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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庆龙:中印边界冲突中的英国因素

更新时间:2018-01-09 01:49:30
作者: 孟庆龙  
中国政府谋求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决心是坚定不移的,只要还有一线希望,就将继续寻求和平解决的途径,主动创造有利于停止边境冲突的条件。他同时呼吁亚非国家主持公道,推动中印直接谈判。英国著名和平主义者、哲学家罗素于11月16日和19日两次写信给周恩来,希望中印双方能够尽快停火撤退,通过磋商解决争端。对于罗素的来信,周恩来和外交部给予高度关注,周恩来于11月24日亲自给罗素回了一封长信,详细介绍了中印边界的历史形成问题,希望罗素继续运用其卓越影响,来推动印度政府对于中国政府的声明作出积极响应,采取相应措施。

   但对于中国反击作战的意图和目的,世界上多数国家感到难以判断,英国对中国发动反击作战的目标也是莫衷一是,各部门给出了多种猜测。1962年11月2日,英国外交部远东司司长E.H.佩克(E.H.Peck)在一份题为《对中印冲突当前局势的评价及未来政策的评估》的秘密文件中提出,中国的想法有可能是,“在冬季来临之前,尽速尽可能地多占地盘,特别是在东部地区”,以“迫使印度按照中国的条件进行谈判;中国在领土方面的目的则是在拉达克地区做出小小的让步,来换取确认中国对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的占领(略作调整)”;中国的长期目标有可能是,“在亚洲黄种人眼里羞辱印度;迫使印度把发展经济方面所做的努力转移到军事方面”。同月8日,英国三军参谋长会议发给英国驻德里官员的一份绝密文件,在对中印边界西段、中断和东段的军事形势作了一番分析后认为,中国军事行动的目的主要是“出于西藏内部安全的考虑,并确保在军事上发出声音,使西藏与印度之间的边界得到国际上的认可,眼下的主要目的可能是迫使印度就整个边界通过谈判达成协议”,故“从短期来看,中国军队有可能在从拉达克到印度东北部边界的全线继续推进,占领不丹和锡金的大部分地区”,但不大可能攻至平原地区,因为那样印度就可使用空军作战,这会对中国不利,因而中国不大可能扩大战火,而是巩固在西线和东线占领的地区。同月9日英国驻北京使馆官员给英国外交部的一份文件认为,中国在边界问题上的长期目标是“重建在其‘传统边界’内的统治”,而“并无征服邻国的野心”;中国“没有任何明显在东段扩张领土之意”,而是似乎更想使南亚和东亚国家在意识形态上与北京而不是与莫斯科接近。同月10日英国三军参谋长会议的一份绝密文件认为,中国在政治上的长期目标是“防止印度的发展威胁中国在亚洲占主导的影响力,更近期的目的是保护其从在拉达克地区的阿克赛钦到西藏的通道”。到1963年2月11日时英国官员还是认为,中印战端始于中国试图占领拉达克地区、打通疆藏通道并结束印度在亚洲对中国的挑战。即使到了1962月11月20日中国快要宣布停火时,英国政府仍称无法确定中国在边界战争中的目标。

   中国政府一直没有放弃和平解决冲突的努力。在战事接近尾声时,1962年11月19日周恩来与陈毅在接见印度驻华使馆临时代办班纳吉谈到中印边境冲突问题时强调:尽管形势看来很紧张,双方应从更远更深来看,中印两国关系应该友好下去。中国方面是有信心的,将不丧失一线希望。周恩来表示为此准备第五次去德里。为了再次用实际行动表明中国主张通过和平谈判而不是通过武力来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诚意,并出于尽可能保持中印友好关系的愿望,中国政府在解放军取得重大胜利的时候,于1962年11月21日突然发表关于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界全线主动停火后撤的声明,宣布:(1)从1962年11月22日零时起,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界全线停火;(2)从1962年12月1日起,中国边防部队将从1959年11月7日存在于中印双方之间的实际控制线后撤20公里;在东段,中国边防部队虽然是在传统习惯以北的中国领土上进行自卫反击,但仍准备从目前的驻地撤回到实际控制线——“麦克马洪线”以北,并且从这条线再后撤20公里;(3)为了保证中印边境地区人民的正常往来,防止破坏分子的活动和维持边境的秩序,中国将在实际控制线中国一侧的若干地点设立检查站,在每一个检查站配备一定数量的民警,并且将经过外交途径把上述检查的位置通知印度政府。声明还指出:中国军队后撤以后的位置将会远离其在1962年9月8日以前的位置,因而要求印度军队不要越过实际控制线,恢复他们在1962年9月8日以前进占的位置。世界战争史上还从没有过这样的事情:完胜的一方在失败者还没有任何承诺的情况下,就不提任何要求,单方面无条件撤军,这让全世界大为惊讶,就连外交上一向老到的英国人也摸不着头脑。

   不久之后,中国国防部又分别于1962年11月30日、12月21日和30日发表声明,多次宣布中国边防部队将继续从中印边界东西两段主动后撤。1963年2月28日,中国边防部队完成了全线主动后撤的计划。这样,中印边境事实上不但实现了停火,而且实现了双方武装部队的脱离接触。同年3月1日,中国国防部宣布,解放军已于2月28日全部完成后撤计划。4月,中国方面又宣布释放和遣返包括数名将军在内的全部3213名印俘,并把所缴获的全部轻、重武器、弹药及其它军用物资,列出详细清单,交还印方。

   中国方面发表的一系列声明和采取的行动,引发了世人的种种猜测。其实,关于中国军队撤退的动机,周恩来在1962年12月1日接见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苏卡尼谈到中印边界时说得很清楚:一是中国要主动避免冲突扩大,二是中国不主张用武力解决边界问题,三是不把印度推到西方去。但许多国家还是对此将信将疑。

   中国宣布停火前后,英国政府内部在中国战争目标问题上意见不一,但大体上接近中国的立场。1962年11月20日英国官方的一份秘密文件显示,英国首相及一些官员“不排除中国发动全面入侵的可能性”;而英国外交部则认为中国的目标仅限于对其南部边界的主张。鉴于中国和印度关于边界线的主张(各自对“习惯线”和“实际控制线”均有不同主张)十分复杂,此时英国外交部称它自己搞不清楚中印主张的不同边界线究竟有何不同。有英国官员称有证据表明中国准备承认麦克马洪线。11月21日英联邦事务部的文件认为,很难评估中印边界问题将来会如何解决。同月22日《人民日报》称中国的反击目的是为和平谈判创造条件。英国政府部分官员在一定程度上同意中国的说法。

   对于中国宣布停火的意图,1962年11月下旬英国驻北京使馆官员发回国内的一份文件认为,中国政府提出停火建议的目的是为了谈判,是为了迫使印度接受中国此前提出的条件。11月22日举行的英国三军参谋长会议的文件认为,中国宣布停火、撤军,是因为他们认为已足以表明了对印度的军事优势,而且有能力占领中国声称属于他们的印度境内的地区,已经羞辱了尼赫鲁。此时,印度外长认为,中国政府提出的停火和撤军建议具有很大宣传意义,尼赫鲁感到中国的撤军建议很复杂,不好应对。有的英国官员认为中国宣布停火、撤军受到了国际因素的影响。1963年1月17日英国驻德里高级专员的一份文件认为,应该在中国停火的原因中考虑苏联压力加澳亚非国家等外部因素。鉴于上述原因,直到1963年3月上旬时,英国官员对于如何提及印中争端仍十分谨慎。

   此间,英国不顾在战场上遭遇失败的印度的感受,继续保持与中国高层的联系。1962年10月底和11月初,在战事进行的过程中,中国总理周恩来和外长陈毅与访华的马尔科姆·麦克唐纳就中印边界问题进行了几次谈话。据麦克唐纳称,周恩来批评了英国对中印边界问题的政策,但又对英国向英联邦成员国印度提供援助表示理解。周恩来称,英国人比其他西方国家更有经验,更务实,非常清楚20世纪世界正在发生的变化,以许多方式推行了明智的政策。麦克唐纳认为,关于中印边界问题的解决办法,周恩来的意思是,中国愿意据此与印度达成一项协议:中国在东部边界同意就“麦克马洪线”再加上某些让步,以换取印度在西部边界地区做出让步来满足中国的要求。英国官员对麦克唐纳访华与中国领导人谈中印争端很感兴趣。中国发动全面反击作战后,英联邦事务部因顾虑到按原计划邀请中国外贸部副部长访英可能使印度感到不悦,故暂时推迟了此次访问,但英国仍然考虑如约向中国提供贸易贷款。

   英国对中印争端大体上持不挑事、不使矛盾激化的态度。在边界战争期间,英国同情、支持印度,但同时又努力不使中印矛盾进一步激化。1962年11月19日,英国外交大臣会见中国驻英临时代办熊向晖时称,中国“明确无误地侵略”了印度,希望中印双方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但在印度遭到攻击的情况下很难举行谈判”。蒙哥马利元帅认为,鉴于中国坚持只能通过中印间直接谈判解决问题,英国对中印冲突如何解决是“无能为力”的。次日,英国表示不赞同由北约向印度提供武器援助;英国联合国协会一分支机构要求英国首相索性把中印冲突提交联合国。英国一些公众也发出和平呼吁。1962年11月22日,英国布利斯托和平理事会敦促印度接受中国的建议;25日,英国一民众致信首相,敦请英国政府积极支持中国的停火倡议。


1962年战争后英国对中印的态度

  

   英国政府认为中国单方面宣布停火、撤军,对印度产生了诸多不利影响,对印度的表现则不甚满意,故在继续向印度提供援助的同时,仍然与中国保持高层联系,并对有关国家进行的调停活动提供适当帮助。

   英国认为中国的停火、撤军建议对印度不利。1962年11月23日,中国宣布停火后不久,英国驻北京使馆官员认为印度反应太慢,还未来得及做出反应全世界就都知道中国提出了停火建议,这使印度显得很被动。同月29日英国外交部发往驻几国代表的文件认为,中国的停火建议,“事实上将在东部恢复麦克马洪线作为中印边界,在西部则将使中国控制拉达克包括阿塞克钦高原和新疆到西藏的战略公路的大片地区”。

   英国对印度的表现略有微词。1962年11月28日《纽约时报》刊登的一封读者来信否定了麦克马洪线的合法性,印度官员甚为不满,要求英国出面帮助予以反驳,英国方面未予反应。12月初,英国驻北京使馆官员认为印度人在中印边界争端中表现对己不利。有英国官员提出,在1935年、甚至20世纪40年代之前,无论是印度与西藏边界的协议,还是对“麦克马洪线”以南、特别是达旺以南的有效控制上,证据都对中国有利,而印度在中印边界争端上自我辩护往往不够给力;印度对战争爆发前中国的行动和动机认识不清,准备不足,在处理中印边界争端上犯了错误。英国外交部认为,无论是从握有的权利还是所犯错误看,中国方面的态势都要比印度方面好得多,因此在麦克马洪线问题上,印度的主张(包括提出的证据)对印度很不利。1963年1月11日英国官员的一份文件称印度是“伟大的半醒”。同年5月初,曾任英国驻老挝大使的历史学家J.M. 艾迪斯(J.M.Addis),在其受英国外交部之邀提供的一份关于中印边界问题的报告中指出,从历史上看,印度关于中印边界的论辩没有多少影响力。同年7月18日英国外交部官员的一份文件认为,印度在处理中印边界冲突上徒劳无功。

英国虽然对印度的表现有所不满,但还是应印度的迫切要求向其提供了援助,不过仍然并非十分积极。中国宣布停火几天后,1962年11月26日,英国即派联邦事务大臣率一个由军事和文职专家组成的专家团赴印度,以确定英国在援助印度方面应卷入到何种程度及提出何种建议。同年12月初,英国外交部虽答应给印度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但在提供武器问题上不愿向印度做出明确承诺。截止1962年12月,英国还是印度最大的援助国,但数月之后,英国在印度的援助国排名上便落在了后面。1963年4月至8月,英国向印度提供了3000万英镑的贷款,同时还动员加拿大等英联邦国家向印度提供援助。从中印边界战争后到1963年4月底,在向印度提供援助的国家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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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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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201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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