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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崇胜 余扬:制度变革与制度执行:中国“后半程”现代化的实现机制

更新时间:2018-01-04 10:46:43
作者: 虞崇胜 (进入专栏)   余扬  

  

   内容提要: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为界,可以将中国的现代化划分为侧重点不同的两个“半程”。“前半程”主要围绕经济社会发展而展开,而“后半程”则聚焦制度的变革与完善。中国“后半程”现代化的主要任务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人民幸福安康、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而要顺利完成这一伟大的历史任务,就必须紧紧抓住制度变革和制度执行这两个中心环节。在一定意义上讲,制度变革是中国“后半程”现代化的动力机制,制度执行是中国“后半程”现代化的保障机制。

   关 键 词:全面现代化/制度变革/制度执行/“后半程”现代化/实现机制

   标题注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理论、路径和机制研究”(12AZZ001)。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我国下一阶段的主要发展议程将围绕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而展开。这一战略目标的提出将中国的全面现代化建设推入一段新的征程,由此可以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划分为侧重点不同的两个“半程”。从国家发展的维度来看,“前半程”现代化注重农业、工业、国防和科技的现代化,即经济社会的现代化,而“后半程”现代化则将聚焦于国家制度与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进一步来说,“后半程”的制度现代化是为了解决由“前半程”现代化所诱发的各种社会问题的全面深化改革策略,同时也是中国实现全面现代化的重大国家战略,必将成为中国现代化历史上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伟大历程。

  

   一、两个“半程”——中国全面现代化的必经历程

   2014年2月17日,习近平在省部级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讲话时指出,“从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看,我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前半程已经走过了,前半程我们的主要历史任务是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改革,现在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后半程,我们的主要历史任务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①。从政治制度发展的角度将我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分为两个“半程”,不仅为我国后期的国家发展与社会主义建设指明了方向,同时也是对我国社会主义整体制度发展现状的一个精准定位。而从全面现代化的角度审视中国的发展历程,当下中国不仅仅处于制度变革由“上半程”转入“下半程”的时间节点,同时也处于全面现代化由“上半程”走向“下半程”的历史节点。

   20世纪50年代,基于百废待兴的发展状况,我国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国家战略。但是,不管是农业、工业、国防还是科技的现代化,都是围绕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而展开的现代化,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更是将国家发展战略的重心明确转移到经济发展上来,这造成中国当下经济社会发展速度明显快于制度的完善速度。但是全面的现代化意味着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全面协调的发展,所以现代化的变革过程并非简单而短暂的过程,而是一个复杂并持久的过程。正如罗兹曼所提醒我们的:“现代化是人类历史上最剧烈、最深远并且显然是无可避免的一场社会变革……最好把现代化看作是涉及社会各个层面的一种过程”②。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现状,由于其存在制度完善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均衡问题,只能称为“半程现代化”。“前半程”现代化主要围绕经济社会发展而展开,而“后半程”现代化则应该聚焦制度的变革与完善。

   从近年来中国的现代化发展脉络来看,不难发现其最明显的特点就是从经济社会现代化着手,从而带动制度的革新。虽然与西方传统的由制度的完善和构建推动社会各个领域发展的途径不同,但是这是基于中国的国情所选择的发展道路,中国也以经济与社会的快速发展证明了这条现代化道路的合理性。从相反的角度来看,一些国家如印度,只是在制度上进行所谓的“同构模仿”,复制发达国家制度的外在形式,这样的选择既没有使制度发挥良好的作用也没有带来经济社会的快速进步。这也从反面证明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方向并没有错,先进行经济社会的现代化建设,辅以制度的完善是符合中国实际发展状况的抉择,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此种发展路径所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正如习近平所提醒的,当前我国发展面临一系列突出的矛盾和挑战,前进道路上还有不少困难和问题。比如: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社会矛盾明显增多,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住房、生态环境、食品药品安全、安全生产、社会治安、执法司法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较多,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问题突出,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等等。③

   不可否认的是,这些问题的发生同经济社会发展与制度改革完善的不同步具有很大的联系,不管是社会中的教育、医疗、食品安全问题还是政府管理过程中出现的官僚主义或是腐败问题都是制度不完善和制度执行不力所造成的。也就是说,当下我国进行全面现代化最大的阻碍之一就是制度变革的滞后在某种意义上使中国的全面现代化停留在半途。这也是为什么党和国家领导人提出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甚至以“难啃的硬骨头”来形容后期改革的原因所在。可以说,中国的“后半程”制度变革是实现全面现代化的关键所在。

   在全球化背景下,不同的国家总是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轨迹:有的国家发展速度快,有的国家发展速度慢;有的国家能够在长时间内保持持续发展的态势,有的国家的发展却只是昙花一现;有的国家日益富裕繁荣,有的国家日益贫穷衰弱。对比这些国家的发展轨迹不难发现,制度是决定国家发展态势的关键性因素。而制度的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的根本保障,或许一个国家能够在没有制度建设的条件下取得短暂的进步,但纵观世界发达国家或是成功从发展中国家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国家,制度的完善是它们现代化道路上必须解决的一个根本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正处于关键的转折时期,如果处理不好制度变革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不仅前期的改革成果得不到巩固,后期的发展也会因为缺乏制度的保障而难以持续,进而使国家落入“半程现代化”陷阱,引发政治秩序的衰败与国家经济的萧条。相反,如果能够进一步深化制度改革,通过制度的完善解决当下的各种社会问题,国家将会顺利地走过现代化道路的下半程,从而通过制度的现代化来实现全面的现代化。

   总之,中国的现代化历程已经处于走过前半程而迈进后半程的关键时间节点。正如习近平所总结的,“改革开放是我们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现在改革到了一个新的重要关头,推进改革的复杂程度、敏感程度、关注程度,一点也不亚于30多年前。从某种意义上说,当前矛盾问题更加突出、利益关系更加复杂、改革任务更加繁重。虽然我们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开创了新局面,但现在又到了一个紧要关头,是一个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的历史新起点”④。

  

   二、制度变革——中国后半程现代化的动力机制

   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有什么奥秘的话,那就是坚持改革开放。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一招。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改革开放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机制。正是由于改革的不断深化,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才获得源源不断的动力,从而在短短的30多年时间内,由一个落后的东方大国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不过,中国的改革道路并非径行直遂,而是曲径通幽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和中国学者王宁通过对中国市场经济变革历程的研究发现,从1978年改革伊始到20世纪末,中国的改革基本上是一种“从边缘到中心”的经济体制改革。当时的中国,“在国家主导的改革陷入停滞之时,真正有突破性的改变却在社会主义经济的边缘暗潮涌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最为重要的发展并不发生在其中心,而是在它的边缘,在受国家控制最弱的地方。真正的改革先锋不是拥有各种特权并被奉为社会主义‘掌上明珠’的国有企业,而是那些落后的、被边缘化的群体。他们游离在政府机构和中央计划之外,在现有体制下饱受歧视。尽管如此,正是这些处在中国社会主义边缘的经济力量成就了一系列变革,将私营企业重新带回到经济体制中,并为日后的市场转型铺平了道路。在这一系列‘边缘革命’的带动之下,中国逐渐步入了现代市场经济。”⑤

   (一)中国现代化进入以制度变革为中心的关键时期

   进入21世纪特别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的改革和现代化事业才真正进入以制度变革为中心的关键时期。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激发了社会的创新活力,带来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由于制度变革的相对滞后,国家与社会又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正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所指出的:“35年来,我们用改革的办法解决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的一系列问题。同时,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会产生,制度总是需要不断完善,因而改革既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劳永逸。”⑥伴随着前半程现代化的顺利推进,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日益突出、贫富差距拉大、腐败问题严重、环境污染恶化等等都成为后半程现代化必须解决的新问题。换句话说,这也是前半程现代化建设所导致的社会环境改变对制度变革提出的新要求。正是基于这种社会的实际需要和现实要求,制度变革必须顺势再次启动新的征程,以推动中国顺利完成后半程现代化建设。

   具体来说,从当下社会所反映出的现实问题来看,全面深化制度变革最重要的是要使改革的红利落实到全体人民的头上,进一步来说,就是要解决前半程现代化进程所带来的贫富不均和社会正义问题。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而社会主义的最终走向是共产主义。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话来说,共产主义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⑦,这是一种内涵高度平等与正义的制度体系。但从目前的实际发展现状来看,对于达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我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按照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的观点来看,当下我国社会的发展离现代化社会的标准还有一段距离,因为当下社会中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未达到经济自由,更不用说比经济自由更高级的社会自由了。在森看来,衡量一个社会的发展要看社会中人民的自由程度,而自由可以区分为经济自由与社会自由,经济自由是社会自由的基础,“由于极端贫困而造成的经济不自由,会使一个人在其他形式的自由受到侵犯时成为一个弱小的牺牲品”⑧。换言之,经济自由是人民自由发展的前提性条件,而社会自由是在经济自由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这种对“自由社会”的二分法对我国深化制度改革具有一定的现实启发意义。从实际来看,中国当下的现代化使人民在经济自由和社会自由层面都或多或少地表现出不自由或无法自由的现状,从制度发展的角度来看,二者反映的实际就是利益分配制度与政治民主制度的发展问题。具体来说,由于前期改革开放我们遵循的是先富带动后富的经济发展理念,造成我国在社会财富分配问题上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问题,而由此也衍生出了不同阶层之间社会矛盾加深与人民对政府治理的不信任问题,甚至在一些部门和地区出现了“塔西佗陷阱”,就是你做得再好,老百姓也不满意。此外,当下民众的政治参与意识正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互联网技术的成熟而逐渐觉醒,与此相伴的是民众对执政党执政方式的新期待,严惩党内腐败以及民主治理成为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发展的新要求。但总的来说,目前我国最主要的问题还是分配制度无法保证对经济发展利益进行平等合理的分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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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2017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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