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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戈:历史感思辨

更新时间:2018-01-02 10:44:21
作者: 雷戈 (进入专栏)  
首先,如上所说,《六经》(已经完全借喻化的《六经》)作为理解历史的不同方式,并不构成各个不同的学科,因为文学、道德、政治并不分属于某种学科,所以,它们之间所需要的某种统一性的洞见视域并不能构成某种学科间的“跨学科合作”。因为,历史学家习惯上所说的跨学科方向只是指史学同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自然科学等之间在理论、方法、观点上的相互借鉴、学习和参照。所以,“六经皆史”所需要并展示的是一种基于内在的历史感的洞见视域而对历史作出的独特把握,而不是相互之间的跨学科研究。其次,“六经皆史”基于自己不同的把握方式,它并不需要在理解历史时必须具备某种历史观,比如,以哲学方式去理解历史时需要的只是某种哲学观,以文学方式去理解历史时需要的只是某种文学观,以道德方式去理解历史时需要的只是某种道德观,以政治方式去理解历史时需要的只是某种政治观。而哲学观、文学观、道德观、政治观显然并不等于历史观。所以,“六经皆史”对历史的理解方式并不依赖于历史观才能成立。相反,只有凭借历史感才能对历史进行“六经皆史”式的理解。显然,对于“六经皆史”式的理解方式来说

   ,历史感是必不可少的,历史观则是可有可无的。诚然,史学可能需要历史观。但问题在于,在“六经皆史”式的理解境域中,史学并不是自足的、孤立的、封闭的,故而,史学对历史观的需求也不是绝对的、本源的、决定性的。史学也可以不要历史观。史学更可以拒绝某一家特定的历史观。在“六经皆史”式的理解领域中,历史观没有任何特权可言。历史观只是一个很偶然的因素,它只能以一种个别的方式存在于“六经皆史”的理解结构中,并时而穿插于其间。所以,历史观的作用非常有限。即使史学需要历史观(而不仅仅是指需要某一家特定或钦定的历史观),它也必须受制于“六经皆史”式的总体性理解结构,而把历史观置于历史感的基础之上,即把历史感确定为历史观的内在基础。因为哲学、文学、政治、道德在理解历史时,虽然不必遵守某家历史观,但它们却必须具备历史感。

   总之,历史感是理解历史所必需的,更是历史学所必需的,但却是历史学所缺乏的。原因在于,历史感并不是历史学本身所固有的东西。本质上,历史感有别于历史学并内在于历史学。正是基于历史感对历史的洞见,我才提出必须超史学。但在现代条件下,超史学虽然越来越成为必然,但同时也越来越成为不可能。现代史学有三个特点:(一)在传授方式上是学院式的;(二)在表现方式上是杂志式的;(三)在史家的生存方式上是体制式的。换言之,现代史学既是一种学院史学,又是一种杂志史学,还是一种体制史学。而这三样东西没有一种能够真正容纳历史感。这样,我们就必须到历史学之外去寻找历史感,进而再凭借历史学之外的历史感来克服历史学的先天局限,给历史学注入发展的活力,使历史学能够超越自身的职业局限,而对历史作出真正富有洞察力的理解和把握。当然,史学在超越自身局限之后,仍然还是史学。但这时它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史学,而是一种全新性质和内涵的史学,即真正的新史学。新史学是一种充满思想创造力的史学。形式上,新史学是史学超越自身局限的直接结果;实质上,新史学恰恰是在历史感的基础上实现了史学的自我超越,即正是历史感推动历史学实现了对自身局限的超越,从而诞生出了新史学。

  

   四、在史料之外

  

   首先,我想在此提出一个问题:古往今来有哪一个历史学家不是通过研究史料来证明自己是在研究历史?这个问题可以引伸出两点:抽象说,谁都知道史料不是历史;可一旦具体到某一条具体的史料,人们却又无不认为这就是历史。为什么?

   在我看来,这就是“史料癖”。史料癖的特点是:把历史与史料的关系搞成一种诡辩式的东西。时而说史料不是历史,时而又说史料就是历史。这是搞历史的人都熟悉乃至熟能生巧的一套聪明把戏,它也可以说是一种历史学家所特有的职业魔术或职业变戏法。正因如此,搞历史的人大都习以为常地认为历史感来源于历史知识,甚至来源于史料。坦率说,把历史感误解为史料癖,正是一种不折不扣的职业偏见。

   有史料癖的人大都采取这种“一分为二”的证明方式:形式上,史料不是历史;内容上,史料是历史。所谓形式上,是说,史料毕竟只是写在纸面上的东西;[①]所谓内容上,是说,史料毕竟记载了历史的内容。

   这种“二分法”的好处是:它面面俱到地解释了史料的常识性特征。即,史料具有两面性:史料形式上不是历史,内容上是历史。但这种解释却存在有一个致命的漏洞,即它是基于一种非常偶然性的判断。对于这种纯粹偶然性的判断,我们不妨借助以下几个比喻来加以理解。其一,我们可以说钱包不是钱,但钱包里面装着钱;其二,我们也可以说茶杯不是水,但茶杯里面的东西是水;其三,我们还可以说婚姻不等于爱情,但婚姻包含爱情的内容,或婚姻体现着爱情。显然,这三种比喻之所以可能都是立足于纯粹偶然性的判断。比如,谁能证明钱包里装的一定是钱,而不是废纸、证件或其他别的什么东西;谁能证明茶杯里装的一定是水,而不是墨汁、酱油、醋或沙子、泥块、石子等乱七八糟的东西;谁能证明婚姻里面一定包含着爱情,而不是利益、欲望、野心、贪婪、阴谋等等。况且,更大的可能是:钱包里空空如也,什么都没有装;茶杯里面空空荡荡,一无所有;婚姻也是阴差阳错,莫名其妙。

   而所有这些才是真正的必然。只有基于这种必然的判断,对问题的分析才会有思想的深度和理论的力量。也就是说,我们无论如何无法以逻辑的方式证明史料在形式上不是历史,在内容上一定或必然是历史。即,史料的两重性在逻辑上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它缺乏一种必然性的证明。本质上,它只是出自于一种经验性虚构和常识性想像。它更多地是一种不加思索的假定、推测和臆说,而不是一种深思熟虑的分析、证明和确认。

   既然证明史料的两重性不具有必然性的逻辑根据,我们就不能依据这种二分法来思考史料的基本性质。我们的判断是:史料的两重性是一种莫须有的虚构,根本不能成立。这就是说,史料作为一个整体,根本不存在有这种形式与内容的僵硬对立。史料只是史料。史料就是史料。史料在形式上固然不是历史,但史料在内容上同样也不是历史。即,史料与历史没有什么关系。既然如此,史料又是什么呢?这就导出我们的观点:史料不是别的什么东西,仅仅是一种自足的语言符号体系。作为一种语言符号体系,人们(主要是历史学家)可以用它来相互对话、沟通并用以说明自以为重要和有价值的历史问题。在这个基础上,史料形成了它自身内部的一整套技术规则,比如“一手史料”、“孤证不立”、史料真伪的鉴别以及关于史料“真实性”的判断标准。[②]

   在这里,最关键的是如何判定史料的“真实”与“虚假”、“可信”与“不可信”。人们也许会说既然史料的内容不是历史,又如何判断史料究竟是真还是假?显然,这种说法是把历史实际作为判断史料真伪的标准。但问题是,历史实际早已不复存在,我们又怎么能依据不复存在的历史实际来为现存的史料真伪作出判定?事实上,我们必须承认,真正能对史料真伪作出判断的根本不是什么历史实际,而是史料本身。也就是说,正是史料自身在对自身真伪作出证明。在这一过程中,历史实际根本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因为它根本不可能起到任何作用。但人们在心理上总存在有一种想当然的幼稚幻觉,认为历史实际虽已不复存在,却仍然能够为史料的真伪作出证明。这实在荒谬。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它一直统治着人们的历史思维和史学观念。

   既然史料真伪不能靠历史实际来证明,只能靠史料自身来证明,这就构成了史料内部的自我阐释机制和自我印证规则。它构成史料内部无限的自我循环。基于这种规则和机制,史料可以对自身的真伪作出证明。这种证明的根据就是“无歧义性”或“一致性”原则。也就是说,某种史料之所以被认为是“真实的”、“可信的”、“准确的”,仅仅是因为它有可能得到其他某些史料的支持和证明,从而能够满足或近似地满足史料内部的“无歧义性”或“一致性”要求。这既确立了“孤证不立”的原则,同时,又将那些彼此矛盾、前后抵牾的史料(即不能符合“无歧义性”或“一致性”要求的史料)视为“不真实的”、“不可信的”、“不准确的”。由此可见,绝对不能把史料的“真实”、“可信”理解为历史实际上的“真实”、“客观”。二者既不是一回事,也没有什么关系。既不能把史料的“真”视为历史的“真”,也不能依据历史的“真”去判定史料的“真”。所以,即使史料中记载的内容“真实”、“准确”、“可信”,它仍然不等于历史。即使史料记载“符合”历史实际(实际上这是绝对不可证实的虚妄假设),我们也不能轻言它“就是”历史。

   理由仅仅在于:这纯属史料内部的事情。明白这一点,我们就会懂得史料作为语言对我们究竟意味着什么了。史料是语言,这就意味着,我们研究历史只是在同语言打交道。而语言是不可能产生出历史感的。虽然,考据史料可以得到某些历史知识,分析史料可以获得某些历史观点,但这些均无助于历史感的产生。因为历史感是对历史本身的深刻洞见,它只能产生于历史本身,而不可能产生于史料,它对史料永远具有一种内在的超越性。正象一个人不会说话,但照样可以有思想一样;一个人不研读史料,但照样可以有历史感。

   在某种意义上,使一个人成为历史学家的决定性证据是历史感,而不是史料。我们不妨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一个人在研读史料之前能否成为一个历史学家?如果不能,那么,一个普通人是不会对史料发生兴趣并去研读史料的。而史料对于普通人也根本不成其为史料。如果能,那就意味着使人成为历史学家的决定性因素不是史料,而是历史感。只有历史感能够使一个人成为真正的历史学家。只有历史感能使历史学家成为可能。只有历史感能使历史学家诞生。只有历史感能创造出历史学家。只有历史感能创造出为历史所需要的并且足以不朽的伟大历史学家。显然,这种历史感只能来自于作为现实的历史本身。历史学家只有在对历史本身有所洞见之后才去研读史料,从而进一步提出自己的问题,验证自己的思想,建构自己的体系。所以,历史学家之为历史学家既不产生于史料,也不终止于史料。他必须凭借历史感而对历史本身进行思考。

      历史是历史学家的存在境域,历史感是历史学家的存在本质,史料是历史学家的存在形式。凭借历史感,历史学家得以有意义地存在;凭借史料,历史学家得以有意义地言说。历史感的洞见象闪电一样穿透史料,并照亮了史料中间的一切幽深角落和暧昧之处。同时,它也使历史本身变得澄明起来。本质上,历史的澄明就在于历史感的洞见之中。历史感始终召唤着历史学家去理解历史。历史感以其特有的魅力永恒地昭示着人们:少说史料,多看历史。

  

   五、在历史之中

  

      从根本上说,历史感的问题本真地涉及到历史为何的问题。人们之所以在历史感问题上蒙昧不明、执迷不悟,就是因为他们固执于习俗的历史观,即不把历史理解为现实。[③]历史作为现实,是我们每天都必须面对并与之打交道的东西。这样,历史就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境遇。这种境遇就是在场性。所以在场性包含三个意思:第一、我在场;第二、我与历史同在;第三、任何历史都与我有关。所以,在场性有其严格规定。比如,这种情况就不能视为在场性:我在马路上亲眼目睹了一场意外的车祸。尽管我在事故现场,但它却与我无关。但另外一种情形就可视为在场性,比如:我在银行突然遭遇到了一场可怕的抢劫。我虽然不在被抢劫的对象之列,但我却被迫卷入了一场被抢劫的危险事态。所以,它与我具有一种相关性。

显然,历史作为现实就对人们构成了一种在场性。它暗示出:每个人都不可能事不关已高高挂起地置身于历史之外。每个人都是历史的在场者。历史的每一部分都与每个人息息相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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