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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戈:“史德”新论

更新时间:2018-01-01 22:37:49
作者: 雷戈 (进入专栏)  

  

   章氏将史德标识为心术。而将心术特意标出,视为作史必备,早在元人已有此自觉。《元史·揭傒斯传》云,“诏修辽、金、宋三史,傒斯与为总裁官。丞相问:‘修史以何为本?’曰:‘用人为本。有学问文章而不知史事者,不可与;有学问文章知史事而心术不正者,不可与。用人之道,又当以心术为本也。’”这里的“学问文章”显然不能解释为史学史才,否则“史事”绝不可解。因为无论如何“史事”不是史识。所以合理的理解是,“学问文章”属文人,“史事”属史家。从上下文看,虽不排除文人亦须有“心术”,但与史家关系实莫大焉。其话语逻辑的层层递进尤为彰显出史家“心术”之特异性。其所隐含章氏史德之脉络已清晰可辨。[⑥]

   章氏论史德,处处以良史之心术区别于文人之见识。这点足以标明,史德绝非源于史识。在某种意义上,史识类似现在人所说的观点、理论,史德则类似于现在人所说的立场、态度。套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有了正确的理论也不一定能得出科学的结论,关键还要有一个正确的立场。章学诚把史德规定为“心术”,其实也是这个意思。因为史识人人皆有,但是否合乎圣人道统,关键还在于有无史德。因为即便大逆不道的谬论,也往往能自成一家之说。不过,在章学诚看来,心术不正的人并不是史德所要重点关心的问题。“秽史者所以自秽,谤书者所以自谤,素行为人所羞,文辞何足取重。魏收之矫诬,沈约之阴恶,读其书者,先不信其人,其患未至于甚也。”[1](卷3,内篇3,《史德》)这就是说,人品不好的人并不等于他就没有一点才学,但由于其德其行不足为训,故而其学其说也就难以取信于人。相反,倒是那些正人君子的心术更值得关心。“所患夫心术者,谓其有君子之心,而所养未底于粹也。夫有君子之心,而所养未粹,大贤以下,所不能免也。” [1](卷3,内篇3,《史德》)即便是正人君子,由于修养不够,史德也会不纯。这才是最值得忧虑的。

   要想提高修养,“欲为良史”,就必须“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也。尽其天而不益以人,虽未能至,苟允知之,亦足以称著述者之心术矣”。章学诚在这里将心术直接扯到天人关系上。而天人之际又极端微妙而玄虚。章学诚自己也觉得颇为棘手,“然而心术不可不虑者,则以天与人参,其端甚微,非是区区之明所可恃也。”[1](卷3,内篇3,《史德》)惟有区分天人,[⑦]才能辨明心术。

   气合于理,天也;气能违理以自用,人也。情本于性,天也;情能汩性以自恣,人也。史之义出于天,而史之文,不能不藉人力以成之。人有阴阳之患,而史文即忤于大道之公,其所感召者微也。……阴阳伏沴之患,乘于血气而入于心知,其中默运潜移,似公而实逞于私,似天而实蔽于人,发为文辞,至于害义而违道,其人犹不自知也。故曰心术不可不惧也。[1](卷3,内篇3,《史德》)

   这里可以看出章学诚一个很重要的思想,这就是:心术源于天人。与此相印证的是《原道》、《原学》诸篇。[⑧]它似乎提示我们:天人之际在于原道。

   道之大原出于天,……天地生人,斯有道矣,而未形也。三人居室,而道形矣,犹未著也。人有什伍而至百千,一室所不能容,部别班分,而道著矣。仁义忠孝之名,刑政礼乐之制,皆其不得已而后起者也。

   ……

   道有自然,圣人有不得不然,……道无所为而自然,圣人有所见而不得不然也。圣人有所见,故不得不然;众人无所见,则不知其然而然。孰为近道?曰:不知其然而然,即道也。非无所见也,不可见也。不得不然者,圣人所以合乎道,非可即以为道也。圣人求道,道无可见,即众人之不知其然而然,圣人所藉以见道者也。故不知其然而然,一阴一阳之迹也。学于圣人,斯为贤人。学于贤人,斯为君子。学于众人,斯为圣人。非众可学也,求道必于一阴一阳之迹也。[1](卷2,内篇2,《原道上》)

   这段话起码包含这样几层意思:第一,道具自然性。道非人力所为,更非圣人所为。第二,道具优先性。道非一般之“道德”,相反,“道德”却因道而成其为“道德”。第三,道具本体性。道为“刑政礼乐”等人间制度提供根据。第四,道有形,但不可见。第五,道在众人而非圣人,即圣人无道而众人有道,故圣人须藉众人以见道。至少在得道这一点上,众人比圣人更具优先性。所以,“故欲知道者,必先知周、孔之所以为周、孔。”[1](卷2,内篇2,《原道上》)第六,圣人、《六经》、“仁义忠孝之名,刑政礼乐之制”皆为道之形,而非道之体,所以,求道之法门不在圣人,不在《六经》,不在“仁义忠孝之名,刑政礼乐之制”,而在于众人,在于自然。

   既然《六经》非道,那么结论自然就是“《六经》皆器”。“夫子述六经以训后世,亦谓先圣先王之道不可见,六经即其器之可见者也。”[1](卷2,内篇2,《原道中》)在这个基础上,章氏进一步作出分析,

   然而不知道而道存,见谓道而道亡。大道之隐也,不隐于庸愚,而隐于贤智之伦者纷纷有见也。盖官师治教合,而天下聪明范于一,故即器存道,而人心无越思。官师治教分,而聪明才智,不入于范围,则一阴一阳,入于受性之偏,而各以所见为固然,亦势也。……今云官守失传,而吾以道德明其教,则人人皆自以为道德矣。……夫道因器而显,不因人而名也。自人有谓道者,而道始因人而异其名矣。[1](卷2,内篇2,《原道中》)

   很显然,原道之道不在于《六经》,而在于《六经》之前。这个“前”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时代,它的基本特点是官师合一,治教不二。这种政治—文化体制决定了道不离器,器不离道的特性。这就是说,原道之道有两个前提:一是时间上的远古性,一是体制上的高度整合性。而这两个条件在后世都已不再完全具备。所以,无论是从哪一方面看,道都成为问题。章氏对道的认定主要在于道只能源于“一”,也即是只能有一个真正的“道”。人人论道即无所谓道,人人自名其道,实乃无道之道。可这里有一个明显的问题,那就是章氏凭什么把道器一体同政教合一硬扯在一起?难道政教合一与道器一体之间真的存在有一种必然的因果联系?政教合一意味着权力的独尊,道器一体意味着道统的独尊。章氏相信,道统的独尊只能来源于权力的独霸,独一的道统只能来源于独断的权力。据此看来,对政学二者,章氏皆无殊见,更无深思。另一方面,道器一体是一种理想说法,政教合一是一种事实认定。我们在此姑且不论道器一体这种理想是好是坏,但让人怀疑的是,能否从政教合一这种事实中抽象出道器一体这种理想?能否把道器一体这种理想落实在政教合一这种事实上?章氏不假思索地这么做,实在让人不敢放心。

   我发现,这种做法几乎是国人的习惯。先确立一个主观的理想,再去找一个客观的事实,最后依据此事实再来反证其理想之合理性。看得出,章氏对这套路数非常谙熟。从《原道》立场出发,章氏不但对诸子百家不以为然,而且对儒家内部的今古文之争、汉宋之辨也颇为反感。“训诂章句,疏解义理,考求名物,皆不足以言道也。……门径愈歧,而大道愈隐矣。”尽管如此,章氏对《六经》始终另眼相看。“道备于六经,义蕴之匿于前者,章句训诂足以发明之。事变之出于后者,六经不能言,固贵约六经之旨,而随时撰述以究大道也。”

   [1](卷2,内篇2,《原道下》)《六经》是道的最高体现。《六经》之前,求道要归结于《六经》;《六经》之后,明道须根源于《六经》。[⑨]

   至此,章氏对史德的逻辑推演已大体完成。其基本程序是:写史须有史德,史德在于心术,心术在于明天人,天人在于原道,道又折衷于孔子。这样兜了一个天大的圈子之后,章氏关于原道所说的那些有趣的想法便最终又落实到了圣人身上。而这一点本来是章氏所反对的。这样看来,章氏的思想就呈现出某种尖锐的冲突性。一方面,他极力把史德往原道上扯;另一方面,他又不得不把原道还原为道德。这就是说,说到底,史德仍为一道德而已。于是,我们便看到一种颇为怪诞的思维过程:章氏为了达到这一最终结论,花费了相当的笔墨;可一旦达到这一结论,以前所作的所有论证似乎又都变成了无用之物。章氏思路忽(形)上忽(形)下,其散漫而又通畅之语境,时时呈现暧昧之义。精微处有愚陋,高明处有庸俗。话语周圆却无独见。所以,当我们证明章氏的史德即道德时,总是很奇怪章氏为什么非要把本来很普通的一个问题说得那么复杂。在这种由切实到玄虚的思辨过程中,史德的含义被演绎并稀释得极为空旷和模糊。当我们尽可能地理顺章氏的思路时,却又会发现,他关于史德所设定的那些繁复细密的原道性论述对于准确把握他的史德概念并没有什么用处。因为他关于史德的看法最终又回到了最最一般化的道德层面上。

   所以,当章氏通过为司马迁辩护的方式阐述自己的史德内涵时,我们遗憾地发现他的思想相当平庸且陈腐。我们从章氏所提出的“史德”概念中丝毫也看不出有什么独特的史学价值。正因如此,当章学诚试图证明司马迁有史德时,[⑩]我觉得这恰恰贬低了司马迁。在章氏看来,经纬天人与诽君谤主绝对不能并存。司马迁之所以有史德,就在于他能经纬天人。如果他诽君谤主,就实属心术不正。而心术不正是不可能经纬天人的。如果因为自己身世不平而怨谤君父,那就是名教罪人。作为名教罪人绝无可能写出千古至文。而《史记》又恰恰是千古至文,这又反证司马迁没有怨谤君父。这样看来,有无史德关键在于是否诽谤君主,心术好坏关键在于是否合乎名教。于是,史德即尊君,心术即名教。史德须以君主之是非为是非,心术须以名教之标准为标准。它与刘知几所谓的“直书”须以名教为本毫无二致。如果史家必须与君主名教保持一致才算是有史德,那么这种史德并不是在给史家以尊严和自由,而恰恰使史家丧失尊严和自由。歌颂君主的史书写出来了,宣扬名教的史书编出来了,可真正的史家却消失了,真正意义上的历史研究却不复存在了。因为说到底,历史学是不能没有批判性和独立性的。而批判性和独立性恰恰是章氏这种名教式史德所无法包容的。所以,问题不在于史家是否应该有史德,而在于史家必须有一种什么性质的史德。但这一问题并不需要章学诚来替我们思考。它与章学诚无关。它仅仅构成了我们的思想视域。

  

  

   三   新史德之内涵

  

  

   章学诚把“史德”归结于“心术”和“名教”而要求史家必须无条件认同。章氏所谓的史德虽然只是传统道德的另一种说法,但相对于史家,史德却似乎变得更为具体一些了。尽管章氏本人把史德看得很高,但对史家之为史家却并无多少价值。章氏所赋予史德的陈腐性内涵和保守性取向注定了史德非但不能开启史家的心灵,反而只能窒息史家的思想。章氏把史德说成是“心术”,但此心术却只是对名教的认同心态。这与我所倡导的“新史德”大不相同。

   旧史德是要求史家应该说什么,新史德是要求史家有权说什么。旧史德关心的是史家责任和个人道德,新史德关心的是史家权利和公众道义。简言之,章学诚的“史德”是一个封闭性概念,它主要是对史家的职业性要求,它最多只涉及到一些对统治伦理的维护和承诺。而“新史德”则是一个开放性范畴,它更多地要求史家对公众和社会承担一种必要的责任。这种责任的内涵不在于轻易认同什么,而在于严肃质疑什么。所以,它不是一种单纯的使命感或致用性要求,而主要是一种超越性意向。这种超越性意向的对象并不是国家、政治、民族,而是社会、人类和个人。本质上,它包含有一种明确的道义性。

必须再强调一句:新史德的本质不是道德,而是道义。相形之下,章学诚所说的“史德”纯然为一狭隘的道德概念。他把“史德”理解为史家和史书必须去维护某种道德礼教,即把历史研究道德化。新史德则不是这样,而且还坚决反对这种做法。新史德绝不把道德作为先验律令,绝不把历史研究当成道德的工具,绝不把道德作为评价历史人物的最高标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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