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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嘉鸿:重析《历史与阶级意识》与列宁主义的关系

更新时间:2018-01-17 20:59:52
作者: 马嘉鸿  

  

   长久以来,卢卡奇被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确认为理论先驱,他于1923年出版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更是被看做西马理论的开山之作。西马在政治上对苏联持反对态度,这本书也被认为既是针对第二国际的批判,又是针对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例如,梅洛庞蒂在《辩证法的历险》中就曾将《历史与阶级意识》看做与列宁主义相对抗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开篇。【1】

   不错,卢卡奇此书自承延续德国观念论的传统,反对第二国际的“经济宿命论”,摒弃实证主义方法论,倾向于对资本主义之为总体秩序进行文化和哲学批判,强调“实践”(praxis)在无产阶级解放中的地位和作用,在这些意义上,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确实可以将自己的思想源流上溯到“前斯大林时期”的卢卡奇。但是,这种追溯仅仅满足于在概念世界中作似是而非、大而化之的抽象推论和臆测,脱离那一时代的历史与政治背景,因而也就很难避免对卢卡奇这一时期思想的“误解”。要想真正了解《阶级意识》的实质性内容,就必须回到真实的世界,回到具体的历史场景,非如此,不能准确认识早期卢卡奇哲学与列宁政治主张之间的关系。

   齐泽克则从相反的意义上陷入了对卢卡奇的“误解”。他同样认定卢卡奇是西马的起源,但他并不认为《历史与阶级意识》阐述的是反列宁主义的异端思想,反倒认为此书的理论底色其实是列宁主义的。他也因此称卢卡奇是“最具权威的列宁主义哲学家”【2】。齐泽克的结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其创始人那里曾有政治参与的向度,但到了以后的发展中却从政治领域退回到观念领域,沦为“辩证法的溃败”了。【3】

   本文认为,齐泽克关于卢卡奇此书与列宁主义的关系的说法,较之多数西马理论家,是更为符合实际情况的。但如果仅仅看到卢卡奇的理论直接来自列宁主义,将二者等量齐观,也是不确当的。二者仍然有着很大的差别,需要细心加以识别。从概念的使用方式、认识的条件、理论各自的用途及影响入手,对比卢卡奇和列宁的理论,这里面有哪些不同?卢卡奇是如何将列宁的政党组织和这些抽象概念结合起来的?决定他的理论的政治内容是什么,又是如何决定的?不弄清这些问题,就不能够如齐泽克所愿,构成对法兰克福学派以来西方左派在政治上的无为状态的责难。

   本文试图说明的是:卢卡奇在历史哲学意义上的建构,不是对列宁所开创的苏式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而是对它的一种哲学辩护;但和列宁直接服务于革命的政治理论相比较,二者在性质上是大为不同的。后者服务于发动革命的现实政治目的,前者却服务于体系性的、抽象的哲学建构。

   为了将《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以澄清误解,有必要回顾这本书的写作背景,以及卢卡奇本人对这本书所引起的相关“误读”的回应,从而了解这本书的前世今生。

   卢卡奇是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转向马克思主义的。在此以前,他曾写过不少文艺和戏剧评论,这是一些和马克思主义毫不相关的文字;当时他对俄国工人运动几近毫无了解,只读过普列汉诺夫的著作。他说,“在报纸上看到列宁在一九一七年所起的作用时,列宁的名字才多少引起我的重视。”【4】俄国革命的成功影响了欧洲知识分子的认知,特别在东欧各国,知识分子急剧左倾,批判第二国际的改良主义并转向布尔什维主义,成为当时的一种潮流。卢卡奇在1918年底加入刚刚成立的匈牙利共产党,但就在几天前,他刚刚发表了《布尔什维主义作为一个道德问题》【5】一文,对布尔什维克不惜以牺牲民主为代价的英雄主义行为持保留态度。然而,仅仅入党两个月后,卢卡奇已经在《策略与伦理》中大谈列宁做出的“世界命运的改变”了。这之后,他主张为了更高的伦理秩序,个人需为集体效忠。这一时段见证着卢卡奇思想向列宁主义的逐渐靠拢。卢卡奇开始结合革命实践活动,深入研究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设法掌握真正按共产党人意义理解的马克思主义”【6】。1920年,他在《共产主义》上发表“论议会制问题”,反对参加资产阶级议会。这篇文章遭到列宁的批评。几乎在同一时间,列宁发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批判这种在“‘原则上’反对妥协,不论什么妥协都一概加以反对”的做法“简直是难于当真对待的孩子气” 【7】。卢卡奇深受教益,收入《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的“合法性与非法性”一文即是在列宁此文直接影响下的自我纠正。他后来回顾说:“只有到了维也纳以后,我才最终有可能真正了解列宁,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他的精神的、实践的和道德的面貌的重要意义。”【8】1923年,作为匈牙利共产党和国际工人运动代表,卢卡奇参加了共产国际三大,有机会第一次亲眼目睹列宁的言行并心生钦佩。1924年列宁去世,卢卡奇写下《列宁》,试图考察列宁的一生如何将理论和实践彼此统一。此书标志着卢卡奇完成了思想转变,完全成为一名列宁主义者。

   从并无任何政治经验到突然加入政党,从对于俄国工人运动一无所知,到成为一个列宁主义的信奉者,高度强调实践的作用;这一思想转向看似出乎意料,实则在情理之中。

   首先,这和卢卡奇这一时期的政治实践有关。在1919年3月成立的匈牙利共和国中,他担任教育人民委员,领导了改造人民灵魂的乌托邦实验【9】。但是,新政权仅仅维持了133天就被推翻了,随之而来的是大规模的镇压报复。匈牙利共产党的大多数领导人流亡国外,卢卡奇留在布达佩斯坚持了几周的非法活动后短暂入狱,随后流亡到了维也纳。自此,卢卡奇过起了政治流亡者的生活。在从事理论与宣传工作的同时,他又卷入到匈牙利流亡者的争论中。在理论上和国际路线上,他支持布尔什维克;但在国内政治上,他反对共产国际在匈牙利的代表库恩·贝拉(Kun Béla)施行的官僚主义,转而支持兰德勒(Jenö Landler)。这导致他的思想被打上“宗派主义”的政治标签。持续的党内争执于革命无益,布尔什维克政党注重实际的成功经验与德国1918年斯巴达克同盟的挫败和1919年匈牙利革命的失败,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卢卡奇属望于一个坚强、统一的革命政党,而这在列宁的组织策略和活动中找到了现实的对应物。正是在这种情势之下,卢卡奇把他对革命现状的不满,对革命的紧迫性和现实性的强调,对列宁式政党组织的服膺,都呈现于这一时期的相关政论文章之中了。

   其次,对于卢卡奇来说,加入共产党是一种伦理的选择。1967年,在《历史与阶级意识》新版序言中,卢卡奇追溯这一选择的原因时说:“我之所以决定积极投身于共产主义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处于伦理的考虑。在作出这一决定时,我丝毫也没想到,在以后的十年中,我将成为一个政治家。这是环境造成的。”【10】苏俄当时正在攻打白军;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艾伯特、谢德曼和诺斯克的带领下压制革命;与此同时,匈牙利新的民主政府则畏惧和憎恶革命。作为一个在道德上十分敏感的人,是站在普鲁士军官团和俄国白军一方,接受旧世界,还是加入革命的一方,创立新世界?卢卡奇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卢卡奇这一时期的思想受到克尔凯郭尔的影响。克氏认为,选择的必要性是无法回避的,道德的人必须在“非此即彼”(either/or)之间做出选择。卢卡奇意识到,既然暴力在某种条件下是必不可少的,那么,人们不能因为回避选择而逃避对暴力所应负的责任。【11】特别是在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殒身于革命之后,拒绝加入革命就等于对所有既已发生的暴力持一种漠然无涉的立场。通过阅读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关于国家是不可调和的阶级对立的产物和革命必须摧毁全部国家机器的论述,卢卡奇相信,这一场景很快就会被搬上历史舞台,世界的命运很快就会被决定,而他必须选择充满希望的一面。

   最后,这一思想转折还可从他早年的思想中追溯内在的发展逻辑。

   卢卡奇终生都是一位书斋知识分子式的思想者,他并不长于实际政治活动,而是热心于以书斋式的思考把政治实践的经验提高到哲学总结的高度。当此前的他苦苦寻找一条从资本主义世界的物化状态中摆脱出来的道路,但始终找不到从“实然”跨越到“应然”的方式时,俄国革命的爆发为他展现了新的前景。通过布尔什维克政党作为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中介,他认为终于找到了解决理念世界与经验世界之间分离状况的路径。他一直试图在方法上超越当时流行的实证主义,但相比于仅仅使用经验分析的方式去解释社会现象,他更关注的是将现象用概念的方式确定下来,并着重于构建概念与概念之间的体系性逻辑,也正因此,他才将马克思学说中注重经济实证的部分剔除出去,以突出辩证法的方式高度强调革命的现实性和迫切性。

   以上所述都可表明,他的思想的母题没有变;他的概念与概念之间的结构没有变;他思考的方法也没有根本的变化,但他的政治态度却大大改变了。他是从以前的文化批判转到了对资本主义进行根本替代的思考,真诚地要从哲学上为俄国革命及其作为一种新的历史可能性的展开作论证。这才是《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的写作动机,因而,对这本书的理解绝不能放在后来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框架之中。

   这一时期的卢卡奇有需要回应的特定的理论问题。问题始于第二国际那场由伯恩施坦所开启的“改良还是革命”的论战。伯恩施坦将垄断、信用等经济现象作为颠覆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结论的例证,主张用渐进的运动取代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以伯恩施坦挑起的这场大争论为起点,随后的一系列分歧和论争引导到大战期间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分裂。当时针对伯恩施坦的观点出现了两种回应,一者以考茨基和倍倍尔为代表,在理论上仍然坚持革命,但是在政治实践中则奉行改良道路;另一者则以罗莎·卢森堡和列宁为代表,坚持革命的理论、组织及策略,这背后的理论预设则是资本主义生命力的必然衰亡。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引起的巨大动荡事实上宣告了前者“革命观望态度”【12】

   (revolutionärer Attentismus) 的破产:在物质条件足够发达的西欧,并没有伴随标志着资本主义秩序崩溃的世界大战而爆发社会主义革命,而在物质条件远远落后于西欧,无产阶级自身也并不成熟的俄国,反而爆发了一场成功的、由无产阶级政党所领导的革命。这一事实本身似乎在挑战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假设——即客观的经济条件并非首要的和决定性的;主观性的、意识的作用反而处于关键地位。这种理论和实践的“倒置”需要一个全新的、系统的解释。《历史与阶级意识》的写作正是为了超越卢卡奇所认定的第二国际经济决定论和改良主义,证明落后的俄国先于经济发达的西欧而夺得政权这一决定东西方社会主义历史分野的关键变量——列宁式革命家组织的重要性。卢卡奇想要解答的中心问题是,列宁主义在政治上的成功,在哲学的意义上是如何可能的?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冗长晦涩的理论分析和批判下面,是一位刚刚归附列宁主义的左派知识分子从他对那一时代现实政治斗争的观感中抽取出来的哲学言说。

  

  

   首先,有必要回顾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是如何界定阶级意识这一概念的,并对比列宁在《怎么办?》等著作中的相关提法。

《怎么办?》在前,《阶级意识》在后,都高度强调无产阶级意识中的主观因素,都认为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无法从自身的经济状况中生长出来,而是需要从外部赋予。在《怎么办?》中,列宁从西欧改良的现实和俄国早期工人运动的自发性中得出判断:社会主义学说不可能从工人自发的生活经验中归纳得出,进入到他们的头脑中而成为自觉的阶级意识。如果革命家不去创立和灌输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那么,工人的天然倾向只能是工联主义【13】的,因此,工人运动的自发发展只会越来越受到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支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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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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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1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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