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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戈:论史料

更新时间:2018-01-03 20:51:34
作者: 雷戈 (进入专栏)  
但对于“什么是史料”却众口一辞,绝无异议。即使对于那些一惯坚持“史论关系”之争的二元模式的人来说,不管他们强调史料的重要性,还是强调理论的重要性,或者强调二者结合的重要性,双方对于“史料是什么”这个问题的理解还是完全相同的。这就是说,史料在历史学的体系中,向来不具有成为一个问题的可能性。因为人们素来相信,史料就是史料,它不可能是别的什么东西。在历史学中,再也没有比史料更简单的常识了。现在,一旦我们对史料的性质作出全新的理解和判断,那么,我们也许就会发现,史料很可能是一种最为复杂的东西。至少,它决不比历史学中的其他那些貌似“重大”的理论问题[③]更容易认识。故而,我们可以据此来对许多传统观念作出一种新的思考。

   既然史料是一种语言,那么它就不对应于任何一种既定的理论模式。所以,我怀疑“史论关系”这一概念的合法性和有效性。也许,“史论”之间并不存在有什么“关系”。即,“史论关系”这一说法本身就是一种人为强加在“史论”上面的东西。我们分析史料的性质,并不是为了提高史料的地位,或强调史料对于理论的优越性,而是为了划分史料与历史的界限。史料与历史的界限包含有双重含义:不仅史料不是历史,而且史料中的内容也不是历史。这是绝对的规定。相对于这一规定,史料与理论的界限倒显得无足轻重。一旦我们把史料规定为语言,史料中的内容也不是历史就获得了一个根本性的证明。在我看来,在未来的史学研究中,很可能会产生一个类似于现代西方哲学史上的“语言学转向”的“史料学转向”。正象“语言学转向”对西方现代哲学发展起到一种划时代的革命一样,“史料学转向”对于中国未来史学发展也必将会产生深刻的影响。但我并不认为本世纪初傅斯年提出的“史学即史料学”对我们有多么大的启示和帮助。因为傅斯年对史料的性质以及史料同语言的关系并没有任何新的认识。傅斯年对史料的理解同传统没什么两样。一般人把史料视为历史研究的“基础”或“工具”,傅斯年则把史料视为历史研究的“全部”或“目的”。但这种拔高史料的作法仍然属于对历史学性质的认识,而不属于对史料性质的认识。

   正因如此,我所说的历史学中的“史料学转向”将会产生重大影响。但这种转向的目的不是试图重申“史学即史料学”的旧立场,而是力图揭示“历史学即语言学”的新本质。既然历史学是语言学,那么语言学的所有理论、方法均可适用于历史研究。这就意味着,从此以后,历史学必须要更多地关注语言学的研究、进展和特性,以此来作为研究历史的有力参照。如果说文学是一门语言的艺术的话,那么历史学就是一门语言的科学。作为语言科学,历史研究就是语言分析。这样,整理史料就成为一种语言行为。它使得历史研究的目的就在于试图说出一番有意义的话来。

  

  

   二

  

  

   史料的产生是一种无序过程,但史料的积累却是一种有序过程。一方面,史料的产生是偶然的、随机的、自然的;另一方面,史料的积累则是必然的、规范的、人为的。因为我们很难说为什么会有这条史料,而没有那条史料。但我们却可以将这条史料加以整理和分析,并将它同其他史料加以排比和归类。即,我们无权任意增加或减少史料,但我们却可以根据我们的需要来不断改变我们处理史料的手段和方法。我们不能随便创造史料或制造史料,而只能有条件有选择地解释史料和运用史料。

   同时,史料内部存在有一种规则,这种规则本身对史料构成一种有效的制约作用和普遍的评估标准。它使得某些史料看起来是比较可信的、比较真实的,某些史料看起来则是不太可信、不太真实的。但无论是比较可信的史料,还是不太可信的史料,它与历史本身都没有什么直接对应关系。所谓比较可信的史料并不等于它与历史本身之间存在有某种一致性或近似性的关系。但人们却常常误以为比较真实的史料就是反映了历史真相,或比较真实的史料就是对历史事实的真实记载,甚至,比较真实的史料差不多就可以看成是历史。

   其实,这都是不正确的认识。哪怕是再真实的史料,它与历史之间也不存在有这种关系。真实的史料仍然是史料,而永远不是历史。这就好比一幅画,画得再像,也只是一幅画,而不是所画的那个对象。一篇小说对某个历史事件描写得再逼真、细致,也不等于就是所描写的那个历史事件。所以,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因为某种史料真实而将其视为历史。

   可是,判断史料真实还是不真实的标准又是什么呢?换言之,我们凭什么说某种史料是真实的,而某种史料是不真实的呢?从习惯上看,似乎存在有这样一个不言自明的逻辑程序。即,人们之所以认为某种史料是真实的,只是因为人们相信某种史料反映了历史真相。如果进一步追问的话,人们为什么会相信某种史料反映了历史真相呢?人们的解释则是:这是由历史事实本身来作出证明的,即历史事实本身能够证明某种史料是真实的,也就是说,历史事实本身能够证明某种史料确实真实地记载了历史真相。显而易见,这种解释是一种非常普遍的说法。可是,这里面却存在有一个问题,这就是:难道历史过程本身不是早已消失了吗?消失了的历史过程又怎么能够来证实现有史料的真伪与否呢?已不存在的历史怎么能证明现有史料的真与假呢?况且,难道历史过程不是还有待于通过史料分析而去加以确认和证实的东西吗?难道历史事实不是只有通过史料分析才能得到确认和证实的东西吗?为什么有待于史料去加以确认和证实的历史事实反而又成了来对史料真伪作出鉴别的根据了呢?这岂不是犯了逻辑上的倒果为因的错误了吗?起码也属于循环论证的拙劣把戏。

   一方面,人们要通过史料去证实消失了的历史事实;另一方面,人们又要根据消失了的历史事实来判定史料的真伪。由此看来,这种循环论证实在说明不了任何问题。故而,我们可以断定,不能用“历史事实”、“历史过程”、“历史实际”这类似有非有、似实若虚的东西来判断史料的真伪。即,历史事实不能成为判断史料真伪的证据。这就是说,史料真伪与历史事实本身无关。故而,史料真伪必须由另外一套规则来判定。这套规则与历史本身无关,它仅仅属于史料内部的事情。这就好比语法体系与生活习惯和事物状态没有什么关系一样。所以,史料真伪仅仅属于史料内部的事情。无论是真还是伪,都只能由史料本身的基本规则来判定。这就是说,无论是真史料还是假史料,都仅仅在史料内部有效,它总体性地受制于史料自身的规则约束。因而,不管是真实的史料还是不真实的史料,都不是相对于历史而言的东西,它在历史意义上无效,它仅仅相对于史料本身才能成立,它仅仅在史料意义上才是有效的。更何况,史料是无所指的语言符号,这样,史料的真伪之间的差别并不十分重要。至少不像象我们以前所想象得那么重要。[④]故而,不论是真史料还是假史料,对于认识历史的本质来说,关系都不大。真实的史料并不等于它可以接近历史的本质,或显示了历史的本质;不真实的史料也不等于它就远离历史的本质,或不能显示出历史的本质。因为历史本质、历史真相属于历史本体论的范畴,它决非史料所能说得清。史料就只能说史料自己所能说的话。对于历史,史料只能沉默。

   既然史料与历史无关,那么,为什么还会有史料这种东西呢?这便涉及到人们的一个普遍心理习惯。关于史料,人们向来有这样一个不证自明的假设:凡史料皆为反映历史事实之记载。不管是正确反映、真实反映,还是错误反映、虚假反映,史料之为史料,都是对历史之反映,也只能是对历史之反映。但问题是:我们何以知道史料必会反映历史事实?因为历史毕竟不复存在了。既然如此,人们却又轻率地认为史料肯定反映了历史,否则,它就不足以称之为史料,或,它就不是史料。但这只是一种浅薄的常识性推理,它根本解释不了我们这里所提出来的的理论问题。我们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史料从外(形式)到里(内容),都不是历史。

   当我们说“史料”这个词时,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严格区分出了“形式”与“内容”呢?当我们说“史料”这个词时,是否把它作为一个“整体”,既包括“形式”又包括“内容”来指称呢?我想,大多数人都没有非常清楚地意识到:当我们说“史料不是历史”时,恰恰也是指史料中的内容同样不是历史。大多数人之所以缺乏这个思想意识,是因为他们习惯于把史料作了二元区分,即史料的形式和史料的内容。他们认为:从形式上看,史料是人们用文字写下来的东西,它当然不是活生生的历史过程本身;但从内容上看,它又反映和记录了真实的历史进程,故而又是历史。显然,这种二元区分只是习惯性的看法,它并没有多少可靠的理性根据。因为史料作为一个整体,它固然可以有形式与内容之分,但这种区分却不应该有如此悬殊的结果。形式上不是历史,内容上却是历史。这是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的。

   说来也奇怪,尽管这确实说不过去,可事实上,人们却几乎是无一例外地基于这种形式与内容上的二分模式去看待史料的,并进而基于此而去看待“历史的客观性”、“历史的真实性”以及“历史学的客观性”、“历史学的科学性”这些重大问题的。

   所谓“历史的客观性”和“历史的真实性”,不外乎是指“史料里记载过这件事”,或“史料中就是这么说的”。所谓“历史学的客观性”和“历史学的科学性”,不外乎是指“有史料为证”,或“从史料出发”。从这种理解来看,人们说的都是史料的内容而非史料的形式。但史料的形式与内容是不能被截然分开的。这样一来,史料的属性就必须被重新定位。而这种定位所涉及到的问题之多,又确实出乎人们的意料。以至于,史料的属性问题有可能成为一个直接改变历史学的根本性质的基础问题。

   人们太自信了,同时,也太幼稚了,至今他们仍没意识到,甚至他们仍不愿相信自己竟然会在史料的属性问题上出现失误和偏差。他们从没想到有朝一日史料的属性竟然也会成为骇人听闻的问题。

   既然历史早已消失,不复存在,那么我们又如何能够断定史料符合历史,或史料不符合历史呢?既然无法断定,我们所说的“历史的客观性”、“历史的真实性”以及“历史研究的客观性”、“历史研究的科学性”究竟又是什么意见呢?这些问题难道不值得深思吗?

   其实,从我们的角度看,这里面存在有一个循环,即:历史的客观性是因为史料记载了它;而史料的真实性又是因为它记载了历史。如此一来,循环就形成了。而问题的实质同时也被掩盖起来了。因为,既然历史已经过去,它的客观性就不能由史料来作证,不能由史料是否记载它,或是否真实地记载它来得到证明;同时,既然历史已经过去,那它也就无法为史料的真实性和客观性作证。所以,不论是历史的客观性还是史料的真实性,本质上,都只能归结于史料存在着这一点。史料虽然存在,但它却不能证明历史的客观性,它只能证明自身的客观性。但史料的客观性又是一种很特殊的客观性,它同历史的客观性绝对不是一回事。因为,相对于历史,史料只有主观性的一面(故而,史料无法证明历史的客观性);只有在史料系统内部,史料才具有客观性。换句话说,相对于历史学,史料才具有客观性。故而,历史研究的客观性不是历史意义上的客观性,而是史料意义上的客观性。史料的客观性是一种语言的客观性。故而,历史研究的客观性实际上就是运用史料的规范性,即语言游戏的规则性。

对于历史而言,史料是主观的;对于历史学而言,史料又是客观的。或者说,史料先是主观的,后又是客观的。这是史料自身所具有的主客观二重性。历史学所说的“历史是客观的”,在决定性的程度上,其实是指史料的客观性。但史料的客观性同历史的客观性并不是一回事(因为史料只是一套无所指的语言符号)。二者不是同一个层面上的客观性。具体说来,历史的客观性是本体论层面的客观性,史料的客观性是认识论层面的客观性。所谓本体论层面的客观性,是说,它在任何时候都是绝对客观的。所谓认识论层面的客观性,是说,它只有在认识活动中,并相对于认识主体而言,才是客观的。这就是说,本体论的客观性是绝对的、无条件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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