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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勇:从君宪到共和:袁世凯的一段心路历程

更新时间:2018-01-16 19:47:01
作者: 马勇 (进入专栏)  
主张共和,并拟推举宫保为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对此仍不敢太相信,以为军心为什么会突然变成这个样子,这样做的后果你们想过吗,这将把我袁世凯置于何种境地,这不是明明白白要让我袁世凯不忠不义,不就是要让我背负欺负人家孤儿寡母的罪名吗?

   袁世凯的这段表白,研究者根据其后来帝制自为以为是一种虚情假意,是其政治上不诚实,甚至说袁世凯真是老奸巨滑,竟然对北洋嫡系都不愿说真话露真情。其实这种说法还是值得探讨的。那时还是帝制时代,像袁世凯这样的传统政治家更注意维护自己的政治信誉和政治形象,现在事情既然闹到了这个份上,要相信袁世凯生气也并非完全是做作。

  

顺势而为:从君宪到共和

  

   当然,生气归生气,事情还得接着往下办。北方谈判总代表唐绍仪将与伍廷芳第二次谈判情形报告朝廷后,其情形与靳云鹏所说大致相似。伍廷芳的要求就是那么简单,清廷如果不能承认共和的话,那就不要耽搁功夫进行什么谈判了,言下之意有谈判决裂的意思。唐绍仪当然不愿意谈判决裂,所以他答应向北京请示,希望朝廷能够同意回到由国民大会决定君主还是民主问题。

   经过两个多月的战火、争夺和几轮和谈后,清廷内部强硬派总是慢半拍,总是不愿一次性让步,君宪主义理想逐渐破灭,共和民主思想渐渐深入人心。更重要的是,由于清廷毕竟是一个满洲贵族组成的利益集团,两百年来的罪恶到了这个时候更显得格外突出,历历在目,因为清廷在关键时候表现出了一个王朝本来不应该有的自私狭隘:亲贵内阁就是不愿向广大汉人开放政权,铁路国有化就是与民争利。这两项新的罪恶唤起了人们的历史记忆,先前久已淡忘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又非常清晰地呈现在人们面前。于是在经过两个多月战争与谈判后,反满的情绪不仅没有获得必要舒缓,反而日趋高涨,先前并没有多少这种种族见解的立宪党人也逐渐转向了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满洲人和皇帝成了那时中国人非去不可的两个东西了。在这种形势下,袁世凯一味坚守,即便真的像满洲贵族中有人所指责的那样,拿起大炮去猛烈轰击南方革命党人,但其后果也必然像袁世凯所认识的那样,革命党人或许能够杀绝,但你能把那些汉人都杀死吗?你们要我袁世凯去讨伐黎元洪、程德全,我可以办得到。但你们要我袁世凯去讨伐张謇、汤寿潜、汤化龙、谭延闿等,我袁世凯实在是办不到,因为他们代表了老百姓,老百姓是斩不尽杀不绝的。

   所以在勉力支撑至1912年1月中旬之后,在各地反叛根本没有停息反而越演越烈的时候,袁世凯实在有点支撑不下去了,他遂于1月16日与内阁大臣联衔向朝廷上了一个密折,分析当前形势,建议朝廷尽快召集皇族会议,讨论究竟是否能够接受南方民军提出的共和方案,如果不能接受,那么应该怎么办。袁世凯终于顺势而为,开始倾向于共和了。

   在这份密折中,袁世凯强调现在是海军尽叛,军饷无着,强邻虎视辽东,库伦不稳,人心涣散,继续僵持下去对谁都没有好处。为朝廷计,为皇太后和皇上计,袁世凯态度明朗,建议接受南方民军提出的优待皇室条件,这样不仅能保证皇室尊严和体面,也为大清国历来宣扬的爱民如子树立一个典范,提供一个证据。袁世凯说,现在南北战争已经僵持数月,东西友邦均因战祸而付出相当代价。列强现在还乐于调停者,是因为他们看到南北纷争说到底只是一个政治制度的改变和改善,所以他们还能坚守中立不介入不干预,但是如果这种僵局不打破而持续下去,谁也没有办法保证列强不出手,因为他们毕竟在这里有着重大经济利益。到那时,列强的抱怨,南方民军的抱怨,都会将朝廷视为乱源,视为罪恶之首。感情既恶,谁又能保证朝廷未来还会享有什么样的优待条件,谁又有办法去约束民军行动呢?

   袁世凯和隆裕皇太后谈完这段话从宫中出来,行至东华门外丁字路口时,意外遇到革命党人张先培、黄之萌等人炸弹袭击。袁世凯侥幸逃脱,但他的护卫管带袁金标被炸成重伤,袁金标的坐骑被当场炸死,另外还有两名亲兵被炸身亡。

   意外的炸弹当然没有阻止住南北和谈的趋势,清廷本身也在评估究竟应该怎样善后。根据袁世凯的建议,隆裕皇太后于1月17日召集宗室王公御前会议,讨论是否同意南方的共和,以及应该如何应对等问题。但在连续几天密集讨论中,主张主动退位以保全皇室的观点有,但并不占上风,逐渐占上风的反而是那些宗室王公中的强硬派,他们不仅纠集起来大闹庆王府,指责庆亲王与袁世凯和南方革命党勾结出卖朝廷,而且主张为保卫大清不惜焦土抵抗,鱼死网破。

   然而,清廷中的强硬派能够利用的资源太少了。1月19日,驻俄公使陆征祥联合驻外各使电请清帝逊位;22日,出使义国大臣吴宗濂呼吁朝廷从速宣布共和;同一天,出使日本大臣汪大燮以为举国趋向共和,建议朝廷驾幸热河,以全皇裔而保国境。几天时间,体制内官僚纷纷向朝廷表达了同样意思,清廷能够作出的选项越来越少。

   官僚们的言辞威胁尚不足以吓倒强硬派,真正使强硬派低头的还是新军将领。1月23日,正在湖北前线的段祺瑞向朝廷发了一份电报,报告前线军心不稳,官兵多与南方革命军有勾连,甚至有相约反叛朝廷等情形。段祺瑞表示,共和思想现在已深入军队将领脑髓,颇有勃勃不可遏之势。他请求朝廷就战和问题、君主还是民主问题尽快决策,以稳军心。

   军心不稳可能还不止湖北前线,于是朝廷在第二天(24日)发布一个通告,告诫全国军民不要轻信浮言,更不能转相煽惑,以维秩序。

   朝廷的御旨或许有自己的道理,但实在没有办法平息混乱稳定军心。就在朝廷御旨发布的同一天,段祺瑞又给朝廷发了一个电报,以为朝廷先前曾表示将共和,还是君主立宪付诸公决,这使新军将领非常感动,只是现在共和已渐成大势所趋,用强硬手段已经很难压制,为了皇室尊严,段祺瑞希望朝廷尽快决策,不要拖延,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段祺瑞顺带指责那些想法阻挠共和的皇亲国戚不负责任,表示如果这些皇亲国戚继续这样做,他将和其他将领一起联衔奏请。

   段祺瑞的电报引起了朝廷的恐惧,徐世昌、袁世凯、冯国璋及王士珍等第二天联衔电复,劝说段祺瑞谨慎行事,不要轻举妄动,以为忠君爱国,天下大义。服从用命,军人大道。道义不存,秩序必乱。

   徐世昌、袁世凯等人的劝说并没有打消段祺瑞的念头,同一天(26日),段祺瑞以大清国会办剿抚事宜第一军总统官名义率清军将领姜桂题等四十七人电请明降谕旨,立定共和政体,以现内阁暂时代表政府,以巩皇位而奠大局,明降谕旨,宣誓中外。

   段祺瑞等北洋将领致命一击对于清廷来说虽然太过沉重,但实际上还真的让清廷解了套,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皇室的尊严体面,实现了段祺瑞等将领所期待的“巩皇位而奠大局”,以一种非常规办法实现了君主立宪梦寐以求的理想:皇位永固,万世一系。假如废帝溥仪后来不是受到外界蛊惑从事复辟,相信“紫禁城的黄昏”可以一直那样美丽。

   在段祺瑞呼吁书上签名的,囊括了清军几乎所有将领,这就将清廷逼到了一个死角。打吧,那些八旗弟子早就被长期执政的优越环境给腐化掉了,早已没有努尔哈赤时代的英气和智慧,王公贵族除了吃喝玩乐没有几个懂政治懂军事,更没有几个能够上马提枪为皇上卖命。一个存在了两百多年的大清王朝成了任人宰割的羔羊,作为这么一个庞大帝国的当家人,隆裕皇太后大约不是因为幼主太小,估计连死的心都有。两百多年的统治怎么就养了这些无用的人呢,怎么突然发现稍微能干的大臣,都是汉人呢?可惜这一切觉醒都来得太晚了。大清国的终结只剩下一个程序了。

   1月29日,与袁世凯关系密切的杨度在北京发起成立“共和促进会”,这对一直主张君宪主义的杨度来说是一个重大转变,标志着他已经从原来的君宪主义立场向民主共和的立场转变,这当然也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袁世凯在转变,整个中国恐怕都在发生巨大转变。杨度强调不能以党见之私召瓜分之祸,先前大家主张君主立宪是以救国为前提,而不是以保存君主地位为唯一目的,是以保存君主地位为手段推动政治改革,而绝不愿以杀人流血去保留君主的地位。现在的中国已经错过了君宪良机,南方革命党起义后,就意味着君主立宪走到了绝境,现在南北分裂,国将不国,要想拯救中国,保全中国,保全皇室,唯一的出路就是接受南方条件,走向共和。

   杨度等文人的发言只是在讲一个道理,这个道理或许还不足打动清廷特别是清廷中的那些顽固派保守派,他们或许内心深处还存在着某种侥幸。然而,段祺瑞的北洋系再次向朝廷展示肌肉,告诉朝廷不要再存在什么意外的幻想。2月2日,姜桂题、段祺瑞、冯国璋电各路统兵官,盼北方军界联合团体,集体发声,以厚武力。同一天,段祺瑞的全权代表吴光新、徐树铮等与湖北军政府代表孙武等密切磋商退兵办法。双方达成妥协,如果朝廷不能在旧历年之前即2月17日之前转向共和,那么段祺瑞的北洋军将挥师北上,直捣龙亭,而湖北军政府和南京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将作为后援予以支持。孙中山、黎元洪等南方领导人都同意了这个方案,都承诺一定支持段祺瑞和北洋新军走向光明投诚反正,决不会在段祺瑞军队挥戈北上时袭击后方。于是,清廷终结的时间表从这时开始倒计时,辛亥年的事情一定要在辛亥年结束,满打满算也就只有半个月的时间了。

   南方的武力威胁当然也不是说到就到,鉴于当时的特殊困难,清廷当然也知道南方民军的力量并不是那么想象的大,再加上时值冬季,南方人真的打到北方也不是那么容易,所以朝廷在获悉段祺瑞与黎元洪、孙中山等人合作的消息后,不是立马宣布安排善后,而是由隆裕皇太后于2月1日主持召集近支王公及国务大臣御前会议,讨论的结果是准备采用虚君共和政体,并筹商宣布召开国会、颁发君主不得干预国政诏旨等事宜,以保留君主地位的虚君共和政体应对南方及部分清军将领所要求的完全共和。这个主张当然有点儿一厢情愿的味道了。

   清廷的拖延主要还是因为朝廷内部特别王公贵族实在不愿就此罢手,不愿就此丢弃两百年的江山,然而各方面的压力和不满也使朝廷招架不住,所以到了2月3日,朝廷又发布了皇太后懿旨,对两天前的决定再作让步,表示现在时局阽危,四民失业,朝廷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贻万民以实祸。惟是宗庙陵寝,关系重要,以及皇室之优待,皇室之安全,八旗之生计,蒙古回藏之待遇等,均应豫为筹画,所以耽搁了一些时间,现在责成袁世凯以全权研究一切办法,先行与民军商酌条件,奏明请旨。这又将皮球踢到了袁世凯的脚下。

   说句实在话,开创一个王朝不容易,结束一个王朝也很难。袁世凯在接到皇太后的命令后,当天(2月3日)迅即与南方总代表伍廷芳取得联系,并按照先前数次谈判的结果,提出一个综合性的清帝退位条件,尽最大限度为旧主争取一个更好的优待条件。至此,袁世凯也就从先前的君宪主义转变为“有限的共和主义者”了。

  

   〖词汇对照表 & 中文征引资料〗

   曹伯亚:《武昌革命真史》,上海书店1982年影印本。

   丁士源:《梅楞章京笔记》,收入《近代稗海》(1)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编:《黄兴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胡滨译:《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李约翰著,孙瑞芹、陈泽宪译:《清帝逊位与列强》,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

   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厄·莫理循        书信集》,上海:知识出版社1986年。

   张国淦:《洪宪遗闻》,《文史资料选辑》(1),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合订本。

   章开沅主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

   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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