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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毅 吴帆:结构化选择: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再思考

更新时间:2018-01-19 03:48:27
作者: 吴毅   吴帆  
它是直接指向公有制的。在这个意义上,说马恩的合作化理论内含了集体化和国有化的目标,是不会有错的;说马恩关于农业合作化的设计本身就包含着后世所实践的集体化和公有制取向,也同样是确定无疑的。

   不过,在“改造农民”,小农通过合作化走向共产主义社会的问题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却强调要有耐心。“让农民自己通过经济的道路来实现这种过渡,但是不能采取得罪农民的措施,例如废除继承权或废除农民所有权”,{12}“(如果小农)还不能下决心,那就甚至给他们一些时间,让他们在自己的小块土地上考虑这个问题”。{13}不过,这些论述虽然注意到了小农经济走上集体化道路是一个长时段的过程,但是其暗含的导向仍然是合作经济优于个体经济,合作化仍旧是改造小农经济的方向,且其最终目标也仍然是 “从私有基础上农业生产合作社过渡到土地集体所有制基础上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再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基础上的合作社”。{14}

   无疑,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农业合作化理论是建立在这样两个可以被称作是充满着“现代性”特征的信念之上的。一是土地的规模化经营要优于小地块经营,大生产要优于小生产,大有助于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因此,规模化是现代农业的方向;二是公有制要优于私有制,强调土地的集中要以公有制为基础,要以土地的公有制代替土地的私有制。马克思指出:“这一要求并不是要恢复原始公有制,而是要建立高级得多、发达得多的公共占有形式,它远不会成为生产的障碍,相反它将第一次使生产摆脱桎梏,并将使现代化学上的发现和力学上的发明在生产中得到充分的利用。”{15}这样,马克思、恩格斯这种充满极端现代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就为此后世界范围内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农业改造和发展理论奠定了基础。这个基础有两块基石:农业的生产规模越大越能提高生产力,小块土地最终要走向联合;土地的所有权必须收归国有,才能使个体农民免于被剥削。实质上,马恩的农业合作化理论已经含有“一大二公”的思想了,只不过,在他们所处的时代,按其理念所塑造的政权并没有出现,因而其合作化理论也未付诸实践,对于其效果,自然也就不可能做出任何实际的检验。

   十月革命以后,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在俄国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者终于有了一个实现理想的舞台,必然将农业合作化理论付诸实践。列宁赞同马恩的看法,认为小农经济是没有出路的,“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环境中,小农的自然经济只能混一天算一天,慢慢地被折磨死,绝对不会有什么繁荣”。{16}而俄国是一个传统农业经济占主体的国家,小农人数众多,在农村本身就存在很多买卖合作社、消费合作社之类的自发合作组织。基于这种现实,列宁主张废除土地私有制,并且将各种合作组织收归国有,从而在公有制基础上实现农民合作化——这是实现共产主义的第一步。但是,1918年夏天随之到来的战争中断了上述进程,俄国转而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有3个核心内容:一是禁止商品流通,生活消费品实行配给制;二是全体农民实行义务劳动制;三是余粮征集制。虽然这些做法是为了应付军事需要,但是却似乎更加符合社会主义的目标,因此,列宁一度决定借战时共产主义的施行,建立更大规模的“共耕社”,从而实现农业的全面国有化。但结果却是很快引起富农不断地暴动,粮食大面积减产,通货膨胀上升。列宁不得不承认,各级公社组织多数办得不好,“还处于名副其实的养老院状态”,{17}这一时期的集体农庄“是一些松松垮垮的单位”。{18}鉴于此,列宁承认自己在经济政策上犯了错误,他说:“我们原先打算(或许更确切说,我们是没有充分根据的假定)直接用无产阶级的国家法令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生产和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犯了错误。”{19}于是,列宁放弃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转而实行新经济政策,承认土地的私人经营,放开商品流通市场,其实质是农业社会主义尝试受挫后,向小农经济的回归。列宁由此认识到,在俄国这样小农经济占大多数的国家里,改造小农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因为改造小农,改造他们整个心理习惯,是需要经过几代的事情”。{20}

   遭遇挫折后,列宁在理念与现实之间做出了更为务实的判断,但是这对于整个改造理念而言,却只是一种暂时的妥协,因为无论改造小农的过程需要经历多长时间,最终的目标——土地的全面国有化、大规模的共同生产是没有任何变化的。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并不代表列宁认可土地私有制与小农经营,恰恰相反,新经济政策始终只是一种过渡,是一种向社会主义全面过渡的手段,因为“农民既然是劳动者,他就趋向于社会主义,宁愿工人专政而不愿资产阶级专政。农民既然是粮食出卖者,他就趋向于资产阶级,趋向于自由贸易,即退转到‘惯常的’旧有的‘历来的’资本主义”。{21}基于这种“农民具有两重属性”的看法,列宁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压制农民的“资本主义属性”,通过引导农民走合作化道路来发挥其“社会主义属性”。直至去世前一年,列宁还在病中口授了《论合作制》一文,反复强调合作社是一种引导农民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重要手段。与马恩强调生产领域的合作不同,列宁还兼顾其他领域的合作,尤其在流通领域,列宁认为这比较容易为农民所接受,俟条件成熟、生产发展、农民觉悟提高以后,再开展生产领域的合作,直至走向实现共产主义农业的终极目标。

   列宁的继任者斯大林奉行新经济政策直至1927年,此后便逐渐走上农业集体化的道路。这是因为,当苏联的经济情势缓和以后,党内高层并不满足于缓步渐进地建设社会主义,尤其是新经济政策跟他们当时所认为的社会主义的许多原则相抵触。新经济政策鼓励了小生产者的积累,使得农村中出现分化,逐渐产生越来越多的富农。这一在今天换一种眼光也许就会被视为正常的分化,在当时却让苏共的最高领导层越来越难以忍受。

   早在1925年,苏共党内的左派理论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就认为:“贷款给农民,必然增加富农,在政治上破坏了无产阶级的权力。”{22}换言之,在“新经济政策”框架下的经济发展已经触及到苏共的政治底线,分散经营的小农及私有经济的发展与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构想格格不入。因此,如果能找到一条更符合社会主义属性,并且更为快捷的道路岂不更好?因此,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他那本被视作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经典著作《新经济学》中,提出了“超工业化”的理论,这一理论对其后的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他的基本观点是:

   首先,苏维埃俄国的命运取决于迅速实现工业化。为此需要有一个庞大的投资计划。依靠国营工业部门内部的盈余、按照市场关系进行“正常的”积累过程太慢了,必须加速这个过程,进行“异常的”积累。资本主义有一个原始积累过程,社会主义也有一个原始积累过程。在俄国这样的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里,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只能靠剥削小农个体经济的办法进行。因此它需要通过工农产品的不等价交换,从农民那里把大量剩余价值向工业部门转移……社会主义国家在这里的任务不是从小资产阶级生产者那里拿得比资本主义从他们那里拿得更少,而是拿得更多。{23}

   这里包括了3个层面的内容:其一,依靠“新经济政策”走向社会主义道路不可取,因为发展太慢;其二,建设社会主义首先要优先发展工业(尤其是重工业),而发展工业的资源来源必须依靠“内殖民”的方式,即向农业索取;其三,经济上不能依赖于市场,而是要强计划干预,以达到在工农业两大部门之间实现剪刀差式的不平等交换。因此,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是农业集体化的积极鼓吹者。虽然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斯大林一度联合布哈林排挤了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但是从斯大林几年以后的做法来看,他其实是完全接受了普氏的理论。毕竟,这种“跨越式发展”的理论看上去不仅比新经济政策更符合社会主义的价值与目标,更为重要的是,它可以较为迅速地建设社会主义,而不像列宁所说的那样“需要几代人”的时间。可以想见,如果存在一种发展方式,能够让社会主义国家的缔造者们亲眼看到理想的实现,那么他们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它的。

   于是,当1927年和1928年连续两年出现严重的粮食收购危机后,苏联就启动了集体化的进程。在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看来,造成粮食危机的根源在于新经济政策导致农业生产过于分散,生产力过低,满足不了工业化的需要,以及新经济政策促使私有制的发展,导致了农村中阶级敌人的复辟。所以,问题的解决之道便在于依照大生产优于小生产的理论,将农民组织起来,实现全面集体化,以促进农业的发展。

   相较于列宁的合作社思路,斯大林的农业集体化理论主导型更强,实质上是国家强力将农民组织起来,以提高农业生产力来支持发展工业。对此,薛汉伟认为:

   集体农庄所有制也并非是农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而是为了实现赶超战略,不得不选择把农业剩余作为提高资本积累能力的主要手段,不得不设置工农业剪刀差。这种制度安排,便于解决粮食收购;便于把农民固定在土地上,按照国家下达的计划进行生产,不能因为剪刀差造成务农比较效益差而放弃农业生产。{24}

   尽管如此,在当时的领导人看来,这也不等于就是想要故意牺牲农业,反而他们倒是真心地相信农业在集体化模式下能够取得远比小农经营更大的发展,也因此能够对工业化作出更大的贡献。所以,斯大林的农业集体化理论被认为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农业合作化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至此,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形成了一个完整、刚性且不容置疑的农业合作化理论体系。{25}这个体系至少包含3个层次的内容:一是在农业生产和组织形式上,公有制优于私有制,大生产优于小生产;二是要逐渐改造小农,引导他们走上合作化道路,并最终实现全面的集体化;三是农业要为工业发展提供资金和资源,工业化完成以后,可以反哺农业,二者的发展相辅相成。这3个方面的内容,作为马克思主义关于农业改造与发展理论的最为重要的内容,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后来的社会主义国家普遍接受。在实践上,这些国家又纷纷以苏联为师,采取了“合作化—集体化”的农业改造模式。

   中国共产党在取得全国政权之前,基于对社会主义目标的信仰,最早在1927年4月底的五大即已经接受了以苏联为师,在民主革命胜利后走农业合作化道路的主张。{26}1943年,毛泽东在《组织起来》一文中也说:

   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入永远的穷苦,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的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办法,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27}

   只不过,这一改造的大规模实施要等到民主革命胜利以后。而在这之前,则如刘少奇在一次党内报告中所说,“过早的采取社会主义政策是要不得的”(毛泽东当时也插话说:“到底何时开始全线进攻?也许全国胜利后还要十五年。”){28}1949年6月,刘少奇在党内报告提纲中明确写道:

   只有在经过长期积累资金、建设国家工业的过程之后,在各方面有了准备之后,才能向城市资产阶级举行第一个社会主义的进攻,把私人大企业及一部分私人企业收归国家经营。只有在重工业大发展并能生产大批农业机器之后,才能在乡村中向富农经济实行社会主义的进攻,实现农业集体化。{29}

   可见,对于新中国农业社会主义的前途,中共领导层是早有共识的,即待条件成熟以后(当时认为要经过一个新民主主义经济时期,预估15年左右),遂逐步引导农民由合作化而致集体化。

综上所述,新中国的农业集体化前景是早有所本的,其不仅有马列先在的理论做基础,更有苏联范本做榜样,这一理论和范本在当时是如此让人不容置疑,已经作为对于未来社会的最为基本的信念而深深扎根于中国共产党的理论纲领之中,致使其关于中国农业未来的发展从一开始就被指向一个经过预先设计和规划的理想目标,或者说它就是一个迟早要等待着去兑现的革命承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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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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