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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勇:从君宪到共和:袁世凯的一段心路历程

更新时间:2018-01-16 19:47:01
作者: 马勇 (进入专栏)  
并请以中央军政府名义委任伍廷芳、温宗尧为民国外交总副长。以武昌为中心的南方各省临时政府已成为一个既成事实。

   面对这种情势,袁世凯并没有立马转变既定立场。他在11月21日答《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时一再强调,如果一旦灭除了清政府,中国必然发生内乱,而内乱发生,又必须引起列强干涉甚至瓜分,中国的唯一出路就在于君主立宪,只有君主立宪才能保全中国,发展中国。

   按照袁世凯原先计划,既然和平对谈这条路走不通,走得不顺畅,那就来点武力吧。刘承恩、孙发绪谈判失败次日(21日),袁世凯示意清军加大对南方的进攻。李纯第六镇直攻汉阳,守卫汉阳的民军在黄兴指挥下英勇抵抗,终因力量悬殊,失利严重的民军只得退守三眼桥。

   南北开打引起了列强不安,俄国驻汉口领事出面调停罢兵和谈,刚刚发起攻击的北洋军当然不会就此罢手,清军在此后几天发动一连串进攻,相继占领一些战略要塞,稳步向前推进,逐步取得了绝对优势。27日,清军占领了汉阳,武昌局势已十分危急,滞留在武昌的革命军士气低落,总司令黄兴愤不欲生,痛恨自己无面目见一班死去的同志,发誓唯有一死以谢同胞。

   袁世凯的军事目的当然不是要踏平武汉三镇,他的目的就是要用绝对优势的军事进攻迫使南方革命党人在政治上让步,重回君宪主义谈判轨道。应该说,袁世凯确实达到了这个目的。27日,湖北军政府召集紧急会议,黄兴在会上报告了汉阳战事失利情形,提出在目前兵力根本无法与北洋军对阵的情况下,应该主动放弃武昌,进取南京。

   黄兴的建议不可能获得湖北军政府的同意,但是坚守武昌也不是湖北军政府的选择,不得已,黎元洪准备接受袁世凯先前的动议,将君主立宪作为解决危机的一个备选方案。

   如果仅从军事战略角度说,北洋军此时已占领战略高地龟山和整个汉阳,军政府所有的那些残兵败将全部撤退至武昌。这个时候,如果袁世凯接受前敌总指挥冯国璋的建议乘胜追击,渡江作战,那么即便有相当牺牲,也一定会扫平江南,占据武汉三镇,进而平定湖北。然而,袁世凯没有这样做,他在接到冯国璋的请示后,直接打电话制止冯国璋渡江作战,指示他只要保持军事上的高压就行。

   第二天(11月28日),段祺瑞抵达汉口,接任署理湖广总督。同一天,袁世凯奏请朝廷颁发上谕,命刘承恩、蔡廷干前往武昌,继续开导革命党人,重回君主立宪的政治轨道,重开和谈。

   战争终归不能永远打下去,军事进攻原本就是为和谈作准备。然而当袁世凯真的这样做了,却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普遍批评和后人广泛质疑。后来的研究者从权谋视角认为袁世凯此举就是要用南方革命党人的势力压制清廷,攫取更大权力,为自己登上总统宝座铺路。而当时人特别是满洲贵族以及那些保守汉人则自作聪明以为洞察了袁世凯的奸谋,以为袁世凯在龟山大捷,汉口收复后不愿乘胜追击渡江作战,一定隐藏着和南方革命党人合作的巨大阴谋。

   实事求是地说,研究者是以后来的语境回望前事,而满洲贵族也只是站在非常狭隘的立场上去猜疑袁世凯,这种猜疑究竟对袁世凯发生了怎样的作用不好评估,但毫无疑问不会是正面激励和信任,而是引起袁世凯的反感和愤怒。袁世凯当时就不软不硬回敬那些满洲贵族:

   是的。汉口已收复,但是你们可知道南京又告陷落?南京的地位有多重要,你们知道吗,你们能想到黄兴为什么弃守武昌赶往南京吗?南京的地位倍于武汉。革命党人的势力日益强大,国人受其蛊惑,人心浮动,军心不稳。重开和谈,稳定军心,重回君宪主义,这才是我袁世凯为什么不去乘胜追击渡江作战的根本原因。议和不过是权宜之计,不过是要收抚那些反叛党人,这是大清王朝的根本利益,与朝廷自武昌事变发生后的决策是一致的。目前的叛乱已经传遍全国,如果以天下为孤注,殷鉴不远,噬脐何及?平定这样全国规模的大叛乱需要时间,需要耐心。如果你们这样疑神疑鬼,前方将士如何安心坦然作战呢?

   袁世凯的这段话,你可以说他是义正词严,也可以说他是花言巧语,但是不管怎么说,从清廷整体利益进行考量,重开和谈是最好选择,强攻硬打可能适得其反。北洋军能够踏平武汉三镇,能够平定湖北,但能够在短时间内平定全国吗?答案显然不乐观。

   不论从政治战略还是军事战略上说,袁世凯此时停止对武昌的进攻,重开和谈都是对的,因为在那短短的时间里,全国的形势在急剧变化,特别是东南各省相继光复,宣布独立,清军对武汉对湖北发动强攻是没有出路的,袁世凯的唯一选择就是谋求与南方革命党人坐下来谈。而且足够信息表明,全国许多省份的新军之所以那么迅速发动起义,宣布光复,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支持革命党人,而是担心革命党人插手本省事务,所以急匆匆宣布独立宣布光复,宣布脱离清政府。

   袁世凯在军事上取得绝对优势的时候同意停战,其目的就是要拉住黎元洪,重回君主立宪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说,袁世凯在这次和谈攻势开始后,并没有放弃君宪主义,并没有摆脱清廷的想法。这不是袁世凯刻意要这样做,而是形势使然。

   对于黎元洪来说,停战议和确实是他求之不得的,他被迫走上革命道路后,并没有转变成一个像孙中山、黄兴那样的民主主义者、共和主义者,他的知识、经历和修炼,都使他继续在君宪主义理想中空转,他觉得朝廷的君宪主义确实遇到了挫折,但并不意味着这条路不通,只要有袁世凯这样的政治强人驱逐了政治上的障碍,君宪主义依然是中国最不坏的选择。所以他尽管没有在第一时间获知停战消息,但他获知后还是非常欣慰的,甚至使他觉得自己的政治地位在这一过程中都有所提高,因为清廷毕竟将他视为谈判对手,这就是不一样的政治待遇,所以他在此后就很容易顺着袁世凯君宪主义的思路走,一步步离开革命党人民主共和的道路。

   在黎元洪的影响下,湖北革命党人的思想也在悄然变化,像军务部部长孙武等,就越来越觉得既然朝廷现在开始慎重考虑造反者的意见了,开始考虑朝着君宪主义道路前进了,那么革命党人是否应该作出适当让步,减少流血,重建和平呢?所以在停战开始后,湖北军政府就向独立各省征询意见,询问各省可否照政府条件结束战争,而这个条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仍然沿用君主立宪的政治体制。

   黎元洪及湖北军政府的想法不必怀疑,他们同意可以考虑重回君宪主义,是因为他们确实面对北洋军的巨大压力,但是正如许多人都已看到的那样,黎元洪只能代表湖北发言,无法代表其他已独立的十几个省份,无法代表全国民军。而更吊诡的是,其他独立省份虽然有一些省份的政治权力并不掌握在革命党手里,虽然还是立宪党人或军界将领掌权,但是他们没有来自北洋军的攻击和压力,而又有革命党人的宣传鼓动和请求,他们的态度就不像湖北军政府那样软弱了,就不那么容易向袁世凯屈服了。

   袁世凯和朝廷将黎元洪作为谈判的主要对手,但黎元洪和湖北军政府并没有节制独立各省的权力和能力,相反,在袁世凯、北洋军与黎元洪和军政府停战的那几天里,南方的形势继续变化,特别是随着革命党人占领南京,南方军民受到了极大鼓舞,各省援助湖北的军队也相继出发,这为南方革命党人增加了抵抗的勇气和谈判筹码,然而这一切变化,并没有改变袁世凯对君宪主义的信仰和追求,他依然认为存在重回君宪主义可能,只是条件越来越苛刻,难度越来越大而已。

   南方逐步向革命方向转化并不意味着清廷就没有机会。事实上,如果清廷内部给予密切配合,内阁总理袁世凯应该还有办法让南方放弃成见,重回君主立宪轨道。所以袁世凯12月8日在与北方和谈代表谈话时依然强调君主体制是万万不可更易的,这个制度是他们那一代中国人十几年来的政治选择,是君主专制和民主立宪两个极端体制的中和。袁世凯极端沉痛地表示:我袁家世受国恩,不幸局势如此,更当捐躯图报,只有为此君宪到底,不知其他。由此可见,至少在袁世凯此时心目中,君主制的保存应该没有什么疑问。

   按照袁世凯定的调子,唐绍仪与伍廷芳在上海开始了谈判,君主立宪依然是供讨论的方案。根据随团代表严复观察,南方革命党人虽然不愿明白表示君主立宪是当时中国一项重要选择,但言谈举止间,并没有表示对君主立宪绝对拒绝。南方所竭力反对的,是用君主立宪而辅以袁世凯内阁,似乎对袁世凯严重不信任。南方党人宁愿以共和而立袁世凯为总统,以民主宪纲钳制之,也不愿以君主而用袁世凯为内阁。大约他们担心后将坐大,而至于必不可制。

   严复的观察是对的,南方是对清廷不太信任,那么清廷要想重建信任,就必须拿出诚意来。而这个诚意最具体的表现,就是尽快举行议会选举,构建一个正式的民选国会。然而在这一点上,清廷内部强硬派也就是那些死硬皇族有自己的看法,不愿让步。这就彻底惹恼了南方革命党,还有那些立宪党人,甚至还有北洋系新军将领,他们以为清廷是故意拖延时间,继续耗下去意义不大。12月20日,唐绍仪在第二次南北和谈开始时,就君主制与共和制的优劣发表了一通看法,大意是他个人比较倾向于共和政体。

   就个人政治立场而言,唐绍仪确实是清廷内部比较倾心于共和的开明派,正如他坦然告诉过黄兴,也告诉过伍廷芳的那样,当武昌起事发生后,他就向朝廷上过一个折子,请国民大会决定君主民主问题,服从多数之取决,清廷不允。他对伍廷芳说,他个人现在还是持这种观点,以为只有这样的办法,才能使袁世凯接受,也才能将军队解散。开国会以后,必为民主,而又和平解决,使清廷易于下台,袁氏易于转移,军队易于收束。所以唐绍仪认为和平解决未来国体政体问题,只有这条正路。

   唐绍仪的表态不像是朝廷的代表,反而很像来自革命党方面的代理人。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唐绍仪和伍廷芳两个人都有留学美国和英国的经历,他们对民主共和的认识,对民主共和体制与君主立宪体制的优劣,当然也较一般人认识的更清楚。南北双方选择他们去对谈,不知是一种巧合,还是一种有意识的安排。

   其实,唐绍仪的这个表态是有深意的,是对舆论的一个公开测试。因为就在唐绍仪与伍廷芳此次谈判的同一天(12月20日),另一场更为机密的谈判也在上海秘密举行。其南方代表是顾忠琛,北方代表是廖宇春、靳云鹏和夏清贻。他们分别代表着南方革命党的黄兴和北洋新军前线指挥官段祺瑞。经过谈判,他们达成五项秘密协议:一、确定共和政体;二、优待皇室;三、先推覆清政府者为大总统;四、南北满汉军出力将士各享其应得之优待,并不负战时害敌之责任;五、同时组织临时议会,恢复各地秩序。

   廖宇春、顾忠琛的这个方案是经过段祺瑞同意的,但这个方案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袁世凯的意思,历来众说纷纭。许多人认为这个方案就是袁世凯内心深处所想,只是段祺瑞悟了出来,代为进行而已。这当然是一种值得注意的揣测。不过更值得注意的是,当靳云鹏奉段祺瑞命令携带这个方案前往北京向袁世凯禀报,请其赞成共和,重建秩序时,袁世凯还是发了一通脾气,强调我袁世凯为大清国总理大臣,焉能赞成共和,以负重托?

   袁世凯的生气应该是真实的,但他稍后的变化也应该是真实的。袁世凯生气是因为这实在牵涉道德层面的东西,这是传统政治家最忌讳的东西。靳云鹏对此作了详细解释,特别强调这个方案已经段祺瑞等军方将领首肯,甚至会说这就是段祺瑞等将领的指示。

   靳云鹏的这个说法当然是有根据有事实的。段祺瑞等武昌前线的将领也确实是袁世凯最仰仗的一支力量,甚至可以说就是老袁的生命和根基。那么,这些高级将领都这样认为了,这样去做了,袁世凯如果继续坚持先前的立场究竟会怎么样呢?这就是袁世凯转变的关键。袁世凯再问:南方革命党人有这样的建议不稀奇,北方军人有这样的想法似乎还不可能,大家都是为朝廷效力,怎么能有这样的想法呢?段祺瑞究竟是怎样考虑的?

对于袁世凯的疑虑,相信靳云鹏早就和段祺瑞等人对过口径,靳云鹏毫不含糊地答道:段祺瑞统帅的第一军全体一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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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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