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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鹏:伊斯兰世界U型认同与恐怖组织类型关联性研究

更新时间:2018-01-10 12:13:00
作者: 姜鹏  
还是忠于民族国家利益的伊斯兰半边缘或边缘区域,在价值排序上安拉至上的神权观念不仅远远高于主权至上的政治共识,也同时使得部分极端主义思想在阿拉伯地区更容易穿透主权国家边界壁垒从而在更广泛的全球伊斯兰地区社会层面进行扩散。“大信仰与小集团”构成了研判流沙般的阿拉伯政治生态周期性演化的重要文化认知起点。此为各种纷繁复杂、形式各异的伊斯兰极端主义现象背后深刻而持久发生作用的文化内因常量。

  

   本项研究的问题脉络如下:是什么因素造就了弥散型恐怖主义现象在伊斯兰世界的疯狂扩散并迅速占据了非传统安全研究领域的主流?这种扩散在伊斯兰文明圈的核心区域、半边缘区域,以及边缘区域的传播有何差别?从历史经验角度研判,宗教恐怖主义浪潮持续演进的最终结果可能是什么?从全球治理角度分析,如何才能有效地化解、限制,抑或是消弭伊斯兰极端主义对国际社会的安全威胁?

  

   二  弥散型恐怖主义之理论建构:假定、逻辑与基本假说

  

   19世纪70年代产生的第四次恐怖主义(也被称为“宗教恐怖主义”)浪潮使得跨国恐怖主义成为超越国家主义研究范式的非传统安全领域面临的重要课题。[9] 如果说文化与信仰要素造就了纷繁复杂的伊斯兰世界所蕴含的多元政治忠诚,并构成了如“基地”组织政治命运式的“一失败,即扩散”的弥散型恐怖主义生成的文化常量,那么伊斯兰世界内部权力结构的稳定性要素则构成了弥散型恐怖主义在其历史上反复出现并且不断超越部族、种族、国家、政党与教派的核心自变量。

  

   (一)前提假定:多元忠诚的伊斯兰社会与U型认同曲线

  

   在安拉、国家与部族三者权威之间,伊斯兰文明核心区域——西亚北非阿拉伯地区——的宗教与政治忠诚往往呈现出两边高而中间低的U型认同曲线。由于在伊斯兰文明的历史演进中没有经历过类似于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这种“全民对上帝是否存在的反思和对人性价值的重申”,所以同宣扬主权至上的西方化了的外部世界不同,整个乌玛世界从根本上讲仍然是一个将神权至上奉为最高价值理性的社会。

  

   自伊斯兰教在公元7世纪产生已降,传统伊斯兰世界的宗教与政治认同便一直围绕着“真主”安拉以及自先知穆罕默德在公元632年去世后能够对伊斯兰宗教与法律教义享有解释权的教派首领。一方面,对安拉的信仰忠诚建构了伊斯兰世界内部的宗教团结,以至于“在传统穆斯林社会的身份认知中将世界划分为Dar al-Islam和Dar al-Harb,即已经归顺真主的安享和平区域和尚未归顺真主的战争地区”。[10] 例如,在“伊斯兰国”的叙事架构中,就将乌玛世界和乌玛以外的卡菲尔(Kufr)[11] 进行了明确的身份区分。2014年7月1日,刚刚建立“伊斯兰国”的哈里发巴格达迪在布道演说中明确表示:“当今的世界已经被划分成两个阵营,一个阵营是伊斯兰教徒,另一个是卡菲尔阵营。伊斯兰教徒阵营由全世界的穆斯林和穆贾西丁组成,异教徒阵营则由犹太人、十字军等卡菲尔国家组成。”[12] 另一方面,对教派忠诚基础上的部族认同则构建了伊斯兰世界内部长期的权力斗争。不论这些部族领袖们是来自那些只认可阿里与侯赛因等穆罕默德家族后裔的什叶派伊玛目(imam),[13] 还是承认穆罕默德去世后四大哈里发均是继承者演化出的逊尼派部族领袖,这些担负普通穆斯林信仰“领拜人”角色的部族长老们掌控了诸如欧洲中世纪各个教区红衣主教们所拥有的信仰与政治双重权力,从而成为了普通而虔诚的穆斯林与真主之间信仰沟通的唯一渠道与效忠对象。时至今日,在伊斯兰文明的核心地区——西亚北非阿拉伯地区——不论是政教合一的沙特阿拉伯、伊朗或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还是在世俗主义政权控制下的利比亚、伊拉克或叙利亚,在斯芬克斯之谜一样的伊斯兰世界权力角逐背后仍然能够清晰地发现部族力量这一基本政治单元发挥的核心作用。

  

   例如,沙特阿拉伯奠基者的成功主要是因为他能够通过部落联姻和其他权力政治手腕造就一个强大的部落联盟。因此,探讨沙特阿拉伯——或与之相近的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政治生态很大程度上都需要打开现代国家虚弱外表掩映下的“黑箱”,去发现苏德里斯如何反对沙马斯和其他部落的政治本质;无独有偶,自1969年成功发动对利比亚伊德里斯王朝的“九月革命”已降,卡扎菲“上校”对国家的统治便一直依靠的是他自己的卡萨斯发(Qathathfa)和麦格拉(Migrahi)两大部族力量,并在此基础上同国内其他部族酋长之间进行权力博弈。而卡扎菲政权倒台所遭受的致命一击则源于利比亚国内最大的两个部族瓦法拉(Warfala)和图阿里(Tuareg)在“阿拉伯之春”中公开宣布放弃支持卡扎菲政权的政治表态。瓦法拉部族首领于2011年2月21日公开宣布已加入反对卡扎菲的阵营,并宣称:“我们将告诉卡扎菲与他不再是兄弟了,并且要求他立即离开利比亚。”[14]

  

   而主权国家作为一个西方国际政治晚近才出现的概念,从未在《古兰经》中像“真主至上”(Allahu Akbar)、“塔维德”(Tawheed)[15] 或“伟大的先知”一样成为价值追求的重要目标。伊拉克哈希姆王朝首任国王费萨尔一世曾对国内长期存在的部族主义对抗国家主义政治生态一直十分头疼,并早在1933年便发现了在伊斯兰世界内部部落主义对国家认同的消极影响:“由西方制图家和政客们随手勾画出来的伊拉克就像是一个汇聚了各类民众的调色板。这里充斥着缺乏任何爱国情怀的真正的乌合之众。脑子里浸透的不是各类诡异的宗教传说,就是被从小灌输的部族仇恨。在这个国家里,他们没有共同的联系,只会一味地屈服于邪恶势力和专制统治,并且随时准备推翻一切现存政权。”[16] 如今的伊拉克仍然是什叶派、逊尼派和库尔德三足鼎立的政治局面。国家边界的划分让这个伊拉克难以在脱离“家长制”的强人统治下保持长期政治稳定。一俟维系国家统一的压力减弱或消失,这种被政治压力粘合为一体的国家就会再次陷入到政治分裂的动荡局面并面临解体的风险。

  

   从根本上讲,“主权至上”的西方现代国家观念同“安拉至上”的伊斯兰社会本身在逻辑上就是无法兼容的。尤其是在神权政治占主导地位的伊斯兰文明的核心区域——西亚北非阿拉伯世界——宗教派别与部族认同仍然强大的伊斯兰世界,对于主权国家的认同仍然只具有某种外来属性。[17] 因此呈现出安拉、国家与部族的U型认同态势;而在伊斯兰文明的边缘区域,由于部族长老权力在国家主导的政治变革中被强制废除,在经历过前社会主义国家改造过的伊斯兰文明边缘区的认同则表现为另一种U型曲线,即以安拉和民族国家的忠诚为两个顶点,而对部族酋长——他们同藏区农奴制下的土司一样被强制废除了——的忠诚为低点的特殊形式。

  

   (二)逻辑脉络:身份认知理论推演下的伊斯兰政治法则

  

   本项研究以伊斯兰世界内部存在着的差异性U型认同曲线为核心假定与逻辑起点,在此基础上推演出的逻辑链条可以简单概括为:独特的伊斯兰文化孕育下的身份认知决定了内部成员的利益认知,利益认知决定了伊斯兰世界内部成员间互动逻辑与理性偏好,进而对行为选择模式产生影响,最终造就出差异性的伊斯兰地区政治法则。

  

   伊斯兰文明核心区域——西亚北非的阿拉伯地区——独有的U型身份认知曲线决定了成员在“建立统一的伊斯兰世界”和“基于部族身份的教派忠诚”两种身份之间进行利益判断。一方面,共同的伊斯兰教信仰鼓励内部每一个成员在对外部文明的斗争中建立起基于宗教–政治信仰统一的“苏丹–哈里发国”;另一方面,伊斯兰教作为一种带有普世情怀的社会思想,使得“复兴乌玛荣耀”这样一种价值追求又因为阿拉伯地区内部存在的部族忠诚而始终面临着一个在其整个历史上都基本无解的逻辑困境,即在教派、部族、种族与世俗国家多元忠诚混合叠加的阿拉伯社会内部,由谁来建立起这样一个统一的政治权威?这一内蕴的逻辑冲突自伊斯兰教创立之日起便困扰着倭马亚王朝、阿拔斯王朝、奥斯曼王朝等所有在历史上实现统一的新月帝国并成为伴随至今的政治难题——只要伊斯兰世界内部在身份认知与价值追求上仍然无法摆脱“大信仰”与“小集团”之间内蕴的逻辑冲突,穆斯林社会的基本政治法则就会一直表现为“在传播普世信仰的民众层面自下而上的联合统一热情”与“在信奉权力制衡的大多数统治者之间——在伊斯兰文明核心区表现为部族宗教领袖,而在边缘区域则表现为民族国家领袖——自上而下的割据分裂冲动”。

  

   绝大多数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本质上是要推翻世俗政权并建立依靠沙里亚法统治的政教合一的乌玛世界。正是这种情怀在伊斯兰社会基层持续激发出的身份认同,为其在阿拉伯地区可以轻易跨越现代主权国家政治边界并广泛传播提供了最根本的条件。但问题在于,不论是伊斯兰文明的核心区域,还是半边缘或边缘区域,究竟是源于民众层面的自下而上的“联合统一”占据主导,还是源于统治者层面的自上而下的“割据分裂”构成主流,这取决于一个重要的认知变量——权力的结构性变化。

  

   首先,在伊斯兰文明核心区域,当权力结构在最薄弱的国家认同环节出现真空之时,极端主义思想便很容易在“大信仰”所建构的身份认同基础上跨越国家边界进行传播,并向伊斯兰文明圈的其他地区外溢。当权力结构在伊斯兰政治的最薄弱国家认同环节出现有效的强人政治之时——例如伊拉克总统萨达姆、利比亚领袖卡扎菲、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叙利亚总统老阿萨德,或突尼斯总统本·阿里——“大信仰”便会因各阿拉伯国家世俗统治者在野心荣誉等驱使下进行的主导权竞争和权势均衡而暂时让位于“小集团”忠诚。

  

   其次,在伊斯兰文明的边缘区域——在此主要指阿拉伯地区以外的穆斯林集中分布地区——例如苏联统辖过的高加索地区、中亚地区,凯末尔改革后的土耳其或中国新疆地区等经历过现代政治文明强制体验并产生持久社会结构变革的地区——这类地区不仅在政治现代化过程中强制性废除了部族长老的权力,同时也使得民族自决、主权原则与建立独立国家的现代政治意识和身份认同更加清晰化。

  

   所以,在伊斯兰文明的边缘区域,存在着“宗教大信仰”与“民族国家小集团”之间的双重认同。由于该类地区的民族国家认同强于伊斯兰文明核心区域——西亚、北非的阿拉伯地区——同时该类地区因其在宗教内部的从属地位难以获得统一伊斯兰世界领导权的合法认同,因此,伊斯兰文明的边缘区域政治领袖层面“自上而下”的政治追求往往也限定在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或推翻现存世俗政权建立伊斯兰教法的原教旨主义国家。民众层面“自下而上”的宗教信仰认同则被民族国家认同部分淡化。例如,中亚各国在独立后彼此之间一直没有形成良性的国家关系,相互防范的政治互信水平和以邻为壑的经济合作关系在25年中不仅没有好转,反而显示出进一步恶化趋势。[18] 以上便是基于核心假定推演出的基本逻辑框架。

  

   基于伊斯兰世界独有的宗教理性价值情怀与政治逻辑,本项研究提出如下基本假说,即弥散型跨国恐怖主义生成的根本政治土壤在于伊斯兰世界内部连接“大信仰”与“小集团”之间的政治纽带——主权国家——之间是否能够形成强有力的权力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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