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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青青:国际革命背景下的基层动员:以中东路事件前后的满洲省委为例

更新时间:2018-01-19 03:50:55
作者: 沙青青  

   【内容提要】 1929年7月,中东路事起。在奉张当局与苏联关系日趋紧张乃至兵戎相见的同时,中共满洲省委也曾计划乘此时机动员基层员工,继而扩大中共在当地的活动声势与组织规模。较之关内,背靠苏联的中共组织在东北地区理应拥有更多的动员优势。然而,实际情况却截然相反。满洲省委非但未能获得共产国际或联共的及时援助,反而受其所累,甚至使整个运动陷入停滞。造成此状况的缘由除了中共满洲省委与苏联方面存在缺乏沟通渠道、信息传递迟缓等细节因素外,更隐含有国际革命与地方利益认知间难以调和的结构性冲突。

   【关键词】 满洲省委,共产国际,联共,中东路事件,基层动员


一、前言

  

   1929年7月10日,在与苏联协调未果的情况下,奉张当局开始单方面通过武力强行收复中东铁路。{1}其东北交通委员会正式宣布接收中东铁路电报处,强行解散苏方工会、共产主义青年团,封闭苏联远东国家贸易局、商务处;并将该路苏联籍局长、副局长一并免职,先后拘捕苏联国籍者达200余人。7月17日,由于先前的最后通牒未得到满意答复,苏联正式宣布与南京国民政府断绝外交关系,继而又引发了奉张与苏联之间一系列严重的军事冲突即所谓“中东路事件”。{2}

   该事件不仅在中苏关系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而且也对中国国内的共产革命运动带来了重大影响。事件之初,中共中央便响应共产国际所发出的指示公开喊出“拥护社会主义苏联”的口号,并指出奉张夺取中东路“乃是整个帝国主义向苏联进攻的表现”。{3}然而,这类脱离中国当时舆情现实的革命号召,难以起到有效动员的效果。此外,完全秉承共产国际旨意而行事的中共中央与部分遭遇现实困境的地方党组织之间在基层动员策略上也产生了很多分歧。其中,尤以东北地区为甚。中东路事件期间,时任满洲省委书记的刘少奇便由于在宣传、罢工等问题上采取与中共中央不一致的处理方式而承受多方批评,最终被迫离开满洲。{4}那么究竟又是哪些基层社会运动的实际状况促使刘少奇在东北地区转而放弃中央的运动策略呢?

   论及当时中共中央所采取的运动与宣传动员策略,在传统党史叙述脉络中多将之归结于所谓的 “左倾”路线错误。{5}在事件之初,中共满洲省委也基本同意中共中央的相关判断,认为“中央此次对满洲主观力量的估计与工作指示都恰当而实际”。{6}当知晓中共中央与陈独秀关于中东路宣传策略的讨论时,满洲省委起先也表示“完全同意中央的意见”。{7}直到实际工作遭遇严重挫败后,才转而采取不同策略。此外,过往研究很少注意到当时的满洲省委所采取的所谓“不同策路”之一便是不断尝试与苏联方面进行直接接触。而这种接触也直接影响着中共在东北地区的发展起伏。所以,研究者若能暂且悬置所谓意识形态判断,仔细观察该事件前后满洲省委所遭遇的种种实际问题,或能从一个新的角度来分析当时基层群众动员与国际革命话语体系间的隔阂。{8}

   以中国东北地区为例,当时满洲省委为代表的地方党组织究竟是处于怎样的运作状态之中?中东路事件期间,满洲省委是如何依照中共中央以及共产国际的指令而展开工作的呢?围绕中东路的基层斗争又陷入了怎样的困境?地方党组织又是如何与苏联方面进行接触的?当国际共产革命运动直接遭遇地方各级组织时,又会爆发出怎样的矛盾?

   针对上述诸问题,笔者将以中东路事件前后的满洲省委作为个案切入,在史实重构的基础上,尝试进行回答。

  

二、中东路事件初期的中共满洲省委实态

  

   自1927年10月中共满洲省委成立后,奉张当局便一直对东北地区共产党势力采取高压政策。长期以来,中共在东北的各类组织只能待在“躲避斗争的深渊”,变得“既经不起打击,也不堪斗争”。{9}1928年12月23日,中共满洲省委在奉天某党员家中举行省委扩大会议时遭军警围捕,包括省委书记陈为人在内“全体同志全体被捕”,共计13人。{10}整个省委几乎被一网打尽,“党的干部损失殆尽”,能够侥幸“所剩者是有限定的一二而已”,整个东北地区的党组织运作均陷入瘫痪。{11}

   1929年1月2日,中共中央紧急命令刚从上海调赴满洲参加工作不足半个月刘少猷代理书记之职,负责处理善后工作。但是,刘少猷出身南方且从未在东北地区从事过组织工作,他自己亦表示:自己对于“满洲一切情况,比较隔膜,值兹危局,一个光棍如何应付得了”。{12}满洲临时省委继而向中央提出要求,“供给满洲干部人员要北方人不要南方人”。{13}于是,中央于2月16日正式任命大连出身的本地党员王立功为新任省委书记,而他却由于重病缠身始终未能到任,只得继续由刘少猷继续代理其职。

   此时的满洲省委尚未从前次的严重打击中恢复过来,截止于1929年2月整个东北地区的党员仅有147人。{14}临时省委无法有效开展各类工作,“一般同志本身缺乏明了,在群众中影响当然很低”,在各类工人运动中甚至出现“党员竟躲避群众的组织,斗争的要求不敢提出来”的情况。{15}无论是在奉天,还是在哈尔滨等大中城市,各自的“党组织如此微弱,在主要的产业群众中,十之八九没有党的组织,即使有党的组织,而又多畏缩不能积极活动”{16},勉强重建的党组织处于“原始小团体时代”。{17}

   鉴于东北的严峻局势,中共中央于1929年6月决定派遣工运社运经验都较丰富的刘少奇前往满洲负责党组织的重建工作。6月7日,中共中央在上海专门召开了满洲工作会议,会上又批准新一届省委成员名单。{18}但由于交通困难等因素,刘少奇时至7月初仍未能抵达东北,而满洲省委也指出由于“刘少奇同志至今迟之不来,于工作影响甚大”。{19}然而,直到中东路事件爆发,刘少奇仍未到任。直到7月14日,刘少奇与夫人何宝珍方终于辗转到达奉天。此前一天,中共满洲省委已依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已先行发表通告号召东北各地党部积极组织“八一游行”以配合中东路斗争,坚决打出“反对武装进攻苏联!保护苏联!”、“中俄工人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等口号。{20}

   由于环境不熟悉等原因,刘少奇抵奉三日后方与省委接头。此时正值中东路事件愈加升级,新一届省委的当务之急就是如何发动民众参与即将到来的所谓“八一游行”。不过,前届省委遭毁灭性打击的阴影依旧笼罩着新省委中的各位负责同志。在省委的实际讨论中,虽然“同志说话发言很少”,然而“许多不正确观点”却都在不多的言语中显露出来。{21}部分成员认为“组织基础过于脆弱,根本不能示威”,另也有人指出若发动群众则应“单纯以反日去号召,将苏联中东路的口号不提,或俟有机会再提”。{22}省委在向中共中央送交的报告中坦承:“在政治、组织及技术各方面均感受极多困难”,还悲观地指出“如果同志大部分动员不起来,将来逼得省委取消示威也未可知。”{23}而派往哈尔滨的干部则“去后十日无片纸报告”,几经催促才发一些简单报告,“除了一些消息外,党的组织情况、中东路事变的应付、‘八一游行’的准备工作都一字未提”。{24}

   如此情形之下,中东路事变后首次社会运动便几告失败。“八一游行”当日,除奉天、抚顺两地有党员零星散发宣传传单外,几乎未能有所作为。在奉天由于“事先准备工作做得极不充分,许多主观上可以付于行动的计划都未执行”,而刘少奇由于生病未能具体指导各级组织开展工作,结果导致“公开宣传鼓动工作完全未作”。{25}由于东北地区各级党组织运作的困难状况,时任省委组织工作的廖如愿在给中央的报告称:游行前后出现“群众一个也调不动”的难堪局面,参与宣传活动者也不过二十余名党员而已。{26}此外,本应成为运动重心的哈尔滨则根本没有组织任何有效行动。满洲省委直到8月8日都未接到关于游行的任何情况,以至于其在给中央的报告中都直呼“糟糕”{27}。

   正当省委计划在此后重新组织各地党委情况之时,省委书记刘少奇与常委孟坚却于8月22日在奉天纺纱厂参加党支部会议时意外遭逮捕。中共满洲省委只得由李易山、任国桢、饶漱石组成临时省委,负责去营救二人。{28}此后,由于证据不足等原因,奉天高等法院于9月上旬作出“证据不足,不予起诉,取保释放”的判决。虽然刘、孟最终获释,但此次意外严重干扰了中共在东北地区的组织重建进程,也延误了各项中东路斗争运动的展开。{29}按照省委自己的说法便是“在群众影响不但没有扩大,没有因此项事变取得一个群众一个同志,同志们反而接受了资产阶级宣传”。{30}

   9月21日,中共中央又一次发出明确的工作指示:满洲党当前的工作路线是抓住中东路问题为中心,并在此基础上去进行各项的基本工作;应把中东路问题看作中国当前特别是满洲党当前最严重的政治任务,其他的任务必须附属于这个政治任务之下,一切工作必须与这个政治任务联系起来。{31}面临中央的明确要求以及东北地区的实际困境,满洲省委势必需要探寻新的运动方式才有可能取得进展。

  

三、一地两党的尴尬:在东北建立中苏两党间组织联系的尝试


   中东路事件爆发之时,全路工人总数约一万余人,苏联工人约三千余人,中国工人约四千余人,白俄工人约三千六百余人。{32}他们主要集中居住在哈尔滨的三十六棚、地包地区和上号地区。其中,三十六棚约有三千人,地包地区约有两千余人,另有三百余人住在上号地区。上述三处的中俄工人数量均为对半。虽然中俄常居住相同区域,但苏俄员工往往占有更好的位置。而工资待遇方面,双方员工更处于不平等的状态,苏俄员工的工资一般是同类中国员工的三四倍。长久以来,中国工人对中东铁路的苏方管理者均无好感,因为但凡“中俄工人冲突总是老毛子有理”。{33}

   中东路事件爆发后,有不少苏方员工甚至对中国工人说:“我们走了,铁路宁送日本人也不送中国”。{34}虽然,广大中国员工担心奉张接管铁路后待遇可能会减少,但另一方面则对过往不平等待遇以及事发后苏方员工的言论更为不满。{35}当时一般工人之中最流行的口号之一便是“中俄工人待遇一律平等”。{36}另根据中共哈尔滨市委的调查,当时大部分中国工人的意见是中东路“若在中国人手里,钱虽少还有活干,老毛子来则须滚蛋”。

如果想真正发动中国工人参与反对奉张收回中东路的斗争运动,那么中共满洲省委则必然需要苏方能够在舆论宣传和运动组织上予以配合,至少不应增加阻力乃至激化既有的民族矛盾。早在7月20日,满洲省委便已向中共中央呼吁,称“我们必须与兄弟党发生关系,无论如何严格的秘密的技术,我们都能遵守”;并认为“怕影响外交就不发生关系是不正确的,请求中央介绍给我们”。{37}这也是满洲省委第一次明确要求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能够打消此方面的顾虑,直接与中国东北地区的苏联党组织{38}建立沟通管道。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大部分满洲省委成员大都认为“目前党对群众的领导很弱。现在必须通过俄国共产党派几名强的同志去中东路做生产工作”。{39}所以,中共满洲省委计划争取获得苏方在铁路工人动员组织方面的协作,同时也试图借助其资源来发动新活动,“希望联共采取措施,使俄国工人和中国工人在这些口号下联合行动”。{40}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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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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