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蔡昉:中国经济增长如何转向全要素生产率驱动型

更新时间:2018-01-17 20:36:08
作者: 蔡昉 (进入专栏)  
仅人口转变的差异就可以为上述论断提供有力论据。由于生育率下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中国地区之间在发展阶段上的差异,也导致中西部地区在人口转变过程中处于相对滞后的阶段。例如,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国平均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出生率减死亡率)为5.05‰,东部地区平均为4.68‰,中部地区平均为4.73‰,西部地区为6.78‰。

   但是,由于人口流动的因素,三类地区在年龄结构上却无法显示这种人口转变的差异。例如,2010年全部1.53亿离开本乡镇6个月及以上的农民工中,中西部地区占68.2%,其中跨省流动的农民工比例,中部地区为69.1%,西部地区为56.9%,大部分流向东部地区。按照常住人口的定义,在城市居住6个月及以上的外来人口,通常被统计为劳动力流入地的常住人口。由于95.3%的外出农民工年龄在50岁以下,这种人口统计的机械方法提高了东部地区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相应降低了中西部地区的比重。因此,近年来的人口统计并不能显示出中西部地区在人口抚养比方面的优势。

   然而,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常住人口统计,采取居住1年以上才算流入地的常住人口的标准,该口径更接近于按照人口的户籍登记地原则。而且,当时农民工的规模也较小。我们用该普查数据分地区考察,就可以发现,老年人口抚养比(即65岁及以上人口与15—64岁人口之比),在中西部地区比东部地区要低。该普查显示,全国平均的老年人口抚养比为10.15%,东部地区为10.9%,中部地区为9.76%,西部地区为9.53%。在图1中,我们把各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的老年抚养比分成三类地区展示,可以看到显著的地区差异。

   农民工身在东部地区打工,而户籍仍落在中西部地区,这种状况意味着什么呢?首先,按照现行户籍制度安排,他们仍然不能期待长期稳定地在打工地区生活乃至养老,通常在年龄偏大之后就会返乡务农。所以,中国目前的务农劳动力或者农业剩余劳动力,主要是由40岁以上农民构成的。其次,按照目前部分地区户籍制度改革的模式,即使放松了移民在城市的落户条件,也仅限于本省农村户籍人口,大多数中西部地区农民工通常不能从沿海地区的户籍制度改革中获益。可以预期,大批流向东部地区的农民工,以及那些年龄偏大、难以克服跨省流动障碍,因而回到户籍登记地的农村劳动力,是未来中西部地区产业承接的劳动力供给基础。

   2010年中国人均GDP达到了4300美元,按照改革开放30余年间的增长速度,以及不变的人民币汇率等因素估算,预计到“十二五”结束时,人均GDP可以超过6000美元,而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可以达到12000美元。按照相同的收入组分类,在人均收入不断提高并逐步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同时,产业结构调整也将进一步加快,进而获得资源重新配置效率,支撑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这就意味着,农业的劳动力比重需要继续降低。

   与人均GDP在6000—12000美元的中等收入国家相比,中国农业劳动力继续转移的潜力是巨大的。汇总2007年世界上一些处于这个阶段国家的资料,我们发现,它们平均的农业劳动力比重为14.8%,比中国低近10个百分点。这意味着今后10年中,我们从现有的1.92亿农业劳动力出发,每年需要减少约800万人,即降低1个百分点。这样的话,就能保持资源重新配置效率的持续提高,进而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产业在区域上的配置不仅由要素成本因素决定,还与影响企业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的聚集效应密切相关。利用1998—2008年中国制造业规模以上(即主营业务收入在500万元以上)企业的数据以及县财政税收数据所做的研究发现,产业聚集的效应在2004年以前主宰着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区域配置,而且更多地集中在东部地区。但自2004年以来,该效应逐渐下降,企业的综合经营成本和要素成本的上升,逐渐成为影响产业配置的重要因素,表现为制造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趋势。

   自2004年中国经济经历“刘易斯转折点”以来,这种劳动密集型产业从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主要是中部地区)的转移就开始了。例如,东部地区在全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中的产值比重,从2004年的最高点88.9%下降到2008年的84.7%,每年下降超过1个百分点(图2)。由于数据可得性的限制,我们只能看到“刘易斯转折点”之后短短4年的变化,而实际上可以预料的是,2008年之后这种产业转移不仅在继续,而且很可能已大大加快。

  

三、“创造性毁灭”机制


   全要素生产率在生产函数中表现为一个残差,其中分离出资源重新配置效率部分所余下的部分,就是全要素生产率中的微观生产效率。能够提高企业微观生产效率的因素众多,如许多与体制、管理和技术创新相关的因素,总而言之,一切由创意和创新带来的效率改进,通常体现在全要素生产率的这个部分。从计量经济学的角度看,如果仅仅把产业结构升级变化作为资源重新配置效率的度量指标,则产业内部的资源重新配置,即最富有效率的企业得以生存、发展,从而达到较大的规模,常常也可以包含在微观生产效率中。这个效率源泉如此重要,对美国的研究表明,制造业内部表现为企业进入、退出、扩张和萎缩的资源重新配置,对生产率提高的贡献率高达30%—50%。

   对于早已实现工业化的发达国家,微观生产效率特别是其中技术进步带来的效率改进,是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形式。这是因为在这些国家,体制是相对稳定和成熟的,甚至可以在理论上认为是给定的;同时,总体上说,这样的国家不再有与其他国家相比的显著技术差距,因而没有后发优势可供利用。因此,对大多数发达国家来说,由于稳态经济增长率较低,其经济增长是艰难且缓慢的,最终取决于技术进步的速度。凡是不能做到依靠科技创新、实现生产可能性边界向外扩展的国家,就不能保持适当的增长速度。

   日本是一个未能成功实现这一转型的经典例子。在20世纪90年代“人口红利”消失的同时,日本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经济增长不再能够依靠缩小技术差距的后发优势。但是,对于这种发展阶段的变化从而生产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日本经济做出的反应是投入更多的物质资本(即资本深化),与此同时,在全要素生产率上的表现却不尽如人意。最终的结果则是,在日本经济平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中,资本深化的贡献率从1985—1991年间的51%,大幅度提高到1991—2000年间的94%,而同期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则从37%直落到-15%(图3)。

   日本经济学家林文夫和美国经济学家普雷斯科特的研究表明,造成日本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徘徊不前的原因,并非由于资本市场未能帮助企业获得盈利性投资所需的资金,而归根结底是全要素生产率表现不佳。全要素生产率表现不佳的原因是,政府对低效率企业和衰落的产业进行补贴。这造成了低效率企业甚至“僵尸企业”的产出份额过高,而有利于提高生产率的投资相应减少。

   正如中国古代哲学所说的那样,“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如果没有一个“创造性毁灭”的环境,让缺乏效率的企业消亡,让有效率的企业生存和发展,就无法使全要素生产率、特别是微观生产效率在经济增长中起支配作用,在更接近新古典增长的环境下,就无法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作者关于“未富先老”特征给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变带来的特殊挑战问题,已经进行了诸多讨论。但是,值得指出的是,这一特征同时也将给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赢得时间。那就是,中国在科技发展水平上与发达国家尚有巨大差距,资源配置的市场体制和制度也不尽成熟,存在着各种扭曲。这些都意味着,中国的经济发展仍然握有后发优势,在体制改革、管理效率提高、新技术应用等诸多领域中,仍有大量低垂的果子可供收获,以显著改善微观生产效率。在高速经济增长时期,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来源是,通过劳动力在部门和地区间转移,而获得资源重新配置效率,在新的经济发展阶段上,微观生产效率须成为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更重要来源。

   中共十八大报告指出,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主创新道路,必须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更加注重协同创新”,“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着力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实施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突破重大技术瓶颈”,“强化基础研究、前沿技术研究、社会公益技术研究,提高科学研究水平和成果转化能力,抢占科技发展战略制高点”。为此,营造和形成“创造性毁灭”的政策环境显得格外迫切。

  

四、谨防政策扭曲


   如果说保持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是任何国家通过自身的持续经济增长,最终跨入高收入阶段的必由之路,那么这个任务对所有国家来说,都是最富有挑战性的,实践起来十分艰难。在一些国家,提高并保持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甚至成为“不可能的任务”。事实上,在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任务变得越加紧迫时,往往也最容易形成对其不利的政策倾向。由此便可以解答,为什么许多国家的经济增长提前减速,处于中等收入水平的国家长期不能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困扰,以及日本在高收入水平上陷入经济停滞等谜题。

   对中国来说,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更加富有挑战性。在“刘易斯转折点”到来之后,以及“人口红利”消失之际,无论在人们关于进一步发展的认识上,还是在应对新挑战的政策倾向上,或者在经济发展的实践中,都出现了潜在的不利于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趋势。例如,一项相关研究通过估计生产函数,把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经济增长分解为资本、劳动、人力资本、抚养比(“人口红利”)和全要素生产率5种贡献率(图4),从中可以看到,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有降低的趋势。我们可以从资源重新配置效率和微观生产效率这两个全要素生产率源泉,以及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所需政策环境的建设方面,观察这种潜在的危险。

   旨在缩小区域发展差距的政府努力是必要的,推动落后地区赶超的产业政策也需要适度的超前。但是,这种区域发展战略终究不能背离地区的比较优势。我们用图5来说明这个原理。如图所示,符合区域比较优势的产业布局,在理论上应该如YX这条直线所表示,即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通常具有劳动力相对丰富的资源优势,因此其产业通常也应该是更加劳动密集型的,或者说资本密集程度比较低。与之相反,发达地区劳动力成本较高而资本相对充裕,产业结构应该具有较大的资本密集度和技术密集度。例如,就劳动力丰富程度为的地区来说,与其资源禀赋相对应的产业应该是 。

   在实施区域发展战略中,一方面,产业政策应该预见到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因而在产业选择上可以适度超前;另一方面,着眼于改善落后地区基础设施的投资,也不可避免地在资本密集程度上要高一些。因此,资源禀赋与产业结构的关系显示出如曲线YDX的形状也是恰当的。例如,在劳动力丰裕程度仍然为

   的情形下,与之匹配的产业可选择为 。但是,把握这个适度超前的分寸有很大的难度,一旦超过必要的和合理的幅度,例如产业配置到了曲线YFX的位置,则意味着对地区比较优势的背离。这在图中显示的与同一地区

相对应的产业资本密集度便为 ,对该地区而言,所配置的产业类型与其资源禀赋相比,(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07917.html
文章来源:经济学原理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