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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工真:统一的德国与德国的统一

更新时间:2018-01-15 01:18:49
作者: 李工真 (进入专栏)  

  

   在这场赌博失败之后,不仅德国的帝制崩溃了,而且德国的大量领土和人口也被分解出去了,但它民族统一体的主体框架仍然得到了保留,并保证了它潜在的大国地位。这种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比较起来温和得多的惩处,主要由以下原因所造成:

   首先,沙皇俄国在1917年的战争中由于自身内部的革命而崩溃了,而刚刚新建立起来的苏维埃俄国,正处于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和内战的局势中,随后它又面临着大量现代化建设方面的重负。因此,作为欧洲国家体系中的一个决定性因素,这个社会主义的苏俄,至少暂时性地退出了欧洲大国体系,这就又一次地带来了“克里米亚效应”。

   其二,在德帝国、奥匈帝国、沙皇俄国崩溃的基础上,东欧出现了一连串的新独立国家,这些国家本身充当了所谓反共产主义的“防疫线”,从而也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与俄国从边界上隔绝开来了,也就是说,德国与那个东方翼侧大国现在不是邻居了。因此,在一个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对立开始得到特别强调的时代里,一个基本上按照西方政治模式建立起来的魏玛民主共和国(1918-1933),从政治体制上讲,本身是能够被它周围的邻居们所接受的,但是,从经济上讲,它却并没有真实地被西方世界所接受,它得在缴纳1320亿金马克的巨额战争赔款的条件下过日子;从军事上讲,也不允许它拥有强大的力量,它得处于西方的严密看管之下。而德意志社会的传统权力精英以及他们赖以生存的传统社会结构,却恰恰通过这种民主制度而得到了保留。

   对于这种局势,英国历史学家格奥弗雷·巴拉克罗伊夫做出了独具眼光的评价:“如果不是德意志传统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们成功地利用了沙皇俄国发生的那场十月革命,利用了来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俄国崩溃的排泻物,利用了对一场欧洲布尔什维克化革命的恐惧,才维持了德意志的一种潜在的大国地位,那么,通过1866年普奥战争和1870-1871年德法战争得以实现的那个建立‘小德意志民族统一帝国’的决定,不用在1945年,而是早在1918年就被重新修正了”。

   这种潜在的大国地位是能够转变成事实上的大国地位的,但这取决于能否运用高超的国际政治手段,能否再度推行一项在东、西方之间积极的平衡政策。为实现这个目的,这个基本保持了统一框架的德意志共和国,再度进入到欧洲权力体系中的一种位置上来了,这种位置与俾斯麦时代德帝国曾进入过的那种位置相当类似。因为就连那个现在不是德国邻居的苏维埃俄国,在它的对外政策中,也是将这个战败的德国和德意志民族同样作为“受战胜国压迫的国家和民族”来看待的。而且苏维埃俄国由于自身需要时间来进行它内部的现代化建设,首先得求助于来自德国的技术和经济上的援助,这就大大增加了这个德国共和国在外交上的回旋余地。因此,在魏玛时代,甚至在并没有完全驱走它德国“世界政治”野心的情况下,长期担任外长的斯特莱泽曼开始运用俾斯麦式传统的“大陆平衡政策”,以逐步解除《凡尔赛条约》的束缚,并为德国重新赢得事实上的大国地位。这种政策在当时的确存在某种成功的机会,如果不是那场世界经济大危机在1929年10月他去世后不久就到来了的话。

  

五、希特勒的战争冒险

  

   这种机会由于希特勒所实施的野心勃勃的狂妄计划而被毁灭了。这位充分利用魏玛时代德国现代化的全面危机,并通过传统权力精英们扶植上台的纳粹党“元首”,企图通过战争来建立一种以种族主义为基础的欧洲大陆霸权国家,并以此作为最后登上“大德意志世界帝国”全球霸主地位的阶梯。

   在为这场“夺取生存空间”的战争所作的外交准备中,直到1939年9月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希特勒都一直将“民族自决权”作为掩盖其侵略政策的有效工具来使用。这种使用在遵从原意的表象背后,具有全面修改《凡尔赛条约》的每一项规定的目的,而《凡尔赛条约》本身又是与各民族的“自决权”原则并不一致的。这就为希特勒全面砸开《凡尔赛条约》的锁链,完成发动侵略战争的外交准备工作,提供了一种行动上的虚假合法性。

   正是在这种“民族自决权”的口号下,希特勒于1938-1939年成功地实现了“大德意志的统一”,这种“统一”本身也表达了自从1848年三月革命和欧洲革命以来从理论上讲可供德意志人想象的一种民族政治的选择。1871年“小德意志统一”帝国的建立,尽管否定了这种选择,但是将奥地利排除在外的那场统一,同时也意味着讲德语的这个文化民族的头一场现代分裂。这种文化民族分裂的伤口所带来的痛苦,又恰恰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酷似一场德意志民族与它传统的外部世界的战争,由于这两个国家在这场标志着德意志人失败的战争中的共同感受,由于一战后对这两个有着共同民族文化渊源的国家所进行的类似的惩处,总之,由于他们所遭受的相同命运,而变得剧烈起来了。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意志世界中的民族主义,不仅具有“民族复仇主义“的成分,同时也具有普遍的“大德意志统一主义”的倾向。

   在1918-1919年,由于协约国,即西方战胜国,出于平衡均势和强权政治上的考虑,没有去满足那个崩溃的奥匈帝国中讲德语的日耳曼人与魏玛德国合并在一起的要求,而这种合并本身也是斯特莱泽曼修正主义外交政策的远程目标。但在1938-1939年期间,在英、法“绥靖政策”的高潮中,希特勒通过对维也纳政府施加压力,通过策划奥地利纳粹分子暴乱,完成了这场“德奥合并”。随后他又将苏台德地区的日耳曼人统一了进去,并在1939年春,通过最后一次“非战争方式”完成了对默默尔的吞并。这种“不费一枪一弹”的领土获得,正是由于它能够用“民族自决权”以及“大德意志统一”的理想来辩护,因而也无疑在讲德语的世界里普遍受到了不难想象的欢迎。

   希特勒建立起来的这个“大德意志第三帝国”,采取的是一种既不同于它的西方邻居,也不同于它的东方邻居的政治体制——种族主义的法西斯极权独裁的恐怖统治。在德意志历史上,还从来没有任何一种政治和经济体制如此鲜明地与它东、西两边的世界如此对立的,而且这种恐怖统治体制本身也是以不断向外扩张的方式来获取它“暴力现代化”的新活力的。它不言而喻的侵略性,是它周围的世界都十分清楚的,只不过在当时,欧洲大陆两边的翼侧大国,无论是西方的英、法,还是东方的苏联,都想利用这股危险的祸水去淹没对方罢了。在这场利用纳粹德国的斗争中,无论是1938年9月的《慕尼黑协定》,还是1939年8月的《德苏互不侵犯条约》,其结果都证明,恰恰是这些东、西方大国自己被纳粹德国的外交利用和玩弄了。“攻击一方,就是攻击我们全体”的认识,是在东、西方大国都遭到纳粹德国的军事攻击之后才为他们所获得的。与此同时,一个注定令纳粹德国失败的“世界反法西斯主义大同盟”也就建立起来了。

   尽管希特勒一时实现了“大德意志统一”,但是,他一刻也没有在民族国家的意义上停止下来,而是直奔欧洲主宰和世界霸主的权力方向,为此而不惜向整个世界宣战。在希特勒权力的巅峰时期和侵略战争胜利的初期,他也曾短暂地征服了几乎整个欧洲大陆,并占领了部分北非地区。但是,由于他所贯彻的霸权主义空间政策,民族压迫和剥削政策,以及种族灭绝政策,从欧洲强权政治与平衡政策的观点看来,已经使德意志民族的“大德意志统一”的组织形式,失去了任何政治上的信任和道义上的名誉。因此,当这个“大德意志第三帝国”在它自身点燃的战争之火中崩溃后,对于绝大多数奥地利人来说,“大德意志统一”方案,作为一种可以想象的政治组织形式被排除掉了。而且自从19世纪以来,这种“大德意志统一”方案在欧洲平衡体系中就几乎从未有过和平实现的真实机会,因此,“大德意志统一”的政治组织形式也被德意志人排除掉了。

  

六、两个德国的分裂

  

   在德意志为夺取世界霸权的第二场战争失败后,即使想要像1918年那样维持旧式的“小德意志统一”,首先从德意志社会内部来讲就已经不可能了,因为这个社会已不再具有传统政治的连续性力量了,这支力量已经在纳粹“暴力现代化”年代里被希特勒毁灭掉了。但更为重要的是,这场战争并没有给欧洲局势带来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相同的结局,也就是说,它并没有能带来“克里米亚效应”的又一场重复。相反的是,那个被希特勒所毁灭了的欧洲国家体系中的东方翼侧大国——社会主义的苏联并没有在第二场世界大战中失败和崩溃,而是在这场战争中越战越强,并成为了粉碎纳粹德国统治的主力军。而且在这场战争结束之际,苏联已成为这片大陆上占居统治地位的力量,以至于这个大陆,仅仅只能更多地通过美国对欧洲履行的“义务”,才可能维持平衡了。在一场由反法西斯盟友向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对手的转化中,对战败的德国实行占领和管制的东、西方国家“冷战”式的对立,决定了德意志无论是“大”的、还是“小”的民族统一体的解体,同时也注定了比在历史上最为狭窄的德国统一版图还要狭窄的领域内东、西两个德国的分裂。因此,德意志民族的统一再度成为了一个问题,即使是一种“小德意志式”的重新统一,也不可能孤立的依靠德意志人自身的力量来解决。

   这两个德意志国家,即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几乎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欧洲和世界均势格局的缩影。在以“柏林墙”为标志的分界线两边,西欧国家在美国的协助下,保证着联邦德国政治、经济制度与自身制度的相似性;而社会主义的苏联,同样也保证着民主德国政治、经济制度与自身制度的相似性,因而两个德国的分界线,成为了两大对立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阵营的分界线和“冷战”前沿。两个德国双双被集合到各自分属的由一个超级大国所维持的规模庞大的政治—经济—军事体系之中,并分别成为了各自体系内部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生产效率和社会福利程度最高、财政上最为富裕的国家,就连民主德国也成为了人均产值高达一万美元的“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而联邦德国人在“北大西洋体系”内还获得了远比民主德国人在“华沙条约体系”内多得多的对外行动自由。

  

七、德国重新统一与“欧洲一体化”

  

   民族重新统一的理想,无论是民主德国人,还是联邦德国人,都从来没有放弃过。双方也都在担心,民族长期的分裂会使分裂的现实永久化。自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在联邦德国推行的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建立外交关系的“新东方政策”过程中,无论是勃兰特总理在华沙犹太纪念碑前的下跪,还是施密特总理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发表的东、西方和缓的演说,都无外乎要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改变德意志民族的形象,即经济上强大起来的德意志人已经洗心革面,不再会是下一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了,而是一支决心维持世界和平的稳定力量,他们能够充当东、西方之间的桥梁。但是,这种民族分裂的稳定性,又是与两大对峙的军事、政治集团各自的稳定性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德意志重新统一的理想,就仿佛是一只无声的海螺,要想让它再度发出声响,除非欧洲能再次出现一场“克里米亚效应”。

超乎同时代绝大多数人的想象,这样的“效应”竟然再度出现了!苏联在与美国“冷战”式的长期对峙和军备竞赛的消耗中,在向外不断扩充势力范围的过程中,经济上变得日益困难起来。特别是它在“阿富汗战争”中的失败,作为它力量虚弱的一个信号,就像过去沙皇俄国在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中的失败一样,迫使它再度退缩回去处理它内部的事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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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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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镜厅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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