安全和情报组织(SAVAK)所采用、实践的监视和规训,他们的这些方法和实践当时仍然是残酷而倒退的。

  

后来,在1979年2月,霍梅尼刚刚获得政权,福柯在他发表在《晚邮报》的文章中做出了一个准确预测:“一个叫作伊斯兰的火药桶”。他讽刺了法国和伊朗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希望,那些人相信霍梅尼会被马克思主义左派推到一边:“宗教已经完成了它掀开幕布的角色。现在那些毛拉将会自己解散,穿着黑色和白色的袍子,结为一大群,向远处飞去。舞台的装饰已经开始改变了,第一幕戏就要上演了:那就是阶级斗争,是武装的先驱,然后是组织群众的政党,等等。”

通过嘲讽世俗民族主义者或者马克思主义左派将取代神职人员,占据舞台中心的想法,福柯对当时的力量均衡做出了一个犀利的评判。事实上,他展现出了相当程度的敏锐性,尤其是考虑到他并不是一个伊朗或者伊斯兰专家。更重要的是,他注意到一种新的革命运动正在产生,它的影响将远远超过伊朗的边界,还会对巴以冲突产生重大的影响:“但是可能它在历史上的重要性并不取决于它遵从哪个确定的‘革命性’模式,而是在于它对于一种潜在可能的重要性,这种潜在可能即中东现在的政治形势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因此世界的战略均衡也会变化。它的独特性——到现在为止这种独特性是由这场革命的力量造成的——因此有产生扩张性力量的危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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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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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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