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姜鹏:伊斯兰世界U型认同与恐怖组织类型关联性研究

更新时间:2018-01-10 12:13:00
作者: 姜鹏  

   首先,权力结构的真空容易造成伊斯兰世界核心区——西亚北非的阿拉伯地区——的政治动荡并为伊斯兰极端主义向外辐射与传播提供政治空间。首先,当伊斯兰世界国家权力单元均处于相对弱势时期——例如奥斯曼帝国崩溃后的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或“阿拉伯之春”之后——权力真空便会诱发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潮并激发穆斯林民众“自下而上”的萨拉菲主义(Salafism)宗教情怀,而这种情怀的某种极端演化形式之一便是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的历史回流与跨国恐怖主义的周期性活跃。

  

   其次,阿拉伯地缘政治文化鼓励对怀有统一伊斯兰世界政治野心的强者——不论这种强者是国家、部族,还是恐怖集团——实行联合制衡。当阿拉伯世界内部的政治权力结构中出现某种带有萨拉丁情怀的强势政权之时——例如在阿拉伯世界民众层面享有广泛号召力与声望的埃及总统纳赛尔执政时期,尤其是1958年2月当纳赛尔领导的埃及在合并叙利亚并成立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后,他曾试图将其他阿拉伯国家也纳入到这个伊斯兰统一运动——这种来自各个“部族国家”对联合统一者的杯葛便会对权力结构的变动表现得异常敏感。

  

   最后,由于主权独立、民族自决与民族国家认同在伊斯兰文明的边缘区已经高度内化,且部族首领的力量在近代政治与社会演化中被基本消灭,因此,稳定的国家权力结构使得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虽然可能在民众层面传播并将一些民众发展成潜在的圣战者,但是一旦可能出现一个伊斯兰国家统治另一个伊斯兰国家的趋势,现代伊斯兰国家的主权思想便会在已经民族主义化了的边界产生自动抵消伊斯兰极端主义跨国传播的政治力量。冷战结束后,苏联在中亚地区的加盟共和国之间的相互防范便是民族国家追求政治独立的一种本能反应。

  

   (三)基本假说:权力结构与弥散型恐怖主义

  

   基于本项研究的核心假定与基本逻辑可以推演出以下三种关于伊斯兰极端主义跨国传播与扩散方式的政治假说:

  

   假说1:在穆斯林社会的价值追求与身份认同层面,建立统一穆斯林世界社会是一句基于宗教信仰并能够号召与动员伊斯兰世界普通民众“自下而上”政治参与热情的旗帜。但是由于伊斯兰世界内部存在的部族忠诚、教派忠诚、民族国家忠诚以及由此产生的权威分割状态,使得不论采取何种方式统一的伊斯兰世界都难以真正建立。伊斯兰政治文化的重要特征就是在核心地区以部族忠诚为基本认同,而在半边缘区或边缘区域以民族国家忠诚为基本认同的权力制衡游戏。

  

   假说2:在伊斯兰文明的核心区域——西亚北非地区构成的阿拉伯世界内部——由于既存在广泛的宗教信仰认同,又存在深厚的部族忠诚,因此,该区域权力结构的演化对伊斯兰极端主义现象的周期性活跃起着决定性作用。每当伊斯兰文明核心圈内部出现权力真空之时——不论导致这种权力真空之根源来自体系内部还是区域之外——都会导致区域内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活跃。但是,由于在伊斯兰核心区域内存在着大量的部族、教派,以及以部族力量为核心的政权间为争夺在伊斯兰世界领导权的竞争与相互制衡,又会使得统一的阿拉伯地区权力整合无法实现。各种“自上而下”分散化权威使得阿拉伯地区统一的跨国恐怖组织无法持续做大做强。但是,这种无法在政权上做大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却可以向阿拉伯地区之外的穆斯林区域外溢,并在广大核心圈外的伊斯兰社会呈现出“一旦在建立政权层面失败,便会在社会层面扩散”的弥散型恐怖主义特征。

  

   假说3:在伊斯兰文明的边缘区域——例如苏联时期的高加索和中亚地区,西欧殖民者统治过的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凯末尔改革后的土耳其等——由于该类穆斯林聚居区域的部族长老权威在政治现代化进程中被强制废除或消灭,因此,虽然在伊斯兰文明的边缘区域穆斯林民众中存在着“自下而上”的宗教认同,但却极少存在部族认同。边缘地区同核心地区之间不仅存在着语言、民族、种族和习惯等差异,更重要的是现代政治文明强制体验的经历——这种经历像拿破仑战争时期欧洲封建君主国遭受革命的洗礼后迎来民族国家时代一样——使伊斯兰文明边缘区域民族国家认同明显增强,并使得在该区域缺乏形成跨国恐怖主义的共同政治利益。

  

   虽然伊斯兰极端主义往往在这些区域可以基于“大信仰”认同争取部分激进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信众并把他们转化成潜在的圣战者。但是,由于这类国家或地区处在伊斯兰文明圈的边缘——宗教与文明的从属地位注定了这类地区难以像居于文明中心的阿拉伯地区一样产生对等的文化辐射——因此与伊斯兰核心区域争夺统一伊斯兰世界的领导权不同,这种被现代民族国家政治理念深刻影响的地区甚至并不谋求在平等的相邻民族间建立跨区域的多民族国家,而是往往谋求建立带有政治自治色彩的独立民族国家或推翻现存世俗政权建立沙利亚法统治的原教旨主义民族国家。因此,边缘地区本身往往自身不会形成强大的向周边辐射的弥散型恐怖主义,更多的是面临由核心区的“输入型”恐怖主义。[19]

  

  

  

   三  案例分析

  

   全球伊斯兰会议组织(Organization of the Islamic Conference)一共包含了57个主权国家和2个地区(西撒哈拉和科索沃)。其中,阿拉伯国家联盟(League of Arab States)成员共有22个,非阿拉伯地区的伊斯兰国家为37个。通过对美国国务院官方网站2015年最新公布的46个“境外”恐怖组织名单[20] 分析可以发现:在综合影响力排名前十位的伊斯兰极端组织中,出现在伊斯兰文明核心区域的7个,伊斯兰文明半边缘或边缘区域的3个。同时,谋求在全球或区域建立统一伊斯兰社会的恐怖组织共有6个,其中5个在阿拉伯地区,1个出现在伊斯兰文明边缘的阿富汗地区。这意味着在伊斯兰文明核心区域具有更大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发展的动能,而在伊斯兰文明的半边缘或边缘区域则更倾向于谋求民族国家独立或原教旨主义者与世俗政权之间关于国家政体选择的权力内斗。

  

   为进一步检验理论的基本假说,本项研究将选取发端于阿拉伯地区的恐怖组织“伊拉克与沙姆伊斯兰国”(“伊斯兰国”)、发端于伊斯兰文明圈“半边缘–边缘”地带的阿富汗塔利班组织(阿塔)与巴基斯坦塔利班组织(巴塔)作为实证检验案例,同时也选取“基地”组织和库尔德工人党作为证伪案例对上述假说进行检验。

  

   前面的两个案例主要选取了在伊斯兰文明核心区域谋求在全球伊斯兰社会影响力的”伊斯兰国”以及在伊斯兰文明半边缘区域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谋求建立沙利亚法治下的主权国家的塔利班组织。上述两个具有代表性的样本既包含了伊斯兰文明的核心区域的恐怖组织,也包含了伊斯兰文明核心圈以外区域的恐怖组织。

  

   选择半边缘区域的“阿塔”与“巴塔”的原因有两点:第一,与处于伊斯兰文明核心区域的阿拉伯地区恐怖组织不同,阿富汗与巴基斯坦地区处于伊斯兰文明核心区之外。第二,同纯粹的边缘区不同,阿富汗与巴基斯坦地区都保留着强大的部族长老权威的影响。鉴于论据在论证过程中本身存在的等级性,如果尚保存部族长老制的半边缘区域都对建立民族国家具有强烈的动机,那么经历过更深刻现代政治影响且没有部族长老制的边缘区对独立民族国家的诉求会更加强烈。[21]

  

   同时,选择“基地”组织作为证伪案例的原因在于:一方面,“基地”组织发端于伊斯兰文明核心圈以外的阿富汗地区,为何却在全球伊斯兰极端组织中具备极强的输出能力?库尔德工人党诞生于伊斯兰文明的核心区域,却为何又对建立独立民族国家情有独钟?如果看似与本项研究所提出假设背离的逆向案例也能在证伪层面符合理论的解释边界,这样的理论才更具逻辑的合理性和基本的前瞻性。

  

   (一)U型认同与文明核心区域诞生的“伊斯兰国”

  

   如果说苏联撤出阿富汗留下的权力真空成就了“基地”组织和恐怖大亨本·拉登,那么美国撤出伊拉克留下的权力真空则成就了“伊斯兰国”和新哈里发巴格达迪。如今的“伊斯兰国”可谓是全球最大的恐怖主义出口国。其前身最早可以追溯到2000年由阿布·穆萨布·扎卡维(Abu Musab al-Zarqawi)创立的“认主独一与圣战”(Jamaat al-Tawhid wa’l-Jihad)组织。2004年之后,“伊斯兰国”作为“基地”组织分支而被称为“伊拉克伊斯兰国”。随着伊拉克与叙利亚地区的持续内乱,浑水摸鱼的“伊斯兰国”组织在沙姆地区的势力也日渐壮大,并于2013年4月9日宣布脱离“基地”组织与叙利亚反对派武装“胜利阵线”合并。[22] 2014年6月28日,该组织头目巴格达迪宣布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建立“哈里发国”,领土包括叙北部阿勒颇省至伊东部迪亚拉省。随后“伊斯兰国领袖哈里发”(caliphate),号召全世界的穆斯林支持并效忠唯一的哈里发——巴格达迪。[23]

  

   “伊斯兰国”组织的历史性机遇源自于阿拉伯地区“心脏地带”出现权力真空的“阿拉伯之春”。在萨达姆政权垮台以后,伊拉克国内占人口多数的什叶派政权对逊尼派实行了政治压制。这种压制既表现为对原萨达姆政权时期主要的逊尼派军政人员的政治“流放”,也包括什叶派前总理马利基对国内逊尼派民众的身份歧视。伊拉克战争彻底打破了以萨达姆为核心的逊尼派政权在国内依靠暴力垄断所形成的“稳定”局面。萨达姆政权倒台后,伊拉克的领土主要由北部的库尔德武装、西北部地区的逊尼派部族武装以及东部的什叶派部族武装构成。逊尼派、什叶派和库尔德人纷纷依靠部族武装建立起地区秩序。尤其是美国撤军后,伊拉克国内权力分散所导致的“弱政府”格局为恐怖组织在叙伊边境扩张提供了肥沃的政治土壤。

  

叙利亚阿拉维派政治强人小阿萨德政权也在本轮“阿拉伯之春”中遭到国内占多数地区的逊尼派部族武装反对而受到剧烈冲击。首先,由于逊尼派为主体的“伊斯兰国”同藏匿在叙利亚北部地区的库尔德工人党存在着不可调和的政治分歧,这使得同样对库尔德工人党恨之入骨的土耳其政府对“伊斯兰国”的兴起以及圣战者和物资借道叙利亚参加“圣战”采取了纵容态度。其次,该地区的另一大逊尼派核心国家沙特阿拉伯希望借“阿拉伯之春”的机遇打破伊拉克战争后形成的“叙利亚–伊拉克–伊朗”三大什叶派政权合作的地缘政治局面。由于叙利亚人口绝大多数为逊尼派,因此,沙特阿拉伯便很容易通过支持叙伊两国逊尼派部族武装来实现对上述两国战局的影响。此外,政教合一的逊尼派沙特阿拉伯王室同什叶派世俗统治者小阿萨德之间存在着根深蒂固的私人恩怨,沙特阿拉伯需要通过部分支持各种“反美”的政治派别来抵消其在海湾战争后过度“亲美”的政治形象。最后,俄罗斯基于自身在叙利亚塔尔图斯港等重要战略利益以及伊朗基于共同的宗教派别利益都选择了支持小阿萨德政权打击国内以逊尼派部族武装为主体的反对派势力与极端主义武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川先生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07766.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