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张汝伦:中国哲学与当代世界

更新时间:2018-01-20 11:45:08
作者: 张汝伦  

   中国哲学在现代世界的地位如何①?价值何在?这是一个中国哲学界始终纠结的问题。西方人在讨论一般哲学问题和现代问题时,从不会将古代或过去的哲学经典视为纯粹古典的东西,多只有参考价值。他们一般不会认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或奥古斯丁和康德属于历史的陈迹,相反,他们往往会将古典哲学家作为自己的同时代人来研究和讨论。然而,一到中国古典哲学,情况似乎马上就不同了,人们很少会认为中国古典哲学并未过时,并不是真正过去的东西,而是有着西方经典一样的现实相关性,伟大的中国古典哲学家与伟大的西方古典哲学家一样,是我们的同时代人,中国传统哲学具有超越历史的当代意义。尤其是当人们把现代性问题简单地等同于民主与科学时,就更是如此了。然而,我们真的可以这么简单地对待哲学与时代的关系问题吗?

   要判断哲学过时与否,得先说明哲学与时代的关系为何。而要说明哲学与时代的关系为何,又先得说明何为“时代”。在中西语言中,“时代”一词总是与“时间”一词相关,在某些西方语言中,它们甚至是同一个词(如在德语中)。但时代当然不等于时间,甚至都不能在一般的时间意义或编年史意义上来理解。我们固然可以说启蒙时代,但那并不等于说18世纪,而却经常相当于是在说启蒙运动。我们说拿破仑时代,也不是纯粹指他当政的那些年,而是指一个具有鲜明特征的历史时期。总之,“时代”不是像“钟点”或“年份”那样纯粹计时的概念,而首先是一个思想概念和精神概念,因为在“时代”中人们关注的绝不是某个特殊时间,而是某种特殊的历史状态和精神文化特征,“时代”总是包含着人们对某种精神和文化意义的特殊理解。

   当然,会有相当多的人不同意这种对“时代”的理解。他们主要是根据外在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与结构来理解文化。例如,“奴隶制时代”、“资本主义时代”这些概念的使用者大都是这样来理解这两个时代。但这不是哲学的理解,而是史学或社会学的理解。对于主要特征为反思、而不是单纯观察事物的哲学来说,时代绝不只是一个时间段,而是一个反思预设的向度。哲学的时代,不是一个没有内在条理和结构、全部历史地存在的环境与事态的外在聚集,而是一个统一的经过解释了的社会文化现象的综合体。只有这个综合体才使得我们得以识别某些特定的历史情况。简言之,任何时代都包含我们对其意义的理解和解释,所谓“时代”就是这样经过解释了的综合体。所以,对哲学来说,它的“时代”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时代”,而不是一般意义的“时代”。

   这首先是由黑格尔揭示的。他在《法哲学》序言中说:“哲学的任务是理解存在的东西,而存在的东西就是理性。哲学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就像每个个人都是他时代的产儿一样。”(Hegel,S.26)黑格尔不是把哲学与时代的关系看作主体(哲学)对客体(时代)的思维或批判之类的主客关系,而是把它们看作是同一的,当然,根据他的一贯思想,是差异中的同一或有差异的同一。哲学与时代的关系既不是主体对客体的思维或批判,也不是主观对客观的反映,当然更不是一个决定另一个。哲学就是其时代,虽然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哲学不是经验科学,它的方法不是经验观察,而是反思与思辨。它的对象是“存在的东西”(was ist),而“存在的东西”不是像桌椅这样的物质事物,也不是像一场地震那样的自然现象,而是理性。

   理性与意识、自我意识、精神等概念一样,在黑格尔那里有不同层面的用法,即形而上学层面的用法和认识论层面的用法。在后一种用法中,理性指与分析性的知性相区别的将事物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的主观能力。而前一种用法则秉承了古代逻各斯概念的遗意——具有目的论意味的宇宙与历史的过程及其内在的合理性,一切事物只有在此过程中才有可能并得到最终的理解与解释。正是在此意义上,黑格尔把理性理解为“现实”(Wirklichkeit)。

   哲学是把握在思想中的时代,意味着哲学不是纯粹的思维操练或无聊的智力游戏,而是时代的组成部分、时代的灵魂。但它与时代的关系不是A=A式的简单同一,而是有差异的同一。所以哲学与现实并不同步,总要迟于现实,它作为世界的思想,只有在现实的生成过程完成后才出现。(ibid.,S.27-28)这当然不是说,哲学是经验现实的必然产物,如有些人相信的那样,奴隶社会只能产生反映那个社会的哲学。相反,哲学是要教导世界应该怎样(wie die Welt sein soil)(ibid.,S.27),“应该”意味着哲学对它的时代不是照单全收,而是保持批判的反思和反思的批判。

   但是,时代的确是有不同的,时代的不同不仅客观存在,而且十分明显。另外,哲学也的确是可以用时代来描述它们的特征的,如先秦哲学、古希腊哲学,等等。讨论哲学与时代的关系问题显然必须考虑这些问题。如果时代像物理时间那样,在质上是一样的,讨论哲学与时代的问题就无必要。但时代之为时代并经常被人强调,就因为它们不但不同,而且它们的不同实际是世界的不同。“时代不同了”与“世界不同了”几乎是同样的意思。同属古代的上古与中古时代有巨大的不同;古代和现代的不同即古今之别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历史哲学问题。我们谈“时代”,当然既要谈论一般意义的时代,更要谈论各个特殊的时代。

   也因为我们必须承认有不同的时代和不同时代的哲学,所以我们很容易将哲学与时代的问题简单化,认为某个时代一定产生某种哲学;反过来,哲学必须反映时代,促进时代的发展。这种简单思维在现代中国特别流行。例如,中国传统哲学是封建小农经济时代的产物,因而注定只能成为历史研究的对象,而不能成为现代精神世界的一个积极的有机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却又要求中国哲学必须能开出民主与科学的新外王,或促进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总之,哲学被时代制约和要求;哲学也只能反映或体现时代的精神(其实是流行意见)。似乎某个特殊时代产生的哲学只能与产生它的时代有关,只能对产生它那个时代有意义。而竭力主张传统哲学与现代世界并不相悖的人,其实并不是真正承认哲学的超越(时代)性,而恰恰是以另一种方式赞同上述那种对哲学与时代关系的浅薄理解。

   伽达默尔晚年在回忆海德格尔对他的影响时说,海德格尔之所以让他心悦诚服,是因为他使得古代哲学家成了他们师生的同时代人。这说明哲学是可以超越产生它的时代,而成为其他时代的同时代者。但在当今中国,极少人会认为孔孟老庄是我们的同时代人。中国古代哲学的意义就在于它是“古代的”哲学,与现代世界最多只有外在的关系,即它是现代学者学术工业活动的对象。在思考现代世界的种种问题,甚至人类的一般问题时,人们援引的哲学资源几乎都是西方的,从未觉得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也是古人,古希腊哲学也是古代哲学。为什么我们对中国古代哲学和西方古代哲学会有如此不同的态度?

   这种对待中西古代哲学的不同态度,其实是现代性思维所致。“现代(modern)并非一个物理时间的概念,而是一个文化或思想的概念,尤其当人们把它与古代相对时,它立刻就彰显出自身的规范性要求来。现代与现代性,并非像“上午”或者“后天”那样只有单纯计时的意义,它们不是表示时间,而是表示时间所蕴涵的规范性要求和意义(虽然人们在使用它们时往往并没有意识到这些,但实际上一般都是在规范性意义上来使用的)。

   现代和现代性从16世纪开始,就已经不再只是单纯用来区分当时和过去的时代,“现代这一观念,是自培根和笛卡尔时代以来欧洲思想所特有的自我理解的一部分。这种观念与此前的用法截然不同,因为它所依据的是自由和进步的革命观念”。(Gillespie,p.5)虽然现代性包括了许多后来被人类广泛接受的思想:进步的信仰、相信科学技术可以造福人类、理性主义、个人至上、实用主义和崇拜成果、自由的理想等等,但它实际上是一个西方的概念,不仅就它最初出现的地域而言,更是就它与西方历史的深层关系而言。然而,现代性本身却是以普世原则的面貌出现的(参见沃勒斯坦,第186-187页),西方文化在近代所表现的强势和优越,不仅替这种普世性背书,而且也使人们忘记它的特殊起源及其必然会有的特殊性,而将它作为普世真理加以接受。不仅如此,正如詹姆逊所言:“现代性不是一个概念……它是一种叙事类型。”(詹姆逊,第31页)在现代性这种叙事类型描述下,世界历史是一个单线、单向发展的,由野蛮到文明、由黑暗到光明、由落后到进步的历史。西方社会近现代的发展昭示了人类发展的方向,而西方在近现代所取得的一切成就,也应该是一切人类努力奋斗的目标。

   中国人对现代性叙事的接受,首先与我们的现代化情结有关。中国人无论持有什么哲学和政治信仰,都把现代化看作是自己国家的必然命运,因而都把现代化视为近代中国(人)的根本任务。近代以来,中国人在与西方的交往中一再遭受挫败,使得中国人觉得只有走西方人的路,建设一个像西方一样的国家才是自己的唯一出路。从“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再到“择地球上最文明的政治法律来救我们中国”(《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80页),“以新输入的欧化为是”(任建树主编,第311页),“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同上,第252页),向西方看齐渐渐成为多数人的共识。然而,“西化”毕竟是个有伤民族自尊的字眼,“现代化”就没有这样的问题了。由于“现代化”概念的先入为主,后来的“现代性”概念往往被混同为现代化概念。

   由于中国人向来重视文化,所以从一开始,中国人就极为重视思想文化的现代化,即用西方文化来改造传统中国文化。中西之争实际上是古今之争,西方文化代表现代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代表已经一去不复返的古代,要想进入现代,以西方文化来改造中国传统文化,也就是文化的现代化,乃是势在必行。对此,冯友兰曾有如下论述:“一般人心目所有之中西之分,大部分都是古今之异。所以以近代文化或现代文化指一般人所谓西洋文化,是通得多。……从前人常说我们要西洋化,现在人常说我们要近代化或现代化。这并不是专是名词上改变,这表示近来人的一种见解上底改变。这表示,一般人已渐觉得以前所谓西洋文化之所以是优越底,并不是因为它是西洋底,而是因为它是近代底或现代底。我们近百年来之所以到处吃亏,并不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中国底,而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中古底。这一个觉悟是很大底。”(冯友兰,1986年,第225页)

   基于此一认识,冯氏率先提出“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他说:“中国需要现代化,哲学也需要现代化。”(冯友兰,1999年,第200页)这听上去有点不可思议。因为“现代化”主要是用于指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而哲学的基本特点就是具有不同于社会发展的恒久性。在西方大概不会有人提出“希腊哲学的现代化”。但在现代中国的历史条件下,几乎没有人觉得“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匪夷所思。因为在西方,“现代化”主要指社会发展,而在中国,“现代化”不仅仅指社会发展,也指用西方文化(主要是近代西方文化)改造传统文化,认为这为社会发展所必须。对于冯友兰来说,“现代化的中国哲学,并不是凭空创造一个新的中国哲学,那是不可能的。新的现代化的中国哲学,只能是用近代逻辑学的成就,分析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概念,使那些似乎是含混不清的概念明确起来。”(同上)

这里有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即哲学的基本概念是不能用逻辑来分析的,不仅中国传统哲学的概念不能,即便是西方哲学的概念,也是不能的。因为基本概念是对事物的基本规定,分析必须以这些基本规定为前提。何以见得像“道”“理”“气”这样的传统中国概念一定就比“存在”“现象”“质料”这样西方哲学的概念更“含混不清”?其实,冯氏所言的真正意思,是要用西方哲学的语言系统来重新解释和规定中国传统哲学的概念和内容。或用他自己的话来讲,是用“欧洲的逻辑和清晰的思维来予以阐明”。(冯友兰,1984年,第289页)冯友兰以此理性构建的中国哲学史范式,直到今天仍在中国哲学研究中占支配地位。但也有学者提出质疑说:“这样的‘中国哲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07961.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