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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盈盈 潘绥铭:21世纪中国的性骚扰的调查实证:话语介入与主体建构之悖

更新时间:2018-01-15 00:51:35
作者: 黄盈盈   潘绥铭 (进入专栏)  
性骚扰指的主要并不是公共场所里的“耍流氓”,而是指那些在工作场合中利用职权“占便宜”。[5]这个定义主要来自女性主义的“性别权势关系”理论。[6]限于篇幅,不再赘述。

   那么,中国人是不是也这样认为呢?为了加以检验,笔者对那些报告说自己受到过言语骚扰的人追问道:在过去的12个月里,对您说过性方面的话,而且说得最厉害的那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对于受到过动作的性骚扰的人,笔者也追问道:对您进行性骚扰(动手动脚)最厉害的那个人,是什么样的人?

   把2000年、2006年和2010年合并起来的平均比例(第一个数字是言语的,第二个是动作的)的分布情况如下。

   最多的性骚扰发生在基本相互平等的三种人际关系之中:“同事、同学、熟人、邻居、业务关系”最多,占到57.0%和36.3%;“对象、谈恋爱的朋友(包括原来的)”占6.7%和13.1%;“家庭成员、亲戚”占3.4%和2.5%;总计占到言语性骚扰的67.1%;占到动作性骚扰的51.9%。

   其次多的是发生在陌生或刚刚相识的人际关系之中:“陌生人,或者刚刚认识的人”占8.9%和20.1%;“网友、征友或征婚认识的人”占[④]3.0%和1.2%;“其他类型的人”占13.4%和13.7%;总计占到言语性骚扰的25.3%;占到动作性骚扰的35.0%。

   性骚扰是对方利用职权的情况最少:“老板、上级、领导、老师、对我有恩的人”只占7.6%和13.1%;

   上述情况说明:且不管美国对于性骚扰的定义是否正确,笔者的调查可以证明,它并不适合中国人的实际生活。中国人自己所认为的性骚扰,最多地发生在平等关系中,其次是发生在陌生关系中。反之,那些最容易仗势欺人进行性骚扰的人(老板、上级、领导、老师、对我有恩的人)所占的比例其实是最少的。

   事实判断就是:在当今中国,在工作场合中利用职权进行的性骚扰,真的有,可是也真的没有那么多,远不足以成为主要构成。或者反过来说,当下的中国人民对于性骚扰的定义,与美国大不相同。

   那么,应该如何解释生活中仗势欺人的性骚扰很少这一现实呢?

   某些恨铁不成钢的好心人,可以把这归结为人们的愚昧和不觉悟,没有意识到有权有势的人总会乘机下手的,或者是下属们其实真的遇到了性骚扰却不敢回答问卷。但是从主体建构的视角来看,笔者却倾向于认为,至少其中的一部分人,很可能确实没有认为上级的某些行为是性骚扰。

   做了什么才算是性骚扰?

   对于“做了什么就算是性骚扰”这个问题,文献中已经有了一些讨论;但是基本上都是采用“客观判定”的视角。可是中国那些被性骚扰的受害者自己又是如何认定的呢?目前中国的文献尚未涉及。

   笔者一贯强调,社会调查所得到的,其实并不是“客观真实”,而是被调查者给调查者呈现出来的某种主体建构的结果。[7]因此,笔者在这里运用自己的理论来探索一下。

   在问卷调查中,被调查者在回答说自己曾经遭到性骚扰的时候,他们脑子里究竟出现了什么,这是研究者永远不可能知道的,但是其内容肯定是千差万别,甚至是千奇百怪。如是,研究者就绝不应该把所获得答案当作“客观的真实”,而是应该视为被调查者在他们自己的定义之下,在调查当时情境之中,所做出的互构式的呈现;最多也不过是研究者在自己的定义之下,对社会现象进行测量的结果。所以研究者更加应该去探索那些被调查者究竟是如何建构出自己的回答的。正是为此,笔者才在2010年的问卷中增加了下面这样一个提问。

   在询问了性骚扰的所有问题之后,笔者接着对那些遭到过的人们问道:那么,当时发生了什么呢?请回答当时最严重的情况,无论具体的手段是什么。[⑤]

表2:做了什么就叫“性骚扰”?(遭到者中的%)

  

   从表2中笔者有两个发现。

   第一个发现是,在中国成年人里,无论是男还是女,无论在异性之间还是同性之间,人们的“性的身体”[8]其实非常敏感。在认为遭到性骚扰的人里,有42%到49%的人把“故意接触我的身体”视为性骚扰。

   如果女人这样说,别人可能比较容易理解;但是男人也是基本如此,这就需要很好地进行解释了。其背后的学术意义在于:男人或者女人,在面对异性或者同性的时候,究竟是如何管理自己的身体以及身体的展现?人们认定的“身体”的具体标准究竟是什么?如果被别人接触了,自己又是如何来判断对方是故意还是无意?又是如何决定做出何种反应?可惜中国现有的研究文献甚至还根本没有提出这样的问题,还有待志士仁人大展宏图。

   笔者的假设是:无论男女,无论哪一个人,只要生活在当今中国的情境之中,或多或少都会被反对性骚扰的主流话语所介入。可是人们又总会依据自己的日常生活经验而积淀出对于“什么是性骚扰”的主体建构。这两者之间发生了什么样的互构,其参照系、行为逻辑、运行和调节的机制是什么,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他们对于性骚扰的判断系统。

   第二个发现是,遇到过性骚扰的人中,有五分之一左右(17%到21%)把“讲性”看作是性骚扰,仅次于故意的身体接触,排在第二位。尤其是,无论男人还是女人,无论发生在异性之间和同性之间,这样认为的人的比例都相当一致。

   如果仅仅是女人面对男人,那么女人持有这样的判定标准尚可理解;可是男人怎么啦?男人与男人之间又怎么啦?一个大老爷们对另外一个男子汉讲了一些性方面的话,怎么就会被认为是性骚扰呢?在方兴未艾的反对性骚扰的社会舆论中,男人不是一直被标定为“黄段子发送者”和“一聊就是性”吗?他们怎么会像女人那样,把“讲性”归入性骚扰呢?

   这种情况可以说明:至少有一部分男人,在“讲性”这个问题上,与女人的想法和看法基本一致;因此才会感到自己被性骚扰了。

   可是,这种情况究竟是性骚扰这个话语的强势介入的产物,还是这样的男人的个人特质做造成的不同的主体建构,还是二者互构之结果?

   笔者只好自我反思:一定是我自己过于相信传统上那种男人与女人从来就是黑白分明、截然对立的性别观,才会对这样的生活现实大惊小怪。也就是说。研究者也难免被性骚扰的话语过度地介入,甚至误以为这是自己的主体建构。特此恭请读者引以为戒。

   什么样的人认为自己被性骚扰了?

   性骚扰究竟是一种平均分布的普遍存在,还是针对某些社会阶层的更多?

   针对这一假设,笔者分别考察了文化程度和职业等级这两个决定人的社会地位的最重要因素。其结果是:被调查者的文化程度越高越高、职业等级越高;那么他们受到过任何一种性骚扰的比例也就越高。具体来看,在小学和小学以下文化程度的人中,受到过任何一种性骚扰的只有5.5%,可是在初中的人中增加到11.1%,在高中的人中增加到12.5%,在大专文化者之再次增加到14.9%;而到了本科及以上的人力则高达16.9%(P=.000)。

   同样地,在农民和工人当中,受到过任何一种性骚扰的比例仅仅是8.0%,但是在商业服务业人员中增加到14.2%;在白领工作者中也达到12.0%,在企业家或者领导者当中则是13.2%(P=.000)。

   此外,笔者还考察了受到性骚扰的可能性(不是实际比例)。[⑥]在文化程度方面,与小学和小学以下文化程度的人相比,初中和高中的人增加44%到48%,大专和本科及以上者则增加73%到74%。在职业等级方面,与农民和工人这些体力劳动者相比,商业服务业人员受到性骚扰的可能性增加42%;白领工作者增加26%,而企业家和领导者则更是增加78%之多。

   但是,上述的统计结果虽然符合数理的逻辑,却违背了生活的常识。莫非说,文化程度越高越好欺负?难道对企业家和领导者这样的上层人物进行性骚扰,比骚扰处于社会底层的工农还容易?否则为什么前者比后者还多得多?

   这样的悖论迫使笔者不得不反过来思考问题:自己是不是遭到过性骚扰,这是由被调查者自己来判定的。笔者作为调查者,没有丝毫办法去“客观检测”在他们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因此,本文中的所有数据,与其说是“测量结果”,不如说是被调查者的“报告”,也就是“主诉”,是他们自己的主体建构的呈现。

   思路转变之后,上述数据的意义也就随之变成:文化程度越高和职业等级越高的人,就越是可能认为自己受到过性骚扰,而且越是愿意把它报告出来。

  

结论

  

   最晚从20世纪末期开始,反对性骚扰就已经成为一种话语,强势地介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其结果就是,21世纪以来,现实中的性骚扰在日渐减少,可是人们对它的焦虑却与日俱增。从这一视角来看,一切反对性骚扰的宣传教育都必须清醒地认识的:在可预见的一段时期内很可能出现“越反越多”的局面: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认同和遵从主流话语,不论实际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哪怕事情越来越少;都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主诉”自己受到了性骚扰,人们对于性骚扰的担心也会越来越多。这仅仅是因为他们的判定标准被主流话语给改造了。

   但是上述情况并不能证明“社会决定论”或者“话语决定论”,因为调查表明:虽然“反对性骚扰”已经成为一个主流话语,但是只有那些更加被主流化的人,才更加有可能获知、接受和认同这一话语,才会有更大的可能成为“被介入”之人,也才更加可能运用这一话语,来判定自己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类似情况究竟算不算是“性骚扰”。反之,那些相对低层的人们更少接触和接受主流话语,因此哪怕就是遇到了一模一样的情况,他们也很少按照主流话语的标准把它纳入“性骚扰”的范畴。反对性骚扰的话语对他们来说,根本就是贬义的“对牛弹琴”或者褒义的“我行我素”。

   从实践行动的角度出发,反对性骚扰的正义性和迫切性毋庸置疑。但是我们仍然需要从理论上进一步思考:我们所反对的,究竟是谁加以定义的“性骚扰”?这方面的“启蒙”是否有可能变质为“规训”?调查表明,中国人对于性骚扰的主体建构不仅不同于美国社会,也不同于主流话语。人们把那些不是利用职权的、男人所受到的、发生在相同性别之间的情况,统统纳入了性骚扰的范畴。他们基本上不考虑所谓“客观的判定标准”,而是依据自己的感受,依据自己对于对方动机的推定,给出了自己的定义而且推动着社会的变迁。这就给我们提出了这样的终极问题:那么究竟是谁错了?是国民不觉悟,还是话语脱离生活?这又是因为什么?

笔者认为,这很可能是来自于21世纪以来,中国的权力(power)、社会性别(gender)和性(sexuality)这三者之间日益出现新的相互关系结构。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这三者呈现为金字塔结构:权力笼罩性别,性别笼罩性;基本上是超稳定系统,因此任何实际发生的性骚扰都根本不会被视为性骚扰。到21世纪之前,这三者转化为重叠状态,形成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局面,因此一切性骚扰的行动都会被视为同时来自这三者的弊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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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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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2013年7期(总28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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