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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崇胜 何路社:关于民主集中制的一些深入探讨

更新时间:2018-01-09 20:49:07
作者: 虞崇胜 (进入专栏)   何路社  
其诚然是非常重要甚至核心的要素。但是,其在权力委任制、选任制、考任制三种权力宏观制度中的地位和作用各不相同。因此,贯彻落实民主集中制时,必须区别她的适用范围。民主集中制在这三种权力宏观制度中各有其界限,发挥着不同的作用或功能,必须清晰地对此加以认识和界定,而不能错位、越位。

  

   正是由于将民主集中制当作权力宏观制度,从而使在对其的研究中,实际上形成了人们把权力宏观制度与权力具体规则两个层次的民主集中制混为一谈的误区。结果往往是或用民主集中制作为权力具体规则时于自己观点有利的事实或材料,对其作出权力宏观制度层次上的整体肯定;或用民主集中制作为权力具体规则运用到权力宏观制度时于自己观点有利的事实或材料,就连其作为一种科学正确集权艺术的权力具体规则层次上的正当性也被否定。这样,人们在论证自己的观点时都共同存在着一个致命的毛病,其往往是空洞牵强,和瞎子摸象以偏概全,无法让人完全信服。相对而言,认为民主集中制的实质是民主和集中的有机统一者,虽然较之简单地肯定或否定要合理一些,并已经为许多人所认可。但由于它仍然未对民主集中制作具体的分析,未能给我们提供识别民主集中制之利弊的具体方法,因而在实践层面缺乏操作性,依然流于空泛。以至我们至今也不清楚:民主集中制究竟哪些方面才是需要发扬光大的?以及有哪些方面又是需要改进完善的? 有鉴于此,我们以为在讨论民主集中制时,首先应对民主集中制这一概念从不同层面上作出准确的分析和把握。否则,就难免会混淆这两个层次的民主集中制,在理论上带来各种困惑和误解,从而严重影响我们对民主集中制的实践。若把作为权力具体规则的民主集中制不加区别和限制地运用到权力宏观制度上,既不利于正确的集权,也不利于正确的民主。可以说,民主集中制实践中之所以会凸显出一些政治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正是在理论上未能澄清权力具体规则与权力宏观制度两个不同层次上民主集中制的内涵。因此,正确分析民主集中制权力具体规则与权力宏观制度两个不同层次的内涵,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民主集中制权力宏观制度层次政治效率分析

  

   作为权力具体规则的民主集中制,必然是与一定的权力宏观制度相联系而存在的,不可能孤立地去讨论其效用。而作为核心要素具体规则的民主集中制,其与不同的权力宏观制度的兼容程度与张力大小,则决定着这一权力宏观制度的政治效率高低。在政治现实中,计划政治——权威制——权力委任制(据主导地位)权力宏观制度系统和市场政治——民主制——权力选任制(据主导地位)权力宏观制度系统,是具有逻辑一致性的两种基本性标配。下面,我们将分别对民主集中制运用于其中之政治效率进行具体分析:

  

   (一)民主集中制与计划政治——权威制——权力委任制(据主导地位)权力宏观制度系统之间的兼容与张力

  

   1、高度性兼容

  

   计划政治——权威制——权力委任制(据主导地位)权力宏观制度系统的核心是,在权力资源配置上以专制集权性的权力委任制为主,选任制与考任制为辅。改革开放至今,经济领域我们已经由用计划手段配置社会资源的计划经济,逐步过渡转轨到现行的用市场手段配置社会资源的市场经济。但在政治领域中,我们仍然是用计划的手段配置权力资源。各级党委的组织部就相当于计划经济时期各级政府的计划委员会,其担负着有计划按一定要求与结构配置各级权力资源的重要职责。所谓“党的领导”,其核心就是“党管干部”。而所谓“党管干部”,就是按照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有计划地配置权力资源。不论是权力的选任,如党委书记、政府首长、人大代表;或是委任,如党委政府的部门领导人、政协委员,其人选都事先必须经过党的组织部门有计划地考察选拔提名,然后进行认可式的选举或委任,而不是在政治客观实践中由市场通过自由竞争自然选择。

  

   计划总是与专制、集权、人治联系在一起的,要实现这种人为的主观计划,操作起来必然需要采取专制、集权、人治的手段,而我们利益机制意义上的民主集中制正是这三者的完美统一。我国现行的三项基本政治制度,党员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度的权力选举,都无不是以民主集中制作为游戏规则。在权力计划人事机制中的民主集中制具体规则下,我们不仅是权力者的组织委任制,即使是“党代会”、“人代会”、“ 政协会”形式的选任制,主观上我们都力图去操纵控制左右她,客观上我们也实际基本能够操纵控制左右她。

  

   在配置权力资源上采用资本主义那种民主选举作为游戏规则,并非就像一些人所想象那样美妙。人民是与精英相对的,具体的人民从来都不似抽象的人民那样伟大高尚过,反而一般总是在素质的培养提高上受到各种条件制约。俗话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连鲁迅、高尔基这样的同情者也只能“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董必武对此也曾有非常精到的议论:“有些同志以为实行群众路线不需要党来领导,这也不对。没有党的领导,群众利益是不能实现的。”“像群众长远的利益或最高的利益,群众自身往往是看不见的,必须有党领导,群众才不致走错路。”[13]何况人劣根性极多,民主若真的实行起来,交易成本很高,就像一副毒性很大的中药,闻起来香,吃起来苦,具有许多副作用还不保证能治好病,若体质差,弄不好甚至适得其反。从我们所知道的大多数第三世界资本主义国家民主选举实践来看,情形便是如此。我国多年来的基层民主选举中,即使尚在民主集中制的权威主义控制之下,也暴露出贿赂、暴力及宗族势力、宗教势力甚至黑恶势力干预、操纵选举等诸多问题。[14]

  

   而在配置权力资源上采用民主集中制这种权威主义作为游戏规则,交易成本较低,在社会资源总量有限的情况下,其像臭豆腐一样,闻起来臭,吃起来香。前苏联、中国、朝鲜、越南、古巴……一些采取这种政治体制模式的社会主义国家,就极少因国家领导人更换出现过严重政局动荡甚或暴力政变的情况,能较好地保持近期和外表的社会政局稳定,有利于一时社会经济的发展。在这种对比之下,指望当局者放弃权威主义,选择民主选举作为配置权力资源的游戏规则,显然是不现实的。诚然,只要是科学的民主政治便可以治疗权力腐败之病,有益于党和国家肌体的健康,在尽量减少她的副作用以后,再苦也可以咽下去;权威主义虽香,却容易滋生权力腐败,损害党和国家肌体健康,长此以往甚至会亡党亡国,再香也要吐出来。但这只有是在客观地指出资本主义民主选举的弊端所在的基础上,然后加以改进找出一条切实可行的新路径,才有可能会使当局者接受。黑格尔说过:“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15]这一至理明言提示我们,任何制度或规则的存在都不是偶然或者“荒诞”的,而是主体在客观环境或特定背景下的理性选择。所以,尽管新的历史条件下创新发展和完善民主集中制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转型的内在要求,但只要这一转型尚未达到理论与实践皆条件完全成熟的最后一刻,在迈出权力资源配置实行真正的自由民主选举这关键性一步之前,有关民主集中制问题上的保守性就具有其现实合理性。

  

   2、致命性张力

  

   从1927年6月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首次规定“党部的指导原则为民主集中制”起至今,我们就一直实行民主集中制。但遗憾的是,从民主集中制的历史实践来看,“民主的集中制”作为具体规则事在人为,经常遭到歪曲被裂变成了可以随权力者个人意志为转移的“民主集中制”。即什么时候想民主就民主、什么时候想集中就集中,和想怎么民主就怎么民主、想怎么集中就怎么集中。即使不断制定完善民主集中制的实施细则与程序保障,其执行效果仍然受权力者的综合素质所决定。要想在民主集中制的实际操作中避免出现偏差?前提是集权者必须正确,而且永远正确。那么,又如何来保证集权者的意志是正确的呢?前提是这个集权者必须是德才兼顾的。能力欠缺不行,道德低下更不行。然而,正是在权力宏观制度的层次上,民主集中制却无法保证这一点。

  

   用民主集中制来配置权力资源,这种“计划政治”表现为政治权力的高度集中和垄断,在人事安排上是少数人非公开操作。虽然有各种形式的选举,但这些选举都不带有真正的竞争性,相反,都是事先内定好候选人,而且在投票时必须想方设法确保这个候选人一定能当选。这样的选举能有多大意义?用民主集中制作为游戏规则来配置权力资源,她的专制、集权、人治性,形象地说就是少数人在少数人中选人。如此情形之下,组织上再好的计划和愿望,什么德才兼备、干部“四化”,都必然会在执行中变味走形,产生用人上的腐败及失当。这便是一切权力腐败和政治治理低效的源头。

  

   这种所谓的民主集中制权力具体规则,有赖于权力者的素质而又不能保证权力者的素质(在过去,我们是靠战争、敌我斗争的残酷环境的自然选择来保证,这也是一种而且是更严酷的一种敌我权力竞争选择机制),权力行使依赖于权力者行为却又不能有效限制权力者行为。其产生、存在的特殊战争和敌我斗争年代环境,早已成为历史。在今天我们已经取得执政地位,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般常规情况下,只有真正的、彻底的、完全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前提下的权力市场竞争机制,才能保证权力者的素质,从而也从根本上有效地限制权力者的行为。

  

   民主集中制根植于我国革命时期的历史土壤,我们这里必须进一步指出的是,民主集中制之所以产生于革命战争年代的特殊环境时期,其历史源头为革命权威主义。而主要原因之一是,当时缺少了列宁所指出马克思主义政党开展民主活动需要具备的三个条件“完全的公开性、选举制和普遍监督”中的第一个重要条件。[16]所以,那个时代包括中共在内的各国共产党,一成立就是阶级斗争政治框架下的革命党,而非民主选举政治框架下的议会党。在过去不走议会道路,走暴力革命道路夺取政权的革命战争年代,为适应残酷的阶级斗争形势,无产阶级政党必然需要一种权威来保障组织运转的效率,以领导无产阶级取得阶级斗争的胜利,并且依赖比市场和平竞争更残酷的敌我之间你死我活的竞争来保证权力者的素质。

  

   那是因为那时民主集中制的实行中,有种自然利益机制在发挥作用。即敌我双方你死我活的残酷权力竞争,夺取政权为天大的一种利益机制。其一如自然科学研究中,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激励着科学家不畏艰辛、刻苦攻关的献身科学精神。献身革命也是如此,革命理想大于天,于中实现了阶级和个人利益的辩证统一。有大利益管着小利益,而且因为未夺取政权,权力尚少利或无利可图,甚至需要牺牲付出。正是群体、长远、根本的利益,使革命者甘于牺牲个体、眼前、暂时的利益。当时用集权进行权力资源配置能行之有效,正是依赖敌我竞争利益机制的存在。因为显而易见,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下,如果权力者领导失误,搞官僚主义不按客观规律办事或贪污腐败,革命立刻受到损失,马上就要付出血的代价,在那种情况下,即使你想不优胜劣汰都不成。所以,在革命战争年代夺取政权的非常历史时期,权力资源配置的确可以通过民主集中制来专断。

  

但即使中共通过民主集中制来配置权力资源在革命战争年代较成功,其实践中也曾存在过许多教训。如1931年1月六届四中全会前后,中共中央为了加强对各个苏区的集中统一领导,(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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