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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知常:在宗教与美育之间

——纪念蔡元培提出"以美育代宗教"一百周年

更新时间:2018-01-15 21:07:10
作者: 潘知常 (进入专栏)  
企图对那些不能再从宗教找到支持的人给以支持。”[21]

  

   哲学之外,当然也可以是审美与艺术。

  

   这,就是西方从尼采、海德格尔、法兰克福学派到福柯所孜孜以求的审美救赎,也就是蔡元培所津津乐道的“美育(审美)”。

  

   二

  

   蔡元培提出的“以美育代宗教”正是产生于这个背景。

  

   然而,对于基督教,不论是对基督教的的积极意义,还是对于基督教的式微,蔡元培始终都缺乏深刻的了解。

  

   以后者为例,在他看来,基督教的式微无疑与“过去”同义。他认为:所谓“宗教”乃是“过去的问题”。更何况,现在“人智日开,科学发达,以星云说明天地之始,以进化论明人类的由来,以引力说原子论明自然界之秩序,而上帝创造世界之说破;以归纳法组织伦理学、社会学等,而上帝监理人类行为之说破。于是旧宗教之主义不足以博信仰。其所余着,祈祷之仪式,僧侣之酬应而已。而人之信仰心,乃渐移于哲学家之所主张。”[22]

  

   而美育的出场,当然也是出之于这个原因。因为所谓“美育”就正是宗教失落后遗留的“今日的问题”。为此,他不惜一再强调:宗教与美育之间“迭为主客”。宗教本来就并不具备永恒不变的神圣地位,而只是一种愚昧时代的“迷信”,一种不成熟的历史形态,并且已经成为过去形态。另一方面,与宗教相对,则是不但逐渐“知识作用离宗教而独立”、也不但“意志作用离宗教而独立”,而且“美术之进化史,实亦有脱离宗教的趋势”。换言之,美育也已“离宗教而独立”。于是,随着时代的进步,被“美育”取代,也就理所应当,并且势在必然。而且,今日“有研究价值之问题”,就是“以美育代宗教”。

  

   遗憾的是,失误也恰恰从这里开始。

  

   问题在于:美育(审美)的在基督教之后得以发挥自身的救赎作用,却并不意味着基督教的不再能够发挥自身的救赎作用。在这里,事实上并不存在“代(替)”与“被代(替)”的承继关系,而只存在相互弥补、相互促进的互补关系。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基督教处于一种唯我独尊、包打天下的居高临下的位置,现在,随着社会的进步,已经不复可能。但是,这却绝对并不能够被判定为已经彻底退出了历史,更绝对并不能够被判定为已经完全把舞台让给了美育。不再占据舞台的全部,是真实的;不再占据舞台的中心,也是真实的,但是,认为基督教已经销声匿迹,已经完全退出,却是不真实的。作为宗教,基督教当然不会因为“祛魅”、因为时代对它的漠视就真的不复存在。恰恰相反,只要人类最为深层的“安身立命”的困惑存在,宗教就必然存在,基督教也必然存在。除非人类灭亡,除非地球毁灭,否则,宗教的消失、基督教的消失实在遥遥无期。可是,蔡元培偏偏就与当时中国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面对“近代理性挣脱宗教的桎梏的过程”,竟然“如饥似渴地期待着宗教彻底消亡”。“然而,宗教这种曾经遭受许多诅咒的人类制度至今仍然顽强地存在着” [23],而且,还势必继续存在着。

  

   最具说服力的,当然还是事实。

  

   必须看到,不要说是在上个世纪之初,即便就是在今天,我们也无法否认,源远流长的基督教在西方从未消亡。式微无疑存在,但是,在式微的背后,我们看到的只是积极的自我转型,以及积极的调整与应对。

  

   不过,这样讲,也并不是对普遍存在而且轰轰烈烈地展开的宗教“祛魅”的社会进程视而不见。

  

   因此,必须强调,如过江之鲫的关于恢复基督教核心地位的努力,未免失之片面,也让人啼笑皆非。从远处说起,这努力应该是从费尔巴哈就开始了的。每一个读过费尔巴哈的论著的人都知道,他曾经无情地对基督教加以批评,但是,却并没有批判宗教,不但没有批判宗教,反而又公开建立了自己的“爱的宗教”:“我们必须拿对人的爱当作唯一真正的宗教,来代替对神的爱,必须拿人对自己的信仰,对自己力量的信仰,来代替对神的信仰”。为此,他一再声称:“我的著作以及我的演讲的目的,都在于使人从神学家变为人学家,从爱神者变为爱人者,从彼世的候补者变成现世的研究者,从天上和地上的君主和贵族的宗教和政治的奴仆,变为地上的自由和自觉的公民。”[24]除此之外,还有黑格尔的“天启宗教”、罗素的“不接受传统的基督”的宗教、梁启超的“非宗教的宗教” ……直到贝尔的“新宗教”:“假如世俗的意义已被证明是虚幻,那么人依靠什么来把握现实呢?我们在此提出一个冒险的答案——西方社会将重新向着某种宗教观念回归。”[25]然而,不论如何改造,只要还是“宗教”,那也就难逃“虚幻”的命运。这一点,是被“宗教”的本性所决定的。马克思指出:“彼岸的真理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的真理。”遗憾的是,他们却还是寄希望于“彼岸的真理”的建构,而忽视了“此岸的真理”的建构。

  

   何况,实事求是而言,基督教自身也还确实存在根本不足。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宗教的信仰被完全彼岸化了,也被完全神化了。在其中,“精神不能依赖于自然界和社会,并由它们来决定。精神是自由,但精神在历史上的客体化过程中产生了许多使权力的威信得以巩固的神话。这就是宗教领域的最高统治权的神话。”[26]而且,“……宗教自称拥有一种绝对的真理,但它的历史却是一部有着错误和邪说的历史。它给予我们一个远远超出我们人来经验的超验世界的诺言和希望,而它本身却始终留在人间,而且太人间化了。”[27]这就是说,基督教希冀维护人的神圣性,这并不能算错,但是,一旦片面地将之完全终极化。而且以主体牺牲自己的独立作为代价,这就完全令人无法接受了。更不要说,这里的所谓“神圣性”往往只是一种靠死亡驱动的快乐,是在以逆向形式回归过去、原始。

  

   不过,另一方面,也必须要说,关于重建宗教的思考,也并非毫无意义。恩格斯说科学“没有给造物主留下一点立足之地”,这当然是为人们所熟知的论断,但是,现在来看,却也略显急躁了一些。因为科学并没有也不可能穷尽所有的领域。相比之下,康德的思考就从容得多了。他提出,要为信仰留地盘。海涅描述说:“悲痛的讣告恐怕需要几个世纪之久才能被一般人所知悉——但我们早就穿了丧服。”“它袭击了天国,杀死了天国全部守备部队,这个世界的最高主宰未经证明便倒在血泊中了”。但是,很快就又复活了新的上帝,“就像用一根魔杖一般使得那个被理论的理性杀死了的自然神论的尸体复活了。”一个形象的说法是:因为康德身边的老仆人老兰培还希望有上帝。“老兰培一定要有一个上帝,否则这个可怜的人就不能幸福。”[28]这当然是一个比喻,言下之意,就是人们毕竟还需要一个上帝。于是,心理学家昂纳米诺发现:“康德用情感来重建那个被他用理智推翻过的东西,”“这是因为,“这个问题冲击着我们人类的真正本质,这就是我们个人和个人的命运问题,灵魂不朽问题。康德这个人并非完全地屈从于死亡,正因为如此,他做了那个可怕的跳跃……从一个批判跃到了另一个批判。”[29]由此我们联想到,长时间以来,我们往往会指责康德的哲学革命“不彻底”,“留尾巴”,甚至指责他的哲学革命只是“跪着”的革命,看来并非如此。“跪着”的何止是康德?德里达到了晚年,不也不再对宗教不闻不问,而是发生了浓郁的兴趣?还有托尔斯坦,他晚年皈依宗教的例子,更是众人皆知。

  

   三

  

   事实告诉我们,基督教其实并不如蔡元培所说,基督教本身还依旧潜存着自己的话语空间,也并未完全失去价值与作用。

  

   具体来看,疾风暴雨的冲击之后,基督教立即仓促收拾残局,令人庆幸的是,它最终并没有被日益繁荣昌盛的科学“冲昏头脑”。不但没有,它而且还迅速地清醒过来,并且敏捷地发现了自己真正的敌人——存在主义和精神分析学。在它看来,科学的冲击固然值得重视,但是基督教的真正敌人却不是科学——因为科学仅仅触及了基督教的外围。真正触及了基督教的深层底蕴的,是日益崛起的存在主义和精神分析学。正是它们对于精神困境的剖析才沉重地打击了基督教,不过,也深刻地唤醒了基督教,

  

   存在主义把“存在的意义”问题的思考视作“基本本体论”,是一切存在之先。这样,重要的就不再是去发现人之外的什么,而是去发现人自己。“面向死亡的自由”,使得人们得以越过克尔凯格尔的“公众”、海德格尔的“人们”,迫使生命露出本原。因为死亡固然无法威胁抽象的人类,但是却十分真实地严重威胁着作为个体的人。由此,“我思故我在“被转换为”我思故我不在”;传统的“人是目的”被深化为“个人是目的”;昔日的“相对于人而言”也被更替为“相对于个体而言”。由此,被基督教孜孜以求地加以虚构的“大写的人”解体了,真实的个体被逐渐剥离而出。昔日的“上帝”变成了今天的“自己”。过去的“成为一个基督徒”与现在的“成为一个孤独的个人”因此而等同了起来。个体,永远也不可重复,永远也无法凝固,人不是物,也不是东西,而是通过个体的、虚无的、体验的存在而存在的真实生命。于是,不是“知识就是力量”,而是独一无二的个体就是力量,难怪克尔凯格尔德要如此这般地为自己自拟墓志铭:“那个孤独者”。而个体至上,守住个体的存在,守住个体的自由,也就成为人类的任务。个人先天地必须为自由负责。而每一个人也都必须通过自我才能够被拯救。于是,存在先于了本质,存在的自由也先于了本质的自由。存在的后面也没有了本质,而是空空荡荡。相应的,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绝对选择的精神结构的构建,就变得异常重要。个体自我的无限潜能因此被极大释放出来,也敞开自身的潜在可能。

  

   精神分析学是从心理结构的角度研究本能欲望。文明压制下的本能欲望,本来都是被传统思路摒弃与不屑的“飞地”,例如佛洛依德的“爱欲”、阿德勒的“自卑情结”、珍妮的“权势欲”、佛洛姆的“爱”、荣格的“集体无意识”……但是实际上却是一块肥沃土地,是人之为人的真实存在、现实存在。当然,这在过去都被误认为是疾病、偏执,其实,理性才是疾病、偏执,宗教也才是疾病、偏执。“精神分析有两个信条最足以触怒全人类:其一是它和他们的理性成见相反;其二则是和他们的道德的或美育的成见相冲突。”[30]于是,精神分析在天使的背后,解开了凡人的一面。无疑,这样的分析会使得个体的生命变得异常艰难起来,但是,却也因此而使得个体的生命变得异常真实起来。个体生命的赤裸裸,当然是一种令人恐惧的状态,但是也是真实的状态。可是,这一切都是被人们所忽视了的,其中也包括马克思主义。弗洛姆就发愿要建构弗洛伊德——马克思的综合体,甚至,他还在晚年寻觅到了禅宗,原因就在这里。

  

值得注意的是,在基督教看来,在存在主义与精神分析的终点,也正是它自身的起点。而今,过去的在基督教庇护下的抽象的人、虚幻的人、绝对的人,已经开始向全面自由的人过渡。过去曾经并肩作战的科学理性与民主理性之间,内在张力也开始逐渐暴露。其中的绝对个体化与绝对一体化开始对立了起来。以社会为取向的传统社会价值取向,转变为以个体生命“终极”价值为目标的现代社会价值取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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