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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稻葵:新时代中国经济的三大特点、六大挑战

更新时间:2018-01-07 09:30:25
作者: 李稻葵 (进入专栏)  
2017年 7月份召开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就是一个词“稳定”。

   中国目前的主要金融风险是流动性太大。我们大量的金融资产是以流动性很强的存款和现金的形式存在,折算成美元有 23万亿美元,而央行手里只有 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只要有 1/6的人不相信中国的金融体系,就会出问题。未来十年、二十年,资金跨境流动都需要管理,这条线是不能碰的。

   2、要解决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发展不平衡有很多表现,有社会层面的,如医疗、教育、公共服务等;有经济层面的,如区域发展不平衡。

   北京有现代化的建筑,但是这些现代化的建筑包围在雾霾之中,全国焦炭生产的 23%在北京方圆 500公里范围之内,这是一种不平衡的表现,必须是京津冀一体化。

   再例如,比较江苏和安徽两省,江苏是全国省份里面人均 GDP第一,安徽是倒数第六,江苏是安徽省的二倍以上,这两个紧挨着的省相差就这么大,这就是中国经济的不平衡。

   不平衡恰恰是增长的潜力,就是让那些短期内还没有发展起来的地区起来,事实上安徽省正在崛起。两年前李克强总理把德国的总理默克尔请到了安徽省,就是要给德国的领导人看一看安徽省蓬勃发展的局面。

   这就是我们大国发展的潜力,归根结底怎么弥补发展不平衡?经济层面上讲,资源尤其是要素要流动起来,要不然资金带着技术从江苏流到安徽,要不然是人口从安徽逐步逐步地挪到江苏。这是我们大国的优势,虽然是挑战,但也是增长点。

   3、未来中国要实现2035、2050的愿景,劳动力的技能一定要提高

   现在快递哥的平均收入可能比大学本科毕业的起薪高多了,但我也挺担心他们,因为未来社会、未来的世界的竞争主要是劳动力跟劳动力的竞争,同样的装配线,同样的流程,中国的劳动力能不能干的比意大利强,能不能够让工厂的生产能力留在中国,而不是去意大利或者匈牙利,这是关键。

   说到底,劳动力要提高生产效率,你的工作能力要提高,单位时间的效率要上去。德国人从来不加班,人家生产的汽车全世界受欢迎,尽管成本高,但是质量好。

   我们一定要和世界发达国家水平对表,而不是要对表东南亚,对表越南,对表印度。快递哥这部分人能不能够操纵机器,能不能够适应未来的柔性化生产是关键。

   未来的竞争是人跟机器的竞争,会不会出现一个科技陷阱呢?会不会快递哥们被以后的自动送快递的机器和车代替了呢?十年内恐怕很多快递的这种工作就被机器所代替了,怎么办?教育、教育、再教育,培训、培训、再培训。

   所以说一定要提升劳动力的教育和培训,前景是什么?前景就是提高人与人之间服务的能力。例如心理咨询师未来是大行业。大学生得学点心理学,未来机器代替人以后大部分人都会变成彼此的心理咨询师。

   现在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是 42%了,至少数量是很高了,质量也不差了。我们现在的短板是高中阶段教育,现在初中毕业的一大批劳动者收入很高,所以没有耐心读高中。他们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饭碗很快就会被机器所替代,没有意识到必须学心理学,必须转变工作方式。

   政府要给点补贴,提出对应的政策。让市场跟行政、政策手段同时发力,要求他们在学校里多学几年,这样才能够适应未来人类社会、中国社会发展的需求,这里要避免市场过于短期的行为。

   4、人口老龄化

   中国人口正在加速老龄化,到 2035年就是一个老龄化的社会了。会不会出现像美国那样医疗花费在 GDP中的比重达到 18%?这将会给中国经济背上较重的包袱。

   同时,我们也不能完全靠家庭养老,否则再过 20年,年轻人会时不时收到家里老人的电话需要回家照顾老人。像我们 60年代出生的人,一年出生三千万。初中毕业能上高中的不多,高中毕业只有大约 2%能上大学。等好不容易熬到退休了,一对小夫妻要养四个老人。

   所以必须要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高效的养老体制,要有制度创新,社会跟家庭、道德跟法律、市场跟行政多管齐下,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一定要有体制创新、制度创新、政策创新。

   5、投资需谨慎

   中国经济不仅储蓄高,而且剩余储蓄高,所以必然要走出去投资。但是,投资不仅要能够获得好回报,而且要对世界做出新贡献。“一带一路”就是这么策划的,目的就是用好我们的剩余储蓄,给周边沿线那些还没有发展起来的国家看到希望,让他们跟中国经济一起往上走。所以 2035、2050不仅仅是中国梦,恐怕也是一个世界梦。

   需要注意的是,走出去应该,但一定要谨慎,一定不能办傻事,一定不能钱多、人傻,否则被世界笑话。当你进行商业谈判的时候,有时候你多给人家钱了,别人反倒瞧不起你,认为你傻、不精明。

   6、要建立自己的经济学理论

   中国在发展的过程中,面对国际社会唱衰中国经济的舆论,不仅要讲中国的经济故事,更要研究出中国自己的理论。理论上不去,理论讲不圆,在国际上、在政策发展问题上就会永远吃亏。

   中国发展起来了,世界不理解,觉得中国人偷跑、抢跑、耍赖了,占了西方人的便宜,特朗普说是非公平贸易。怎么办?需要讲中国的故事。当然,这样说给人的感觉好像有点忽悠,所以要有中国的理论,理论上不去、讲不圆,你在国际上、在政策发展问题上永远吃亏。

   讲经济学理论最成功的是英国人。 1775年开始搞工业革命,同一年亚当·斯密出版了《国富论》,被认为是经济学的《圣经》。

   《国富论》的基本思想就是,自由市场经济是自我平衡的,好得很,只要你搞自由市场经济,人人都受益。因为自由市场经济可以劳动分工的很细,每个人都发挥效率。

   亚当·斯密给英国时代创造了一种理论、一种思想,影响了无数人,大家都觉得英国工业革命是世界的福音。亚当·斯密的继任者,大卫·李嘉图,当了英国的国会议员,后来到大学当教授,也为当时英国的经济摇旗呐喊,自由贸易最好、人人都受益,自由贸易的各国都发挥比较优势。英国当时是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的国家,他们的经济发展在学者那里找到了理论的、思想的根据。

   马克思,德国人,研究当时兴起的英国资本主义市场的生产方式。在英国大英博物馆奋斗了几十年,他的结论有鲜明的斗争性、实践性,充满了哲学的思考。

   他说资本主义的制度是暂时的,不是永恒的,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理论是误导,认为那个制度永远会存在。马克思发现资本主义制度有它潜在的本质性矛盾,这个理论给当时的工人运动提供了思想指导。马克思的理论是一种哲学的思考,比亚当 .斯密和大卫 .李嘉图高一个层次,这么多年指导了很多国家的工人运动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

   凯恩斯,又是英国人,看到了自由市场经济本身的冲突、矛盾,包括 1929年的大萧条,工人大规模失业,有人想买东西,但是工厂又不能开工,这是一个巨大的矛盾。

   凯恩斯提出政府必须干预,政府发债券,雇工人在地上挖个坑都可以,只要你挖坑就把工人雇了,工人就有钱了,市场就可以运转起来,他在哲学层面实际上是继承了马克思。

   一战结束时,凯恩斯作为当时最伟大的经济学思想者,倡导不应该死磕德国,英国跟法国应该给德国留出生路,可惜他们没有听凯恩斯的。英国和法国拼命地挤德国,把德国推向了极权主义的、极端主义独裁的死路。

   二战结束前夕的 1944年,凯恩斯带领英国的团队应邀到美国去构想 1945年战后世界的经济大格局。讲的非常好,但是可惜英国已经是明日黄花了,美国是世界霸权。堂堂的凯恩斯说不过美国的国务卿怀特,怀特方案最后被采纳。

   当时的中国国民政府也派了一个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的团队,由财政部长孔祥熙带队,提出了关于战后国际经济治理的中国方案,可惜实力不够,没人听。孔祥熙也国外留学的,对国外的理论、对国际的规矩很熟,还是没用,所以实力跟理论必须匹配。

   比较成功的例子是美国人。美国非常有意思,建国二百多年的时间,绝大部分时间是搞贸易保护的,美国内战的结果是,搞贸易保护的北方战胜了支持自由贸易的南方,这是完全背离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的基本原则的。

   很有意思,美国从内战结束以后一直到二战结束,这段时间原则上讲,没有出思想家、经济学的大家,没有思想家为自己辩护。美国人是大陆经济,搞贸易保护,不需要搞自由贸易是说得过去的,但是美国没有出自己的思想家为自己辩护。

   直到二战结束,美国要主导国际秩序,蹦出来一位米尔顿·弗里德曼,自由经济的领军人物,集成的是维也纳奥地利学派,其实也不是美国本土的,哈耶克是他的同事,比他牛,但他是一个很好的传播者,作为犹太人非常会辩论、非常会利用电视媒体的传播渠道在美国到处宣传自由市场经济,符合那个时代的精神,符合当时美国所主导的自由市场经济的精神,算是成功的,但是应该说不能算原创。

   接着,二战之后哈佛大学当时最有名的、最有影响的阿尔文·汉森教授,把凯恩斯主义引到了美国,美国这么强大的经济体还要到英国去学凯恩斯主义,思想还是落后。

   他的学生保罗·萨缪尔森跑到麻省理工学院创办了经济系,技术层面非常强大,建立了现代整个经济学的技术体系。严格意义上来讲,他是一个技术上的先驱者,并不是思想的领先者。他是把凯恩斯主义跟自由市场经济混在一团,叫古典综合理论。

   还有一位是萨缪尔森的侄儿萨默斯,当过美国财政部部长,后来又当过哈佛大学校长,以前是为自由贸易摇旗呐喊,最近一段时间开始转向,说自由贸易对美国不一定是好事。

   坦率地说,美国搞经济学的人多,技术完备,非常强大,但是思想层面有点土,重大思想都是来自于欧洲的,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卡尔·马克思,还有后来的熊彼特等。美国技术层面非常强大,但经济学的思想其实是落后的。

   最悲情的故事是日本。日本人将近三十年的经济衰退怎么来的?我认为是经济学没搞好。

   日本人非常勤奋,技术上精益求精,做一个汽车、做一个产品,几十年如一日,但经济学不是这么玩的。日本人的缺点是什么呢?一是学外语太慢了、嘴笨,中国人总的来说学外语比日本人快一点。二是思想层面,没有学到西方的精髓,没有创新。

   这么多年日本的财政部、央行找不出几个能够跟美国人吵架的,在理论上能够讲得圆的高级学者或者官员。日本财政部里面的博士非常少,这么多年一碰到汇率问题、货币政策问题、具体的体制问题,包括日本特殊体制问题,他们讲不清楚。

   例如,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最倒霉的是日本,因为日本借了很多钱给东南亚国家,日本非常希望东南亚国家能够缓一口气,然后把这个钱还回来。日本人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钱不够,我们出钱搞一个亚洲货币基金来营救那些陷入金融危机的国家,把他们扶起来之后给我还钱,就像美国扶持墨西哥一样。美国人说不行,一定要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一步伐行动,日本人什么都不敢讲。

   所以,中国未来到2035年、2050年的发展,不光要解决具体问题,而且要把中国的理论讲出来。为什么我们要市场跟政府同时使劲?过去我们成功的经验是什么?未来为什么要坚持这些经验?为什么今天的美国、欧洲会出问题?要把这个理论上讲清楚,讲不清楚一定会吃亏,这是我们的责任。

   中国的经济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走过了漫长道路。严复第一个翻译《国富论》,是一百多年前。后来王亚南先生翻译了《资本论》,他除了去过日本外没有去过其他国家。再后来孙冶方先生,在苏联留学学的《资本论》,回来倡导要运用价值规律、运用市场规律,要发展经济。

   此外,还有开辟了中国现代社会学的潘光旦先生、搞经济学的陈岱孙老先生、中国人口学的奠基者陈达老先生等,大多是南方人,并不是说北方人学不好经济学,而是因为中国很多的市场经济发展是从南方开始的,社会学很多的分支、很多社会现象是从南方开始的。

   今天,我们遇到了好时代,需要发扬光大中国的现代科学,包括社会科学、人文学科,我们的使命是推动中国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理论的创新。为了迎接 2035年、2050年美好宏图的到来,我们要有使命感,要勇于创新,中国的经济学、中国的社会科学发展,我们责无旁贷。

  

   李稻葵,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任,经济管理学院Freeman经济学讲席教授,全国政协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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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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