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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可:边疆与民族的互构:历史过程与现实影响

更新时间:2018-01-20 11:39:18
作者: 范可  
如果没有农耕与游牧之间的共生与角力,人类的文明大概会逊色不少。所谓边塞或者长城之类的建设,正是因为历史上中原王朝在周边地区与游牧政治单元频繁互动而生。它们的存在是为了抵御,便于及时将南下或者东来的游牧部落入侵者挡住,以免他们进入腹地。所以长城和古代边塞的存在,说明的是当时没有主权观念而非相反。记得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我国与苏联发生边境武装冲突,两国间有许多相互指责的文字与广播。塔斯社就曾播送一篇文章,说长城是古代中国的边界。此说固然是胡扯,却也是个反例,说明古代帝国没有主权意识。

   正因为历史上大量的边贸,以及争夺资源等其他原因,不同群体或者政治单元之间经常发生往来和冲突。这些在帝制时代视为“当然”的状况,到了民族国家阶段则被视为不可接受。这是因为构成国际政治秩序的“主权”已被设想为任何民族国家都应“自然”地拥有。而主权中最重要的内容自然是领土主权。展开中国地图,我们很容易看到,在西北和西南的大部分,都是非汉民族较为集中的地区。包括东北在内,边疆似乎就是除了清代内地十八省以外的大片区域。其地域之广袤,居于其上的民众族群与文化背景之复杂,不能不引起刚走上民族国家发展之路的中国的政治与知识精英的关注。一个国家的“边疆”恰与主要的非主体民族的分布相互吻合,必然导致在话语上、治理上、政策拟定与实施上边疆与民族的“联姻”。

  

三、主权:边疆与民族“联姻”的媒介


   如果族群边界(ethnic boundary)的浮现是在“遭遇”他者之际,主权也因为“他者”的存在而存在。意识到他我之别,是边界观产生的先决条件。而无视他者的帝制时代,边界观自然是模糊的。在理论上,主权观念要求一个政治单元必须同时承认其他政治单元在其领地之内也拥有同样的权利。很难想象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帝制时代,或者任何形式的前现代政治单元里,统治者会具备这样的观念。

   所以,尽管历史上的政府官员和文人墨客也谈“边地”和“蛮夷”,但与20世纪以来的民族与边疆的互构有着完全不同的性质。一般说来,当古人谈及这些内容时,往往将少数民族视为应当“教化”的对象。因此,他们往往根据这些族群儒化的程度,或者是否纳税,来判定所谓的“生熟”。那些无法纳税的群体往往被冠之“生”,反之则“熟”。大量的这类表述见于帝制国家控制的区域之内。换言之,这些人应当由谁来管很明确。因此,在这类文字里的“边”所指为帝制条件下文化上的边缘区域。

   在汉语里,“主权”的出现比边疆要晚得多。它似乎是个外来语。所谓“主权”,简单而言就是“进行统治的合法权利”(legitimate right to govern)。事实上的主权就是执掌生杀予夺的权利(de factor sovereignty as right over life)。如果通过阿甘本(Giorgio Agamben)的理论透镜来看,主权就是一个共同体或者社会必须通过与外界互动来成其自我及其道德秩序。

   阿甘本的洞见使我们领略到主权在实质上延续着权力的暴力本质。如果主权必须通过与外在互动方得以存在,那么主权在本质上就是制造边界。它通过一系列的措施,如将一部分人隔离、拘留(如纽约的爱丽丝岛和旧金山的天使岛在历史上就起了这样的作用),甚至驱逐出境(deport)——这是我们看到主权在边境上的实践。象征主权的边界本质上也意味着保卫和“合法地”使用武力。为了彰显拥有主权和行使主权,边界也就有了物化的形式,如界碑、哨卡、铁丝网,乃至海关、移民局、边防等。阿甘本从生命政治(bio-politics)的视角来审视主权,身体是为主权操演的场所(site)。借用他的逻辑,我们可以认为,身体不仅是主权行驶的客体,也可以是践行主权的载体。所以,控制边境的移民局官员、各类边防军人、警察等,俨然为主权的体现。在缺乏强烈的主权意识之前,这套实施边境控制的国家机器无由建立。一旦边界确立下来,界碑等即作为主权标志而存在,原先的关口也就成了入境口岸,不同国家民众往来必须接受不同程度的审核、盘查。在理论上,相邻国家的公民不能在国家之间自由往来。而这些在传统国家的条件下是不存在的,或者仅仅部分存在。所以,现代国家边界成为国家暴力本质的象征。我们出国旅行,跨越国境时所遇到的许多人为的麻烦,就是这种暴力的折射,也是主权的实时体现。

   提及主权,必然涉及《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该合约签订于欧洲“30年战争”之后,由此开启了主权国家的雏形,距离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出现仍为时尚远。然而,它毕竟标志着主权观念的形成,并因此可视为现代国家形式的始基。但是,我们不能把历史上政权与政权之间签订的往来协议、朝贡,甚至有关边界的文字都视为拥有主权的标志。这方面甚至有相反的例子。清王朝与沙俄签订的《尼布楚条约》是为其例。《尼布楚条约》签于1689年,这是在沙俄失利的条件下签的,双方确立了乌苏里江东段边界,但中国却因此失去了大量的土地,不啻为没有主权观念的典型事例。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根本无关主权,所谓“王土”无非是把国家版图视为皇帝个人财产。既如此,割让些土地息事宁人有何不可?那么,是否清王朝自此之后便充分理解了何为主权?答案是否定的。 德国曾有学者研究主权观于清王朝的重要性。他发现,在清代的档案里,“主权”是到了19世纪中叶以后开始出现。根据《清季外交史料:1875-1911》所作的统计,从1875年到1894年,每百页文件出现一次“主权”;从1895年到1899年,每百页出现2.5次;从1900年到1911年,每百页出现8.8次。但从1902年到1910年间,则每百页22次;最高的是1909年,达到了每百页37次。

   主权观念确定之后,边疆的性质遂出现了转变,它不再是个“三不管”的区域;它不再是历史上谁都可以在上面活动的区域;不同的国家原先所共享的边疆转变成为共享边界。在有些国家,“边疆”要么消失,要么专有所指;在我国,则成为边界内侧的区域。但是,这个内侧的纵深如何呢?为什么我们往往用广袤这类字眼来形容边疆的辽阔呢?这就涉及了边疆这一特定的区域与民族“联姻”的问题。

   如果主权意味着制造边界,那么边疆与民族“联姻”在我国就不可避免。 非汉民族与汉族所构成的居住格局到了主权范围要求明确的现代国家阶段必然面临重新思考和考验。前面已经提到,整个有清一代直到后期始有“主权”见于官方文献,足见这个词的出现比“边疆”晚得多。而这一时期也正是清王朝虑于外患最甚的时期。主权观念无疑是在列强压力下出现的。列强强迫清王朝开放市场和允许传教等要求的同时,必然也会带来许多西方观念、思想和制度性建设的传播。清王朝应当说就是这样的状况下开始有了主权意识。

   主权有“外在”(external)和“内在”(internal)两个方面,二者一体两面,相辅相成。主权外在面相的核心关怀就是领土主权,亦即今日联合国宪章强调的“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political independence and territorial integrity)。换言之,如果国家是为私人财产,那么外在主权(或对外主权)就意味着“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律法(no-trespassing law)。从见于文字的清政府官方文献来看,所谓主权基本都是该概念的外在意义,因其无不见于清廷的涉外事务的文件里。

   有学者认为,帝制体制下,间接统治(indirect rule)是普遍现象,而民族主义运动在原帝国版图内崛起都发生在统治中心试图将间接统治改为直接统治(direct rule)之际。其他帝制国家的这些措施往往导致帝国的最终解体,但这样的事情在中国并未发生。事实上,一直到民国时期,中央政府对藏蒙一直是采取间接治理的手段,而延续自前清理藩院的蒙藏委员会的存在,在事实上有助于国家统一。

   新疆建省可以视为清王朝向现代国家演变的一个步骤。一旦划清边界,边疆的意义就变了。按照中文的习惯虽然还称为边疆,但仅指边境内侧的地域。传统意义上边疆所包括的靠近另一政治单元的一侧,不再是边疆的一部分,因为它已经在国境线的另一侧了。现代国家的主权观必然使国家在边疆地区布置军事力量,控制边境。

   但是,仅有边界等现代国家的一些举措和形式,或许还未必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国家。否则,罗马帝国也得同等看待。罗马帝国有着较为清晰的边界,并一直致力于建立同一形式的管理和税收体系,在治理上几乎覆盖整个版图。然而,当时并不存在其他与罗马帝国相似的政权,罗马帝国和帝国之外关系是“文明”和“野蛮”的关系,如同中国帝制时代的“华夷”那样。罗马帝国从未认为与它同时代的其他政治单元也享有同等的权利。也正因为如此,它才能肆无忌惮地进行对外征服。因此,我们不能认为罗马帝国的统治者也具有对外主权的观念意识。

   主权意识增强后,如何捍卫领土完整必然成为关怀所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之后,从17世纪开始,在论及主权时一定会伴随着讨论领土,这是因为主权的权利不只限于去规范化领土内生活的方方面面,它还必须能驱除试图对领土进行控制的其他政治势力。而居住在边疆地区大量非汉民族群体必然引起各方面关注。在这样的情况下,传统上主流社会对他者的想象和刻板印象很自然地浮现出来。这种浮现当然不会全是赤裸裸的,它们经常因为论者下意识的流露而带了出来。而且民族国家意义上的主权观很自然地会带来当地族群是否值得信任的考量。主权既已确定,那就必须考虑如何治理边地。这些讨论在国家面临危机的时候必然会更为深入。

   我们看到,边政建设讨论和“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论说,都是出现在危机之际,所面临的危机是国家正在经受强邻日本的入侵。在这样的国际形势下,边政建设能成为学术研究的一时之选是很自然的事。主权成为“联姻”之“媒”也大致由此而始。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边政学人的话语里,国家安危系于边疆——领土完整的第一道防线,而边疆多有“内部他者”——非汉民族——生活居住。但他们究竟能否对国家忠诚?这是不少边政学者所关心的。我认为,边疆民族这一相互建构的话语体系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出现的。主权、边疆、民族如同三角型的三个角支撑了这一话语体系。

   笔者之所以将这一“联姻”形成的历史过程,追溯到民国年间的边政建设,原因在于:当年的边政学者下意识地延续了历史上“中心”对“边缘”的不信任感,从而虽热诚致力于边政建设却将边疆及祖辈居于此的非汉居民视为另类而不自知。虽然提到边疆无法不提非汉民族的做法有其历史惯性,但令二者如形影相随则是中国走向现代国家的进程中形成的,而且是对非汉民族整体性不信任感的产物。对此,我们可以从诸多边政学者的表述中看到。我们无需苛责那一代学人对非汉群体的不信任,因为这是历史的余绪。历史上的官员和文人墨客在涉及“他者”的文字中,歧见无所不在。而从某种程度上而言,非汉民族如此分布也支持了这样一种说法,即考虑今日中国少数民族的地域分布与“永无止境的汉化”(sinicization)之间的关系。而在那个时代或者稍早时期,更有一些知名学者——如黄节等人——著书立说,讴歌历史上“汉人”的“殖民”和对其他“非汉民族”的征服史。这些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色彩的著作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总之,历史的惯性和当时世界性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氛围足以使许多边政学人平添一种对非汉民族的优越感。多民族国家的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强调同化往往是民族/国族建构(nation-building)的基本策略,因而如何“改造”非汉民族也是边政学者的关怀之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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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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